饮水思源忆弢师

受权再发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1年8月3日发布(第28120篇)

【按：本文写于1992年3月，收入《唐弢先生纪念集》第352-353页，199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黄安年博客2011年4月11日发布。《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02日 13版整版发表冷川文：《唐弢：站在历史当口，探索中国学术道路》。文章谈到：1961年，周扬受命主抓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是重中之重，唐弢及其团队的骨干成员无疑是最受信任的人选。无论是何其芳，还是唐弢本人，在经过短暂的踌躇后，他们的党性原则使其坚决转向了作为文科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诚如较早从事学科史研究的黄修己所言，为了编好这套教材，国家投入的力量是空前绝后的。唐弢为该书的主编，此前有文学史编写实绩的王瑶、刘绶松、刘泮溪等人悉数参与，而参加此书撰写的中青年学者，如北师大的李文保、杨占升、张恩和、蔡清富、吕启祥、陈子艾、王德宽，文学所的樊骏、路坎、吴子敏、许志英、徐廼翔，北大的严家炎，厦大的万平近以及华中师院的黄曼君等，多在日后成为该学科的关键人物。教材要求的是知识性与稳定性，它不必是最具探索性、先锋性的，但必须扎实、准确，作家作品的评价要经得住推敲，最大限度地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换言之，就著史的角度而言，这部文学史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底线，或者说是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有的“准入门槛”。

根据多位当年参与者的回忆，作为主编的唐弢与团队成员共同确立了五条编写原则：一、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防转辗因袭，以讹传讹。二、注意写出时代气氛，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在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也暂不写入书内。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尽可能采用“春秋笔法”，褒贬要从叙述中流露出来。】

***********************

        弢师去了,文界和学界又痛失一位前辈，在我,敬悼和忆念之中,更夹杂着几许感愧。

      我是一个从现代文学学术阵地上落荒而走的人，至今想来，愧对弢师的指引和教诲；然而即便如此, 弢师的引领于我举足轻重，可以说使我终身受益。

还在60年代之初, 弢师主持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成员老中青都有,青年之中,我是最幼稚的一个，对现代文学仅略知皮毛。记得第一次随师大中文系陈灿同志造访，其时弢师调京不久,住“铁一号”人大宿舍，一见之下, 弢师风趣地说,“还是小辫子姑娘嘛！”我很惶恐，的确，以我的浅陋无知要师从唐弢这样的学者是不及格的。然而象所有胸襟博大的前辈一样，弢师不会嫌弃青年的幼稚，何况他是自觉地以鲁迅为榜样的!

     尽管如此,现在想来, 弢师当年对我的指导一定倍感吃力。因为我在编写组一年,无异于上了一回培训班，所谓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训练,全在学步阶段。所写的提纲之类,不必说不能用，连提意见恐怕都无从提起。在这过程中,追随弢师左右,耳濡目染，有两点于我印象最为深刻，而且历久弥新。

其一是他曾批评我写的东西“跳跃太大,看不出过程”。他说“结论固然重要,但过程往往比结论更重要,好比一个方程式，已经列出了式子,答案是否写出倒是次要的了。” 对于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往往只会记诵现成的结论，把书本和老师所教的东西生吞活剥地转贩过来硬塞给读者，而不去注意结论之所由,不去考察过程的演化，不去思索蕴含其中的方法和规律。这样一种简单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自然不可能将任何历史过程描述出来，更谈不上“论从史出”、探求规律性的东西了。当时在学术界“左”的氛围之中, 弢师十分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重过程、重材料,主张“论从史出”。稚拙如我,也受到这种学风的熏染，得到了有关写“史”的启蒙。“过程比结论重要”的箴言，于我确属对症，使我看到自身浮躁、表浅、急于求成等毛病，比较地能沉下心来读书和思考。而且，治学必先治史，史的基本方法对于我日后观察和处理问题益莫大焉。

        还有一点是关于文字工夫的。弢师总是强调写文章笔下要讲究一点,史的叙述力求平实准确,文艺评论则要讲求文采，切忌干巴巴。这里基本的一条文字要干净,不可拖泥带水，竭力将那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去掉。他有一种洁癖，连相同的字眼在邻近处出现都会感到不舒服。这些关于文字笔墨的要求，在与弢师相从的日子里,或看作是老生常谈、不以为意；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每每提笔,便不自觉地想到“文字要干净,词采宜讲求”的忠告。十多年来,我在红学领域内虽则跋涉艰难,先后也写了长长短短数十万字的东西,如果说还能被红学同行所认可，以为尚有新鲜感的话,饮水思源，实在是得益于弢师之力的。

        自从60年代中期我离开编写组、离开现代文学教学岗位以后，20多年不再有机会直接师从弢师，他的写作计划、社会活动和健康状况也不容许多所打扰,接触就更少了。最后一次见到老人家大约是1990年夏天,我和我女儿同去看望，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兴致勃勃地为我们切西瓜,问长问短,说天说地,无所拘束。

我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西瓜中腰的一圈,格外甜而多汁，至今，那清冽甘美的汁液还滋润着我的心田。     写于1992年3月

又记：

唐弢作为鲁迅的传人，看到了鲁迅批判传统的背后对传统文明的吸收，他深谙鲁迅的知识构成和文化渊源，因而对艺术学识、审美体验和文章体式有自觉的追求，努力集诗人感性与学者理性于一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于唐弢先生的治史品格和文章讲求有所领悟，上溯至鲁迅，渊源自有。

                                    2018年7月

【载《唐弢先生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收入《红楼梦会心录》商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