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启祥：悠悠岁月蓦回首

    ----中国红学会四十周年有感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1年7月30日（第28094篇）

[按:现在受权发布吕启祥（中国艺术研究院）2021年7月30日上午在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上的大会发言文字稿]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呢！

说来是一种幸运，我的后半生与《红楼梦》结缘，并在1980年中国红学会成立之时加入成为会员，直至今天，已经四十年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楼梦》是一部易于进入却难以穷尽的书。进入者之广泛、多样举世罕有其匹，欲寻幽探胜、寻津问道者不可胜数，欲寻根究底者亦不乏其人。笔者本人也是一个寻觅者，我的自选集即名曰《红楼梦寻》，意在寻味，“谁解其中味”？寻得了多少，觅得了真谛否？实在是很难说的。但寻味本身就充满魅力值得肯定，它切切实实地让人感受到《红楼梦》这部书拓展了我的人生、开阔了我的眼界、深化了我的思维；它测试人的智商，也检验人的情商。从知识层面上，它不愧百科全书之喻；从文化层面上，它浓缩了中华文化之脉；从生命层面上，它启示人以真假、正反、当下与久远、瞬间与永恒的微妙关系，悟得了生生不已、求索不息的至理大道。

由这样一部书，生出了一门学问，成立了一个学会。这里只说说学会，以回应它的四十周年。

中国红学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以学会友，以学结合，它没有级别、不须考核，看上去似乎是松散的，但却有凝聚力。它聚合了各层面、各地域的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尤其是联结了老中青几代人。

四十年来学会的成就得失自有行家来说，这里只谈谈个人的感受。学会所组织的许多会议、活动我都有幸参加，尤其是在早年（

较近的若干会议如绵阳、莱阳、辽阳、金华、大同均因故错失了），它为我打开了问学之道，接通了学术的友谊之门，令人永记不忘。

  在我心目中，学会是一座桥梁、一个平台、一条纽带，我由此结识了老一辈、同一辈和新一辈的学人，在四十周年之际，只就纵向的凝聚力讲一点故事，只能是举例言之。

先说前辈学者吧，红学老一辈著名学者很多，这里只说一件巧事。1980年去哈尔滨开第一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议（也就是在此时成立了中国红学会），正是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遇见了吴世昌先生，我和吴先生在同一车厢同一窗口下共一小桌攀谈起来啦。他似乎并没有软卧之类的专家待遇，就是在硬席车上才得见面的。印象最深的并非请教学术，而是他的天真坦诚毫无遮拦，他说“美国那个威斯康辛的会请了我，我不去，周汝昌去了；如今这个会周汝昌不来，我来了。”前辈也是凡人，他们之间的好恶恩怨我辈不参与，难得的是面对我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刚与红学沾边的年轻人，吴先生竟毫不见外地坦然直言，毫无城府、一派天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之后，读吴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不论是否赞同其具体的观点，但对他为人为文的态度始终保有充分的尊重和景仰。一位从牛津归国的受到周总理关切的大学者，竟如孩童一般天真，这就是吴先生。哈会归途，我与北师大邓魁英老师结伴，同路有端木蕻良夫妇和霍松林几位，老先生一路讲学（戏称卖唱），我们受惠。以后上海会议，曾和舒芜先生分在同一个小组，会上还初识了凌解放即后来的二月河。还记得一次去平湖开会，也是在火车上，王利器先生热心地教我们做罎子肉，还讲了个段子，他让研究生查“後漢書”，竟查不到，原来三个字都简化了，不认识。

凭借学会和它组织的相关活动，我有幸得识老一辈学者，上面提到的是其中接触较少的，然而初次见面就坦诚天真如吴世昌先生者，真是极其难得的。

  因学而交的同辈学友就更多里了，北京的、外地的、教学的、研究的、赠书的、赐文的，在学会牵系的学人之林中受教获益，不可胜记。这里仅举一例以见学人之谊，就是黑龙江大学的刘敬圻。她是我的同龄人，对社会人生、艺文学术常有同感，极易沟通，知己之感由此而生。我和敬圻在1980年初识，1981年济南会议同住一室，此后少有见面的机会，接触更谈不上频密。然而就在这其淡如水的交往中，我却颇为真切地读懂了她的为文和为人。就在纪念中国红学会成立三十年之际，我提交了一篇记述周遭学人的文章，其中有一节专述刘敬圻，标目为“第一朋友”，其中说最为人心仪和折服的是她的低调，这“并非故作谦虚，亦非缺少自信，而是一种清醒的睿智”。她绝不重弹时调、从不贪大求全、更不强加于人，常称自己的文章为“补说”，其实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新说，更进一层的深说，说人之未说，清新脱俗。孰料此文尚未刊出，即被她的学生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网上发现并告知了敬圻，想来我的评说是客观的得到了认可和回应，成为一段佳话。更加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近年的一件事。当时光进入到2016年，敬圻已届八十，依她本心不愿有所举动，拗不过校系师友美意，出了一本纪念性的文集，当然是学术性的，即《明清小说补论增订本》，豆绿色精装，此书竟将“第一朋友”拿来作了代序。

此举真出我意想。我想，这是对此文最高的褒奖，也是我们情谊永远的见证。由于学术、由于红学和学会这座金桥，我收获了丰厚的友谊、收获了“第一朋友”。

下面再来说说“小朋友”吧，其实他（她）们已经不小，只是结识时他（她）们还很年轻，如今正是中流砥柱，处于教学科研的第一线。需要说明的是较我年轻的一代起点远高于我，他们思想开阔，方法多元、工具先进，他们成果丰硕，是我学习和更新知识的源头活水。学界正多有这样五十岁上下的新朋旧友。接触多的故事太多无从说起，就从略吧。

这里想举一个更为年轻的小朋友作例，这就是千里之外远在贵州的郭征帆。说来也是一种缘分，我认识他是在十年前的2009年底，在一个有关红学的集会，那时他才二十多，刚结婚，是个内外皆秀的青年。此后，有联系，而他竟然持续关注我老伴的网文，深度了解我的日常和精神生活，时有心灵的回应，我怀念母亲之文竟使他不知不觉地落泪。不必说逢年节、灾变、病痛的问慰，他的关切之深细还及于我的亲友。有一次，我上海的姑父（今已故）里弄为其祝寿微信公众号被小郭发现转来，我还毫无所知呢!真是既意外又温暖。对于贵州红学，小郭会告诉我，“奶奶好，贵州红学界生态环境很好，不论资排辈，孙儿我现在也忝列会长助理。”这是2017年的事，如今郭征帆已是副会长了。他还曾送我一本《国学名著引论》，这是他所承担一门课程，十余年积累而成。该书后记有两条深深打动了我。一是出书之难，该书稿曾被北京某出版社违约弃置，作者没有也打不起官司，后记列举无暇和不愿诉讼的十个以上理由：要教学、要备课、要考核、要制作课件、要改试卷、要接待检查、要参加各种会议……。我在同情义愤之余，读出了一种辛酸和无奈，身处一线的青年教师、青年学者担子沉重，他们太不容易了。还有一点是张扬正气。该书旗帜鲜明地剔除了《弟子规》这样的封建糟粕，四十多个“勿”字训诫，怎能培养会思考、有主见、能创造的健全人格呢。国学并非良莠都可以充经典往里装的筐。说到我心里去了。质言之，我同小郭能深度沟通。

这里还想说说另一位比郭征帆年长的小友，香港的洪涛。和洪涛相识更早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其时他还是个学生，在香港大学英文系读博。香港这个城市里，家人不怎么赞成他做学术，经商从业似乎更实惠。然而洪涛毅然走上了教书做学问之路，二十多年来，他的成果接二连三，不断问世，十年前就有专著《红楼梦与诠释方法论》，近年更有新著。我无力评析他的著作，但有一点感受，就是洪涛有语言优势，视界宽阔、理路新颖，同时又立足文本，熟悉文献。他的为学为文颇有宋淇先生之风。宋淇是前辈学者，著名翻译家、红学家。洪涛的学术之路，愈走愈宽阔稳健。他所来邮件，纸短谊长。

一个看似松散的学会，就如此这般地绾结起了不同年龄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同道”吧。当然，其中的故事还很多，几十年来，为学不孤单、精神不寂寞，我是要深深感念学会的。

以上是举例言之，有多外地的北京的知心达意的友人，时念常挂，不能一一， 还有许多人许多事，说不胜说。

特别要提出的是，近一年多来，由于疫情，人们被迫隔离、封闭，大小环境对我形成了一种莫名的压抑，使人陷入深深的焦虑和抑郁。此时友谊和真情就显得极其珍贵，且不说就近来看望的朋友冒着风险，更有一种学界的真情厚意出乎我的意外。有学人竟然认真重读我九十年代以来的文章，以其开阔的视野提升当年研究的意义。仿佛是说，你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没有白费。这是一种勉励、一种开导，此前从来没有直接的交往，连话也没有当面说过！这种不离不弃有情有义之举，深深地打动了我，人间有真情，世上竟有这样纯粹的学术交谊，让人倍感温暖。归结到学会，就是那种无形的凝聚力，就是彼此间的神交心照。

学会成立之初，曾有“风向标”的美誉；以后又成为众多见解的“百家坛”；至今，《红楼梦》空前普及，年轻的读者与日俱增，研究也呈现新局，学会应当恪尽其为学术的服务精神，甘为“孺子牛”。

   所谓服务，最重要就是做好基础工作，整理一个更加完善的本子、提供一些更可靠的资料和更准确和方便使用的工具书，等等，这一代学人做了奠基性工作，但是还不够，需要继续做，代代相传，接力为之。

我们期望红学永远具备学术的品质、人文的情怀和大家气象。不论前路有怎样的风雨，天地之间红楼梦永远存在，伴它而生的红学和学人情谊也将绵延不绝。

感谢红楼梦，感谢红学，感谢大家。

                写于2020年8月、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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