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发昧念师恩

       -------敬悼郭预衡先生

授权重发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1年1月4日发布（第26731篇）

 【按：郭预衡先生（1920.11-2010-08-04）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去年11月是他的百年诞辰。为怀念郭先生，现在重发吕启祥十年的悼念文章《启蒙发昧念师恩--敬悼郭预衡先生》，写于2010年8-9月；载《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一辑第110-117页。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增订版）第519-525-398页，商务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2010年8月5日上午，我正参加在京郊凤凰岭召开的中国红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会议,台上有人正在发言,忽然，首师大段启明兄向坐在稍后两排的北师大张俊兄和我走来,俯身相告:刚收到北师大林邦君的手机短信,郭预衡先生于昨（8月4日）晚10点多钟病逝。

        我的心头为之一震。先生病重是知道的;走得这样快,这样急促，太突然了。

        就在这天上午不到9点,北师大王宁老师已给我家里打来电话,接着邓魁英老师来了电话,相继告知这一噩耗，老伴疾忙通知我,奈何我的手机不开。到了中午，汇聚上述几条从师大传来的信息,都不容置疑地迫使人接受这一事实:郭先生真的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令我倍感失落的是,原本我是有机会去望候先生的。尽管先生及其亲属不愿惊动大家，住院少有人知，当张、段两位得知后，约定在7月4日开完红学会常务理事会的当天下午，与我三人同去医院探望。不巧的是其时我因事离京，未曾与会,更错失了同去探视的机会,懊悔之余心里想着，会议一结束,我必定立即去医院……,岂料会议未完，先生已驾鹤西去,我的懊悔、遗憾永远也不能弥补了。

       这样，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就上推到今天一月底。元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去郭先生家，为的是将自己所写《润物无声----记受教于郭预衡先生的点点滴滴》一文送呈先生，该文约六千字,刊于2010年1月的《文史知识》，《文史知识》是月刊，出刊时很准时，元旦我已经收到刊物，心想必须在月底前送去。事前先生丝毫不知道我写此文,刊出后他也一无所知。送去那天我对先生说,这只是我这个老学生回顾五十年前至今受教受益的一点心得,不妥之处您指正。先生说:“你怎么写都行!这有啥要紧。”我立即意会到先生历来不计毁誉、看淡褒扬的豁达态度。看先生体力不支，精神不似往日,便立即告辞，只在过道里同师母说了几句话。不意这竟成了同郭先生的最后一面。

        当晚，我在日记里有如下记述：“访郭先生家,将《润物无声》文及去年9月所摄照片6张送去。郭先生显得憔悴，但尚清健，每天仍下楼走动。”师母说,上午经常会去师大东门附近麦当劳，因近便,今天恰巧未去,否则会扑空,以后十点左右若家中无人你可以去麦当劳碰我们。我想今天真是幸运，不仅未曾扑空，还得了可靠的“线索”。哪知“幸运”仅止一次，循此“线索”再也找不到郭先生了。

        回过头来补说一下我《润物无声》这篇小文的缘起,本意是为先生九十寿辰而写的。2009年秋，我得读先生07年出版的近著《中国散文史长篇》，该书内封的著者简介里明白无误地写着“1920年生”，提醒我明年就是先生的九十寿辰，距先生给我们上课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已过去了半个世纪。1957这一年全国高校只招了10万另几千新生，不必说现今的六百多万,即比次年大跃进的58年也少了一多半。北师大中文系57级入学120人，整体素质较好，而我则是其中起点很低的一个，盖因同学都来自名校或有多年语文教学经验,而我则来自当时偏远蛮荒的海南岛，虽则教过几年中学却是化学,同中文全不搭界,对于文学尤其是文学史之类，处于蒙昧陌生的状态。

       幸运的是入学伊始就遇到了郭先生这样的老师,一年级主课中国文学史即由郭先生执教，每周四节至第二年,刨去劳动运动,听课总时数少说也已上百。课上顿觉眼界大开,虽则吃力，但于我确有启蒙发昧、导航规正之长效。这方面在《润物无声》一文中记叙较详，此处不赘。这里只想补充强调一点,郭先生授业之所以经得住学生长久回味终生受益,其重要原因在于他教学和治学的特点是新旧兼擅、融会贯通。以旧学论,郭先生底蕴深厚，渊源有自。他1941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余嘉锡、沈兼士、赵万里、顾随、刘盼遂、孙人和、孙楷弟、储皖峰等名师，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余嘉锡先生治目录学,他协助余先生修订补充《四库提要辩证》，辅仁大学的图书馆，几乎成了郭先生的个人图书馆，遨游书海,博览群籍，奠下了扎实深厚的旧学功底。同时还被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当年考研不甚在意，四题只答了两题，陈先生说,“两题最多只能给五十分,但我给你七十分。文章好,可以中举！”说实在的，郭先生求学、积学的这些往事，几十年来我从未听他提起过,直至去年10月，在北师大校报一角不显眼的处所才发现了这一访谈实录。至于新学，先生自青年时代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他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于自觉,决非装点，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得其精髓，尤因师法鲁迅，手眼不凡。当年在“大跃进”等极左氛围下,先生的定力来自于他内外兼修、新旧俱擅的深厚学殖，也是他的教学有一种内在精神力量和远期效应的奥秘所在。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郭先生对红学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早在1963年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之际，他在北师大学报上就有《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的重要文章发表。这一期学报可称之为纪念专号。其中有钟敬文、启功诸先生的文章，钟文重在时代思想,启文专论名物风习，还有邓魁英论王熙凤、童庆炳评高续功过的专文。而正面触及和剖析《红楼梦》核心内容的文章正是郭先生这一篇,可见是重头，或谓是这整组论文的灵魂。该文从鲁迅谈“红”出发,以《红》书流行,谓“作者痴”者多,解“其中味”者少,郑重指出宝黛爱情乃是“张君瑞所不曾言，柳梦梅所不曾想的”，过往“在古典形式下的爱情描写，由于摆脱利害的考虑而出生入死,往往也能引人入胜；可是，这种爱情一旦注入了新的理想,就会放出更大的光辉,在艺术上就会产生更大的感人力量。”文章在论析宝黛爱情积极的社会意义的同时,指出人物不可能摆脱或死或亡的历史命运，并且给予当代青年以必要的警示和引导。文章所论, 今天或以为是老生常谈，其实正是颠扑不破的真知常理。

        新时期伊始，欣逢《红楼梦学刊》创办,郭预衡先生同当时的前辈、同辈和晚辈一起,参加了那次历史性的编委会。在这群贤毕至、老少咸集的盛会上,郭先生还不属于老一辈，从合影的照片（今陈列在恭王府花园的展览）可以看到,前排是沈雁冰、王昆仑等,第二排左起便是郭预衡、冯其庸，笔者恰在后排郭、冯二师间露出半头。郭、冯二位从五十年代便相识相交,郭先生年长几岁,同是当年《文学遗产》最年轻的编委。对于冯先生倡导、力行的红学事业,郭先生是支持的，不仅参加了编委会的成立大会,八十年代还不止一次参加过在京召集的编委会。《学刊》初创时期，郭先生亦曾赐稿给予支持,有《神圣的家族 爱情的悲剧》一文刊发于1980年第4期，该文写于新时期，较上述六十年代之文更开阔和开放，全文包含：一、政治小说？爱情小说？二、爱情问题?妇女问题?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四、“假使黛玉永年”…..五、一个仍然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小标题便可大致领略一种独到的也是开放的思路和简约的不乏幽默的文风。1983年在南京举行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大会,郭先生出席并作了发言。再后，先生

因主持大型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及长编,又专心致力于中国散文史及长编，少有余力顾及红学,但他一直担任学刊编委，与冯先生虽乏见面机缘，但互赠著作、互相牵念，友谊历久弥深。我曾作为“信使”带去过冯先生的书画著作,新世纪之初冯先生邀集老学者老画家在扬州饭店聚会，我曾送去请柬并接郭先生与会,还曾受委托带去一束大小毛笔，盖因郭先生亦为书家。近年因彼此年高,有时通过我在电话里相互问疾、互致问候。总之，郭先生之关心和支持红学,固因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亦因与冯先生之交谊；有与会或著文之行动,亦有不见形迹的无形祝愿。

        在郭先生去世当日的凤凰岭会间，有资深学人问及,郭先生写过红学文章吗？我惊异于人们的健忘，也慨叹像郭先生这样积学而低调的前辈不仅年轻一辈陌生，连上了年纪的都淡忘。如今红学文章以至专著已多不胜数，泛滥成灾，而真正能留存的恐怕不多,上述郭先生之文是经得起淘洗的,他在1981年出版的《古代文学探讨集》中收入了此二文，足见本人是看重的。该书所收上自先秦，下及明清，以文体论则包含散文、诗词、小说诸领域，且兼有作家作品评述和理论问题探讨,集中之文多数已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依然屹立。当今,要找出这样的学者，既有专攻又具通识，恐怕很难了。我自知浅陋，不敢问学,然既为学生,抱着缴作业的心态，凡有小书,亦曾送呈。一次，大约九十年代之初，台北出了《红楼梦会心录》,我将书送去,并不指望先生会翻，记得他当时似说了这样意思的话,即对作家作品，总要放在其时代世道社会环境之中,才能得其要领。联想到先生的教课和著述，知人论世、忧国忧民、衡文论事，总是从大处着眼，依稀觉得他期望我对某些更大的更切要的课题多下功夫，然而我却未能做到。对于包括郭先生在内的师长、前辈以及领导，我是个令他们失望的挑不起重担的学生后辈，于今惟有抱憾感念而已。当然，我的同辈，学问优异、修成正果者不少，我也尝听他们讲学,读他们的著作,得益收获自不待言，但细味起来，总觉得同郭先生还不太一样，虽则丰富充实、旁征博引、滔滔汨汨，但似难臻以简驭繁、举一反三、举重若轻的境界。学问之道,求其繁富广博不易，由博返约更难。郭先生的境界岂是容易达到的?早在他的青年时代,顾随先生便在日记中称许“此君国文系毕业,而日文、英文俱有根柢，勤学深思，辅大校友中不可多得之才。”这是六十年前说的话,从郭先生这里,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人才难得。

        8月10日,我前往八宝山参加郭先生的告别式，小小兰厅挤满了人。这个告别有一显著特点被新华社记者捕捉到了,那就是“百名白发弟子送恩师”。情形正是这样，告别厅里满眼皆是皓首白发之人,我们这一届尤多,均已七十开外，都不是研究生，也未见得治先生之学,或教中学、或当编辑、或转行,但凡听过先生之课无不终身难忘，只要得知讯息，都赶过来了。人们慨叹郭先生是纯粹的学者，淳朴无华,远离世人热衷的虚名和光环，因而来者都是由衷景仰先生的,今日惜别,发自内心，出于真情。

        半个多月来,陆续看到、听到远近学友及亲人的追思悼念，大家公认，无论为师为长为学为文,郭先生已尽其全力终其一生，堪为典范，于今离去,可以安心无憾了。对此，我是认同的;但是否真正全无遗憾了呢，我又是有所保留的。因为郭先生固为典范，也是凡人,是生活在扰攘尘世里的普通人。鲁迅从来不相信无缺憾无不平的“十全大补”式的太平世界,郭先生一生服膺鲁迅，从不摆导师架子，从不以假面示人。在这红尘滚滚的人世，先生也有常人一样的喜怒爱憎,出自幽默委婉有之,矫饰掩盖是没有的。这里可举一件近事，就在去年9月3日教师节前,我往访郭宅，带了《中国散文史长编》，请先生顺便在扉页上签个名以为纪念。他随手拿了枝圆珠笔写了,合上书。我回家翻开一看,上写“郭预衡奉命签字”，这是意想不到的。我体会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此书是我拿去的,有别于过往他题字送我的那一种，再是流露出他对时下“签名售书”的看法。“奉命”是调侃，这“被动式”包含着一种无奈。我作为学生,书到面前，他签了;若设要去签名售书,我想郭先生是未必乐意的。时下文化界许多商业化的做派尤其是炒作,他是极为反感的。我还有点犯傻地问过郭先生：“您的散文史有150万字,如今这书既为‘长编’，史料更丰富,理应比‘史’字数更多，怎么反倒只有94万字?”他答道:“何尝不是呢,可篇幅太多,谁给你出啊！能出成这样子就不错了。”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我还曾不止一次地听先生说起,他想写一本“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书,我极表赞成,以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先生似乎也作了些准备而终未能达成此愿。这难道不是极大憾事吗！环顾当下,出版资源浪费惊人，多少装帧华贵纸张高档的出版物内容贫乏错讹百出,更有的充斥地摊、以至成为出版垃圾。追求畅销、追捧名家已成风气。出版资源如此,教育资源又何尝珍惜。郭先生过早退休,二十年间本可以有更多学生受教受益，然而断了档，其实是被迫关了门。这难道也不是莫大的损失、沉重的教训吗，毕生从教的郭先生难道没有一丝遗憾吗？逝者已己，生者在追思之中,应当有所反思，有所省察，这比一味赞颂或许来得有益。

        也是在9月3日这一天,离开郭先生书室之际,瞥见书架沿上有一小纸匣盛着几张摺叠揉皱的字,我灵机一动便求,说“您想废了这些字，给我吧”，先生不经意地说“你拿走吧”。回到家，打开抚平了看,纸虽薄，尺幅不小,上书“丽日和风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左下方有题名并用印。这是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的联语。我在日记中写道:“九旬老人有如此绚烂的心情,潇洒的书写,令人心折神旺，先生必能健康长寿。”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心声。

        于今,看着这幅字,又悟到郭先生毕竟不同凡响、不同于普通人，在这个缺憾甚多并不如意的尘世里,能保持如此开朗达观的心境，是我辈学生一辈子都不能企及的。

        愿先生在丽日和风、花香鸟语的天国里平安,您将和春风淡荡、万物昭苏的未来世界同在。

                                  写于2010年8-9月

附记：    本文所引顾随先生语,蒙沈治钧君热心帮助查核，见于《顾随全集》第四册第610页，顾随日记1949年2月17日所记。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1年第1期110-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