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学者邓蜀生谈：在两次战争中和美国打交道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年10月24日发布（第26296篇）

选自《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8期第115-132页，发表署名邓蜀生、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文章最后说明:“2011本文由黄安年教授录音并整理,本刊在发表时有所压缩。”这里发表的是《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版,文章最后有：“2011年5月31日后记: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8月19日发布。收入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9-46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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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  邓蜀生

采访人:  黄安年、李剑鸣

时间:      2011年5月9日9：00-11：00

地点：   人民出版社三楼小会议室 

邓蜀生简介：

    邓蜀生，湖北云梦人,1923年10月生于重庆巴县，194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重庆）新闻系。1945-1957年间，历任重庆新民报、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闻报、北京新华社总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华社总分社、《时事手册》社记者、编辑。1961年起,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

    参加过印缅战区抗日(1944-1945)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1)，写过多篇报道和特约通讯。

    著有《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社,1951年）、《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7年增订本）、《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年）、《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

    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刘祚昌，人民,1978年）、《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人民,1979，1983）、《美国对外政策史》（杨生茂主编，人民,1991年）、特别是历时23年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人民,2002年）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三联书店，1982年）、《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著2007年新译，东方,2007年）等。

    组织编译审校:《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东方出版社,1980年)、《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东方出版社，1994年）。主编《影响世界的100次事件》、《影响世界的100次战争》、《影响世界的100个人物》《影响世界的100种文化》、《影响世界的100种书》（以上系列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合著《世界通史故事》（中国少儿，1991）等书，合译《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三联,1982年）等。组织翻译《林肯传》（桑德堡著，东方出版社，1987年）、编译《美国史话》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

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经过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编辑和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迄今已经8８岁高龄，集学者和编辑于一身。他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然而不仅他的美国史研究论著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他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自1979年到2002年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先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分别出版，再到《美国通史》6卷本的推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美国史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对于美国史研究而且对于国别史研究，对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启迪。这6卷本的总主编是刘绪贻、杨生茂先生，而策划和责任编辑，连同前面提到的美国通史丛书都是邓蜀生先生一人。为了确保这部专著的高质量，邓先生和刘绪贻、杨生茂先生一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就组织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先生2５年始终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6卷本《美国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单以编辑出版质量而言，整个6卷本293万字的《美国通史》中的文字差错只有26个字，尽管如此，邓先生在改正了26个字的差错后，又将6卷本《美国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在今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邓先生一生干了无数实实在在的事,但很少公开张扬,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甘为人梯、低调实干的奉献精神，当你看到一些真正的学术精品面世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这里面有邓蜀生编辑一份默默无闻的铺路人的贡献。

    邓蜀生先生不仅是我国资深编审和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和顾问，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亲历了中美结盟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朝鲜战争,兼军旅记者、编辑、历史学家与一身。他作为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的传奇人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出版界和美国史学界发展历程。

（按:对话中,邓即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乔即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 黄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李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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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

黄:好,那我们就开始。

    作为战地记者和军事记者，您参加和美国有关的两次战争，能否谈谈您的见闻,例如缅印战场难忘情景，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机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等。

邓：1944年我21岁时在印缅战场上,是以重组的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征调（Draft）出去的。到雷多那儿以后，我在新6军第14师当翻译官,正好他们要办报纸,我一面当翻译一方面编报，这样我就是两重身份,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访了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新6军部队的，是写给重庆《大公报》[1]的。后来,我又调到美军部队去当联络员去了,这是一支特攻队部队,叫战神突击队,实际上是正规部队,但他们这些人组成十分复杂,里面有些是放出来的囚犯。我在那里半年多。起什么作用呢？起和中国部队、和当地村民的联络作用。所以我是双层的关系，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来采访我。[2]

2，亲历飞越驼峰，做好牺牲准备

黄:您是怎样到印缅战区的?

邓：我是1944年1月离开复旦，4月经昆明驼峰飞到了雷多，印缅战区史迪威总指挥部。

黄:说到驼峰我插一句，今年4月14日,我在南京参观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单中美国就有2197人，中国870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驼峰飞行中牺牲的。

邓：我飞越驼峰坐的是运输机，不像现在，那是C46运输机，也没有座位，坐着时每一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上飞机时美军一位军士告诉你,手上扣上环,不要过早打开,到了自己手足无措时,用手一拉,降落伞自己开了。我们心想即使打开降落了,你到那个地方雪山雪地也要饿死了,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打开降落伞。甩就甩吧。不过我们总算飞越了驼峰，当时比较年轻。

黄：您过驼峰时就是往返一次吗？

邓：过驼峰，我就这一次。到那里以后，飞机将那里的物资等运回来。那时就靠驼峰，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我们过去的任务就是打通这条公路，保护两侧，就是史迪威公路、实际上就是中印公路,又叫缅中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在恢复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黄：2007年我去过中缅边界,看到过中缅公路的起点和还有一个公路的遗址。

3，我的番号中美5332旅475团第二营

邓：中国的部队分两部分,我们的部队叫驻印军,在滇西的以怒江为界的部队叫远征军,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那边的驻印军总司令原来是罗卓英。他是两个系统的。驻印军是由美国训练的，美式装备的,里面每个营以上都有美军顾问，指挥系统是分开的。我们属于驻印军系统，驻印军里面分为两个大军,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一共五个师三个独立团另外一个中美混合旅，我后来调在中美混合旅里,有三个团,一个中国团,两个美军团，我是在美军团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军二三日不见人烟。我在里面的时间是1944年12月去的，到了1945年5月离开的，一共半年。这支美国军队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5332旅475团，我在第二营,一个营里一个中国人,团里面有个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旅长是美国一名准将,团里都是分开的,彼此打仗实际上没有像我们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击队性质，有的时候是打炮战,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炮战。我们的营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就是在炮战时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发炮弹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我所看见的日本人,都是一些从山上下来抢降落伞的物资的日本兵,平时打炮看不见人。那时日本败局已定,他已经没有给养了,海路全被切断了,缅甸也比较穷。降落伞扔下的物资,分红色的是武器,蓝色的是食品物资。美军部队下去抢，日本人也抢，只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日本人，真正掩体外看不见日本人。

4，1950年在朝鲜参与组建志愿军新华总分社

黄:那您参加抗美援朝那段是什么时候？

邓：1950年,我调入北京新华总社军事组工作。我去朝鲜比较早,新华社成立志愿军总分社是我们三个人去成立的，总分社社长是普金，曾是彭德怀的秘书,还有一个老同志夏公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三个人。[3]就成立了志愿军总分社。当时过去是1950年11月中,第一次战役刚打完之后。各个兵团里面各个部队的记者是比较多的,总社把他们整合起来，成为总分社的集体,后来的瞭望杂志主编李耐因就是兵团著名记者。

    我去抗美援朝的时间比较早,我经过几次战役，一直到开城谈判开始以后不久，就调回来了，调到《时事手册》。我是从1950年11月中过了江一直到1951年9月在朝鲜前线。那时开城谈判正在帐篷和板房里举行。

5，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了俘虏营访问记

黄:在这段时间里,您的新闻活动和朝鲜战争关系主要是什么?

邓：那时主要是编发各个兵团的记者发来的稿子,经过我们这里看过以后，然后由我们的电台发到国内来，由新华社发稿。再就是到下面去采访，采访不是有计划的,如看到那个地方打下一架飞机,我就赶紧去采访。还有俘虏营，我们在朝鲜有三个大俘虏营，我去了其中的两个,有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叫笔筒俘虏营，我也没有去，因为我们新华社派有专人去那个地方,我去了另外两个俘虏营。后来我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几篇俘虏营访问记。

黄:笔名用的是什么?

邓：那时我用的是邓超。

黄:我看到北京图书馆藏有当年署名邓超的著作。[4]

6，《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和《美国战略上的弱点》

邓：那时我在朝鲜写的《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丛书之九)(51年6月初版初印），那是第一部，我们抢先出了,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那时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我是第一本。最早我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一篇叫《美国战略上的弱点》，什么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士气不足，其实那三点并不是我的看法，当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

黄:当时是带有综合时评性的。

邓：当时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新华社领导看了以后决定要发到全国通稿，当时我的文章写得比较长四千多字,后来要我压缩到2500字, 发新华社通稿，我压缩后,新华社后来就作为抗美援朝的学习材料。讲美国战略上的弱点，这个话是谁讲的呢？是毛泽东讲的。

7，当时的报道和特稿现在手头一份也没有

黄:您的四千字多字的手稿有没有保存?

邓：都在《世界知识》上,解放后的我没有记录,解放前的我倒找出了一些，一部分稿子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战地通讯,还有一部分军事评论发表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其他新闻性报道,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他们邀请我当特约记者,不用我的名字。这份东西到现在为止，我手上一份也没有。原来有一本贴报本，运动中交到新华社人事处去了,几经调动现在档案中也没找出来。时间隔得太长了。我的复印件有人出我的书时拿去参考，也没有还给我。

黄:建议有研究生撰写论文时可以选择以此为题，专门研究邓蜀生先生新闻和学术活动成就来收集学术资料。在中缅远征军期间，您写的一些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

邓：要找还是可以找,像《大公报》合订本许多文化单位和大学都有。祝立明就帮助我找过的。他组织编了一本书叫《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收了我的一篇报道，就是从《大公报》里翻出来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