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国家”到“群体免疫”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0年5月14日发布（24759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和瑞典为代表自诩的“福利国家”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起着维护社会生产率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保护器作用；稳定国家权力统治根本利益的安全阀作用；各个利益集团妥协的调节器作用。但是这种“福利国家”制度并非人人平等的制度，而主要是满足中产以上富裕阶层需求的制度安排，当福利需求总体安排超过生产率提供的GDP需求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社会发展和稳定，此外富民福利和贫民救济之间的差距和冲突难以缓解。当影响全国的公共安全危机发生时，正是这些福利国家的决策智囊提出的“群体免疫”，更加暴露了这类“福利国家”制度并非将广大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应对疫情而无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命安全。

人们注意到，从40年代英国工党提出的“福利国家”政策主张到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再到如今英国保守党应对疫情一度主张“群体免疫”可以看出这“福利国家”口号乃是英国政府用以稳定国家统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