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五十年 今朝得共研—喜见“胡适批红集”面世》【《团结报》2009.11.12】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37）】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4日发布（第23019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沉睡五十年 今朝得共研—喜见“胡适批红集”面世》，载《团结报》2009年11月12日第6版。写于2009年10月

照片1张拍自《沉睡五十年 今朝得共研—喜见“胡适批红集”面世》

1.

沉睡五十年        今朝得共研

----喜见《胡适批红集》面世

吕启祥

        由宋广波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批红集》于新近即2009年10月面世。对于读者而言，这“批红”二字也许要稍作铨释，“批”即批注、批点、批评;“红”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平的文献，《红楼梦》的版本，《红楼梦》的研究著作，1954年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报刊文章剪辑，以及胡适涉红佚信佚稿。最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资料都是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以后对红学持续关注、研读、感受的实录，尔后为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沉睡半个多世纪以来，今日面世，意义非常。

        其最直接、显豁的意义，是将推动和深化红学的研究,当然也是对胡适研究的拓展和丰富。而就学术研究的整体而言，这批文献的公布正是“资源共享”的范例，为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再把视界扩展则可由此得到启示，两岸学术界在沟通互补、共同提升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先说红学本身，此书涉及面广,均属文献资料,其价值有待学界认真研读，充分利用。这里只谈一点个人的感受。刚刚拿到这本新书的时候，在喜悦之余，不免有几分感慨。回想二十年前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为纪念胡适诞辰一百周年（1991），笔者曾应约撰写《胡适与红学》一文,发在1991年《红楼梦学刊》上,其节缩篇分别刊于1990年台北的《国文天地》和北京的《文史知识》。写作之时所能看到的最为重要的资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还有为数不多的几种胡适传记。《全编》的出版说明中强调了“旨在求全”的编辑意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尽了很大努力,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的。今天看来当然不能说“全”，且有讹误。因而，回看当时所写文章的肤浅除去因个人学养不足水平不高而外,资料的局限和眼界的偏狭是很重要的原因，可谓“先天不足”。当时虽然也认识到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其对红学的关注和眷恋是终其一生的,但由于对他晚年研红情况所知甚少,因而不可能作具体切实的讨论,从整体上也就难说全面和深入了。

        如今翻开《胡适批红集》，当事人的亲笔批注、即时感受和独到见解历历在目。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胡适对红学关注的持续性和全面性。他人虽离开了大陆心却仍萦系于“红”事，只要有涉红出版物，不论是影印的几种有曹雪芹生平材料的诗集，还是《红楼梦》的版本和《红楼梦》的研究著作,尤其是1954年大批判的报刊文章和结集，他都托人购买或由友人辗转寄赠,得到后无不一一细读,加以批点。可以说,这一时段大陆的红学动态都在他关注的视野之内，几无遗漏。

        其次，从他的所批可以见出他所关注的重点在学术本身，也就是说不离学人本色。比如他看到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社”刊印的《四松堂集》时就会在批语中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我送给北大的原稿本？”又如他点读大陆55年影印的庚辰本，以他种脂本对校作出了精到的校字纪；再如他得到1954年棠棣社出版的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有一条长批说明该书跋文中“一九四七秋天种因”的缘由，批中记述了他把甲戌本借给周汝昌兄弟影抄和把《四松堂集》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夜故意留赠”使周可以利用的初衷。并在《新证》书内两次用红笔批道“可见他已见到了我的本子”。在这里，胡适为师为长为学术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我们还可以从批语中看到他对雪芹卒年由癸未恢复为壬午的多处改笔,还偶有对某些原批语的自我否定，这都是由于“证据”改变而作的改变。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有人还在质疑《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可胡适早在1956年针对此书所作的长批已提出“此人(指张宜泉)不是嘉庆廿四年的举人兴廉”了。这是胡适重视证据、擅于历史排比的逻辑结果，充分显示出其为学态度和方法的优长之处。总之，《批红集》涉及的方面甚广,给予人的启示甚多,如果对照当时以至当今红学现状，将是十分有意味和有意义的事。具体而言，它对于作者生平的研究、版本的校勘、红学史的撰写等方方面面，都有推进和深化之功，尤其对于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将得到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评价。

        《胡适批红集》的出版,其意义远不止于红学本身。笔者想强调的是,在学术领域内“实事求是，资源共享”的极端重要和极其不易。面对任何一个课题，尽可能完全地占有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得以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的前提。这种研究资源,不止是局部的而是完全的,不止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止是单向的而是多维的，不应是垄断的而是开放的,不应是沉埋的而是被发掘为公众尤其是学人所共享的。“资源共享”应当是现代科学研究包括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共识和公理。即以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的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而言，作为批判靶标的胡适本人对这场批判运动有何反应,应当是研究这一课题不可或缺的材料。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只有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多个维度加以观察和描述，才可能比较客观、完整和科学,尽管认识和评价可以有差别,而事实只有一个。《胡适批红集》有关这场批判运动的批点、批注、批语，包括他划出的重点线和各种记号，正是他的即时反应和当下思考，均属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其时客寓美国的胡适仔细读了这些批判文章并专门做了一个剪报集，这件事情本身也适足以反映他的心态和个性。从批语看,他对政治帽子不甚在意，对参与批判的故旧多所体谅，对批判的矛头所向和深层意图自有揣度和意会，甚至偶尔还忍不住对某篇文章的史料运用发发议论，露出书生本色。凡此种种，都足以引发人们的再认识和再思考。我想,不论是过去研究过这段历史或今后准备研究这一课题的学人,都会珍视并运用这批材料。

        说实在的,现今学术繁荣自不待言，然而差距亦不容忽视。即以资讯的开放和多元而言，海外包括港台的学者往往具有某种先天的优势。而在我们周围,学术资源的封闭、垄断、沉埋、自生自灭以至流失的现象并不罕见，原因很复杂,有权力的介入、利益的驱动、学者的缺位,等等。比如某些敏感问题尚有禁忌，许多历史档案长期未能开放,不少收藏单位或个人待价而沽，加之学风不正、心态浮躁、私念作祟等等。总之，要达到“资源共享，学术为公”的境地，仍有遥远的距离。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赞赏和钦佩宋广波君为本书作出的努力。笔者认识广波有年,新世纪以来，他在胡适与红学这一课题方面结出硕果,连续出版了《胡适红学年谱》（2003）、《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2005）、《胡适与红学》

（2006），随后转入胡适挚友丁文江的研究并获丰收,但仍念念于胡适佚文的搜求。他访问台北胡适纪念馆时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说，本来也可就所见资料写篇文章就罢手,但却念及“更多红学同好”看不到,“假如能将这些从来未为人注意的第一手材料整理、影印，岂不是很有意义？”信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广波的这一想法和随后的做法，履践了“学术为公,资源共享”的崇高信念。

        广波的想法得到实现，当然离不开海峡两岸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但终究仍是一个学者个人推动的结果。笔者由此想到两岸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互惠，学者的个人推动固然难能可贵；倘若能有更强大的机构有计划地来推动，不是更有力量成效更大吗。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做并且愈益“做大”了,近日闻得中华书局与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合作,将1928年到2000年全部200多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全部按学术分科重新编排、影印出版,今后内地学界可以方便地使用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了。类此的合作相信会更多更有成效。

        最后,还应感谢推出此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长，由北大出版社承担此书出版可谓得宜。难得的是此书印制精良,其套红的清晰度几乎是笔者有限见识范围内之最佳者。在疏朗的古籍上使批注清晰不难;难的是在字小行密的旧报刊上“批注”依然看得清，连老年人也不太费力。这就不愧是出版家的气度和业绩了。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