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馆里的学术拓荒人----鲁迅与“小说史略”及“红楼”》【《红楼梦学刊》2002.4】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206）】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10日发布（第2298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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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文《绍兴馆里的学术拓荒人----鲁迅与“小说史略”及“红楼”》，《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4期，第201-209页。写于2002年6月2日。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341-349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照片18张拍自《绍兴馆里的学术拓荒人----鲁迅与“小说史略”及“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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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会馆里的学术拓荒人

                    ----鲁迅与“小说史略”及《红楼梦》

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是鲁迅先生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个寓居之地,据鲁迅日记壬子年(1912年)五月五日记,下午“七时抵北京”，次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笔者按----山会指山阴和会稽）与鲁迅一同到京的挚友许寿裳也有记述：“到京后，同住山会邑馆，其时已改为绍兴会馆。先兄铭伯先生原居在此——嘉荫堂，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同居，舍侄住对面的绿竹舫，鲁迅住藤花馆。”（许寿裳《鲁迅在北京》）约半年后即同年11月28日，鲁迅“移入院中南向小舍”。再后因同院邻居喧闹不堪，于1916年5月6日“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据说鲁迅的祖父介孚公昔年曾在补树书屋中居住过，周作人来京之初也同寓于此，看来此屋与周家关系非浅。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记叙道：“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夏夜，屋里蚊子很多，屋外树下又有冰冷的槐蚕落在头顶上。

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鲁迅一直居住在绍兴会馆里，这期间，即自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前夕，正是鲁迅精神上十分苦闷和沉郁的时期，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短暂兴奋已经过去，复辟势力的猖獗、官场的黑暗、学界的污浊，令鲁迅极度失望。正如他自己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就在这种悲愤和郁闷的心情中，他白天去教育部上班，晚上就在会馆里抄碑帖、看佛经、校古籍，一连五、六年，功力之深，积累之厚，鲜有其匹，真正成了一位学术荒原上艰辛探路默默耕耘的开拓者。就在这一时期，加上早年的积累，他辑录了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唐刘恂的《岭表录异》，编制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碑帖》、《汉画像》等。更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五种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后三部正是撰写和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最重要、最直接的学术准备。

《古小说钩沉》约20万字，辑录校订了唐以前残存的古小说三十六种，其中涵括《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到第七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唐宋传奇集》约17万字，选辑了唐宋短篇小说四十五篇，逐篇进行校正考订，为《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到第十一篇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小说旧闻钞》约9万字，搜集了宋以后的小说史料四十一种，是翻检了明清的数十种著作共一千五百余卷，从大量的笔记、杂集及古书中有关记载加以摘录、考订、编纂而成的，成为《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到第二十八篇即最后一篇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如此系统地整理中国古典小说的史料，鲁迅是第一人。他后来回忆当年的情形：“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自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复重寻检之劳”(《〈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足见用功的勤奋，态度的严谨。《中国小说史略》正是在这样坚实宏富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在一九二三年新潮社正式出版以前，曾不止一次地以《小说史大略》的名目油印、铅印过，一九二五年北新书局又据新潮社本再版，多所增删修改，直到鲁迅逝世的一九三六年，北新共印十一版，其间曾作过若干重要的补充订正。

《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辟有专章（在《小说史大略》中为第十四篇，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为第二十四篇），均冠以“清之人情小说”的标题。上述鲁迅治学的严谨态度也体现在《红楼梦》专章之中。在鲁迅有关《红楼梦》的所有论述中，比较起来，《史略》里的这一章较其他各处所论篇幅最长而且完整，涉及到了这部作品的许多方面，今天看来仍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首先，鲁迅是重视版本的，他总要尽可能地依据比较可靠的本子。鲁迅在一九二二年写的《破〈唐人说荟〉》一文中曾经对于这部唐人小说集子的“胡闹”表示很大的愤慨和不满，列举它“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因而得出结论：“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不浅。”可见在版本问题上，鲁迅十分审慎。《红楼梦》程高系统的刻本在当时是容易看到的，胡适等人热心提倡的正是程乙本，鲁迅据以写史的则是抄本系统的本子。为种种条件所限，抄本中较早较好的本子鲁迅当时无法看到。我们知道即便是以珍藏和研究《红楼梦》版本著称的胡适，他得到那些较重要的脂本也是后来的事。胡适分别于一九二七、一九三三年方始得到“甲戌本”和“庚辰本”，鲁迅编著小说史略是在二十年代初，当然不可能看到这些本子，因此他的据戚蓼生本便是不难理解的了。据许寿裳回忆，民国元年，“四月中，我和鲁迅同返绍兴，五月初，同由绍兴启程北上，……记得在上海登轮之前,鲁迅买了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红楼梦》，以备船中翻阅。”这就是说鲁迅于一九一二年五月看到了上海有正书局印的戚本《红楼梦》，后来据以编著小说史。这应当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比较好的本子了。

第二，在《红楼梦》的本事和作者问题上，鲁迅的介绍和评论也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鲁迅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十分看重小说开篇第一回作者借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所表述的创作原则，认为《红楼梦》摆脱了旧套，与先前的人情小说大不相同，郑重指出“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人们由于忽略了《红楼梦》是一部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舍此求彼，舍本逐末，说法虽多，求之虽深，而岐路亡羊，离题愈远。鲁迅抓住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这一基本之点，故能不为旧红学形形色色的“揣测之说”所惑，大刀阔斧地淘汰那些“悠谬不足辩”之说，诸如刺和珅、藏谶纬、明易象之类，而选择那些传布较广影响较大的学说加以介绍和评述，举出了：一、纳兰成德家事说，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三、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指明了各说的阙失所在，明晰扼要，以简驭繁。象这样的评述的确能帮助读者在杂乱纷沓的红学迷雾中理出一个头绪，不愧史家笔法。

“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他的《石头记索隐》正是这派学说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对于蔡元培的人品学识，鲁迅素所尊重。但蔡元培研究《红楼梦》所用的不是文学批评的方法而是政治索隐的方法，出发点虽则严正博大，反映了一个民族民主革命家的胸怀，但所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在红学领域内鲁迅和蔡元培的见解完全不同，虽然也肯定《石头记索隐》“旁征博引，用力甚勤”，但指出由于胡适考得了作者的生平，因而蔡元培的政治索隐便完全站不住脚了。胡适的考证比蔡元培的索隐切实得多，对红学发展是有贡献的。在《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小说的故事所本以及后四十回续作等方面，鲁迅基本上采用和吸取了胡适的研究成果，肯定了新红学优于旧红学。这样评文治史是客观的、公允的。

第三，作为小说史，最重要的还在确定各个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这恐怕是治史成败的关键所在和检验编者胆识学力的重要方面。史料固然重要，它是基础；但倘无史识，则无从组织、无法评价，依然只是一堆史料。鲁迅历来重视史识，照着自己认定的路子做学问，比方他同郑振铎之间学术上交往很多，关系也很好，但在治史方面却有不同的意见。鲁迅曾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持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孓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一九三二、八、十五《致台静农信》）。可见鲁迅治学以“识见”胜而不靠珍本秘笈炫耀博学，因而尽管《中国小说史略》的编成时间较早，后来不断有新材料发现，但这部著作的基本观点、体系结构无需大改，“故多仍之”。如果没有“史识”，对于各时期的作家作品没有大体确当的评价并且用史的线索贯穿起来，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当年听鲁迅讲授“小说史”课程的人曾回忆道：“我一直听了先生三年讲授。……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先生给了我对社会和文学的认识上一种严格的历史观念，使我了解每本著作不是一种平面的叙述，而是某个社会的真实批评”（尚钺“《忆念鲁迅先生》）。这正是因为鲁迅把每个作家和作品都看作是“文学史上一个环”（《〈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后附记》）的缘故。

对于《红楼梦》这部“人情小说”，鲁迅虽然不象“五四”以后有些人那样热衷，据友人回忆，他对《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士林丑态和讽刺艺术倒是更感兴趣，但《红楼梦》的价值他始终是确认并给以充分评价的。在《小说史大略》第十四篇开头便写道：“人情小说萌发于唐，迄明略有滋长，然同时坠入迂鄙，以才美为归，以名教自饰。……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期，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这一段话在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虽不复原样出现，可能是由于补充了《金瓶梅》等内容，为了更平实稳妥起见，不这样直接论断，但其基本意思仍贯穿于修订后的《史略》中，如说它“摆脱旧套”“转成新鲜”正是“异军突起”的意思。以后还说过“自从十八世纪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这同上引《小说史大略》中对《红楼梦》在小说史上地位的高度评价是完全一致的，今天看来，这些赞语仍然是对这部著作的确评。

第四，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史略》对《红楼梦》的评价也有独到的地方。“五四”以后的新红学家谈论《红楼梦》多属考据探源，对于人物形象作品意义很少涉及。鲁迅的着眼点却颇不同。《史略》本来篇幅有限，行文简练，除去必不可少的介绍考订而外，所能论及人物的文字已经不多，细读《史略》，在这有限的文字内，鲁迅集中笔力于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提出“爱博而心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的见解，大段征引小说原文，启发读者去认识主人公的思想性格。鲁迅所引小说原文是这样两处：一是第五十七回，宝玉去看黛玉，先遇紫鵑，紫鵑防嫌不理睬他，他便失魂落魄，想着“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还有一处是七十八回，晴雯刚殁，宝玉去到灵前却扑了空，正在满心悲戚万分懊恼之际，忽闻贾政呼唤。其时贾政正与一班清客高谈阔论，诗兴大发意欲表彰什么“风流俊逸忠义慷慨”的林四娘，命宝玉也来作文凑趣。鲁迅为什么不引一般人们瞩目的宝黛爱情纠葛的篇章或者分析我们今天通常认为重要的那些情节呢？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例子来介绍宝玉的思想性格呢？这不是随意的、偶然的，鲁迅之所以把目光落在这里，同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文艺观点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鲁迅在讲授《小说史略》的同时曾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接着并把这本书作为自己讲授文学理论课的讲义。厨川白村是日本现代文艺理论家，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鲁迅翻译并讲授这本书，说明他当时在文艺思想上也同政治思想上一样，处于探索的阶段，寻求各种理论来探讨文艺上的根本问题。《苦闷的象征》当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只有在后来“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才得到明确的解决。尽管如此，此时的鲁迅也并没有用外国的厨川白村或中国的王国维的学说来解释《红楼梦》，把它看作是“苦闷的象征”或“欲念的解脱”，而是着眼于社会和人生，注重主人公的人生态度和作品的社会意义。“为人生”正是鲁迅的主张。他回顾自己“‘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为人生”也是“五四”以后著名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不赞成将小说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排遣，认为应当严肃地反映现实人生，于改造社会有益。由于鲁迅在政治上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加之各方面修养的深厚，因而他在创作实践和文艺思想方面比文学研究会的一群更要高出一筹。

在《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上鲁迅也有自己的看法。比方说王国维，鲁迅尊之为国学大师，十分敬重，而且鲁迅早年于佛经用功甚勤，对王国维醉心的西方叔本华哲学也不生疏，然而鲁迅并没有赞同王国维的欲念解脱之说；又如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这样的专著当然也在鲁迅的视野之内，他在《小说旧闻钞》序言中还提到过这部书，但鲁迅也没有把《红楼梦》解释成情场忏悔之作。对于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鲁迅着眼的是他“爱博而心劳”这样的思想性格特征。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惜、尊重、同情等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象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不限于钗，不限于湘，也包括紫鵑、晴雯、鸳鸯一干人和更加低贱的小丫头子以至伶人等等。这的确是贵族公子贾宝玉十分独特的难能可贵的地方。惟其“爱博”，所以“心劳”，以致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独有宝玉能够呼吸领会，这也就是说他的感觉最敏。偌大贾府，追逐权欲者有之，荒淫恣纵者有之，恬淡自守者有之，麻木不仁者有之，惟独宝玉失魂落魄，即所谓“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晴雯惨死，人们都视若平常，贾政照旧寻秋觅胜，谈轶论诗，清雅之至，而宝玉则五内俱摧。这个家庭的朽败冷酷只有他能够感受，能够“呼吸领会”，对于一个贵族公子来说，这不同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吗！鲁迅所见的贾宝玉的爱博和敏感，的确是认识和分析这个人物应当着眼留神的地方，当时的红学家们是未必能够提出这样的见解的。今天我们尽可以对贾宝玉的形象作出洋洋洒洒的详尽而全面的分析，而鲁迅当年的见解仍然是精辟的，对我们仍然有启发的。

《史略》成书后不久，一九二四年夏天，鲁迅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的邀请去西安讲学，那讲稿后来整理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变迁》基本上是《史略》的简缩，当然也有发挥，而且因为是讲演，所以更为通俗生动。其中讲到《红楼梦》的价值，意思也和《史略》相类，只是更为直截明白，认为这部作品“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红楼梦》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的经典论断，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不断地被人们援引和发挥，足证鲁迅的明见卓识。此后，在鲁迅的各类文章里还有涉及《红楼梦》的地方，但多是零散和片断的，没有《小说史略》中这样完整和充分了。

《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远不能和今之“多卷本”、“大部头”相比，但它的学术生命却远较许多卷轶浩繁的鸿篇巨著长久。胡适赞许这部《史略》是“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白话文学史〉自序》）。鲁迅去世时，蔡元培的挽联写道：“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自《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之后的将近大半个世纪里，没有出现能在总体上超越它的同类著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了突破和改观，而且即使新的更加完善的小说史著作出现了，鲁迅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亦即《小说史略》的开创之功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造就这部著作学术分量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长期的学术积累、学术准备应是最重要原因之一。这里凝聚了鲁迅前半生很大一部分心血，几乎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包括他在绍兴会馆里的这个时段，当我们翻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和“书账”之时，仿佛看到一个每晚孤灯独坐，沉埋在古籍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身影，连除夕之夜也“殊无换岁之感”（1917.1.22旧历除夕日记）。鲁迅在1912年末书账后附言中慨叹“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虽则生活困瘁，而他仍节衣缩食，着意搜罗，不断购书。在绍兴会馆期间，往琉璃厂有二百余次之多，每年书账更是明证，到北京的当年，几个月内就买书近百种，三百余册，1916年更达三百余种一千多册，除去跑图书馆，于此同样可见“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精神。这种治学的精神，对于今之急功近利，浮躁虚夸之风，不啻一剂对症良药。

也是在绍兴会馆，当“五四”运动的高潮来临，钱玄同、刘半农等友人成了会馆的常客，谈时局、讲学问，鲁迅终于打破沉默，写下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仅在会馆的两年时间内，就创作和发表了五十余篇作品，包括《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一系列小说和杂文，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和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这应当是鲁迅的会馆生涯中最具光彩的一章。

绍兴会馆和宣南地区的许多会馆一道，积淀了丰厚的历史人文内涵。今天，在探讨和倡扬宣南文化之际，鲁迅在绍兴会馆的业绩是题中应有之义，鲁迅治小说史的开创之功和对《红楼梦》的经典评估，既是学术史上的重要篇章，也属宣南文化的深厚资源，值得永久的纪念和深入的开掘。

                             2002年8月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4辑第201-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