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艾克恩》【《艾克恩文集》1999】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182）】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8日发布（第22958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惜别艾克恩》，原载1996年7月5日《文艺报》,收录于马瑛璋 申春编：《艾克恩文集》第641-44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3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383-384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校读文存》第385-388页，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照片7张拍自《惜别艾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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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别艾克恩

    1995年12月3日，我去积水潭医院探望艾克恩同志，其时他虽较消瘦、说话有些噎阻，但语言清晰、思维敏捷、心态开朗，一再嘱咐我不必告诉朋友同事，待他好转出院后在家里接待大家，还有许多手头正在做和计划中想要做的事……没有想到,这竟是我见到艾克恩的最后一面。

    噩耗传来，我的心直往下沉，变得麻木；几个月过去了，三十年来我所认识的艾克恩，他的淳朴、他的勤奋、他的平易、他的诙谐，一一浮现在脑际。

   以资历论，艾克恩是我的前辈；从工作关系说，是同事；加之曾在“五七干校”共同劳动生活过整整四年，我们又可称为“同学”。三十年间的风风雨雨中，常有许多共同的感受，他的诚挚和乐于助人，使我受益匪浅。记得最初与艾克恩相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宣部文艺处，我们从大学里借调来的人不免拘谨，而艾克恩毫无干部架子，平易随和、出语幽默，一下子使人感到轻松自如，我们戏称他为“年轻的老干部”。的确，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资历比我们老，心态却永远年轻。

     今天艾克恩是以延安文艺史研究专家知名于世的，人们往往是从他所编的书、所作的学问认识他；在我，却是先识其人，再见其书，多少知道此中甘苦和得臻此境的诸多缘由。艾克恩的勤奋是出了名的，他眼勤、手勤、发现资料、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对他说来不仅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简直是一种癖好，不论办公室还是居室，资料堆叠得几乎没有插足之地。更为重要的是，艾克恩不是那种关在书斋里的学者，他腿脚勤快，不辞辛苦地到处跋涉、访问调查，注重当事人见闻感受等口碑史料，把学问做活、做到家。这种注重资料的科学精神，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未尝懈怠，只是到了八、九十年代，方向更明确、更加自觉地集中于延安文艺史这一主题。他翻遍了延安时期的各种报刊，踏遍了“老延安”的门槛。此时的艾克恩已经六十岁上下，还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怀揣一张“联络图”风尘仆仆地奔波走访。每次遇到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最近又访问了哪位老同志，还拍了照、题了辞。丁玲、艾青、肖军、臧克家、李琦、魏巍、周而复、朱子奇等一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的照片和手迹，都入了他的“宝库”里。

    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起，这项工作要是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好了，有更多的人健在，现在已经晚了。如果再不抢救、不收集、不承传，那就上对不起前辈，下对不起后代。这正是他犹如上了发条的钟，争分夺秒的原动力。我分享他的喜悦，由衷钦佩和赞赏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十分理解他的紧迫感。在我看来艾克恩是最适宜于成就这项事业的不可多得的人选。一方面，他本人是喝延河水长大的陕北娃，与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志熟识，对延安的革命文艺有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又比这批老人相对年轻，体力和精神正堪承担此任。可谓承上启下，得天时地利人和。正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才产生了《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延安文艺回忆录》《延安文艺家》等一系列丰硕成果，还有尚待出版的《延安文艺史》和那些来不及整理发表的史料和著述。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他为林默涵同志八十寿辰纪念集所做的奉献。记得是一个满天飞雪的日子，我与他在13路公共汽车站相遇，同去默涵家向老人祝寿，当时艾克恩就有编一个纪念文集的想法。以后经过了相当时间的努力，多方采编、辛苦奔走、终于成书。定名《大江搏浪一飞舟》。这里面出力最多、作用最大的当数艾克恩。仅此一例，即可见出他对老同志、老领导的一片热忱。

    艾克恩待人的热忱，决不限于对前辈和长者，对同辈和比他年轻的人同样如此，在这方面我本人就是感受颇深的与一个。最难忘的是在宁夏贺兰干校的那段岁月，当时劳动繁重、生活清苦，办伙食是关系到大家体力和健康的难题，食堂采购员尤其辛苦而关键，这一差使落到了艾克恩身上。为了使大家的副食在困难条件下有所改善，他起早贪黑，长途跋涉，常常为了买得一副猪下水主动帮杀猪的打下手以感动“上帝”（卖主）。他岂止是食堂的采办，简直又是大家的信使和货郎，有谁要他带信、抓药、购物，事无论大小，人不分老少，都托艾克恩。他经常往返几十里超负荷地驮带物品，汗流浃背、饮食无定，只要与人方便，从来是乐呵呵的。大田离住处路远，艾克恩用自行车把我带到地头；为了完成积肥拣粪的指标，他还曾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处寻寻觅觅，不慎连人带车和粪筐一起翻倒在盐碱滩上……干校的女同志和体弱者受到艾克恩帮助关照何止我一个。这种患难中的情谊弥足珍贵，直到二十余年后的今天还历历如昨。

    更有一桩使我难忘的事是艾克恩把小提琴悄悄带到了干校。干校实行的是军管，那是个不能随意弹奏的年月，生活单调而紧张，人们的感情已被无休止的斗争折磨得十分粗糙。有一天傍晚，忽然从艾克恩的屋子里传出陕北民歌的悠扬琴声，我一下子想起了《琵琶行》里“如听仙乐耳暂明”的诗句，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久违了的音乐是多么神奇，如春风化雨，能唤起沉埋在心灵里的人间美好的情愫。这乐声，给精神重压下的人们带来了欢慰，带来了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信息。

    艾克恩从西北文工团来，他拉小提琴，演《兄妹开荒》，身上有一种艺术气质，和他那淳朴、厚道、幽默的个性揉合在一起，渗透在他的为人和为学之中。在我看来，艾克恩不适宜做行政工作，事实上他只做了很短一段就全身心投入延安文艺史的研究，这是明智的选择，使艾克恩得到了最佳的发挥——惜乎正在出成果高峰期嘎然而止，怎不令人扼腕浩叹。

    数年前，在去八宝山送别一位故人的归途中，艾克恩以他特有的风趣口吻对我说：“上八宝山不用按年龄排队，是可以夹塞的！”哪知戏言成谶，这是他本人和我们大家都始料不及的。艾克恩匆匆离去，留下了一大批资料以及正在做和计划做的课题，也留下了他为之倾心竭力的未了心愿。正如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给艾克恩的诸多题辞赠言，说他是“用延安精神研究延安文艺”，“不愧是有心人、热心人、苦心人”，“心系延安魂系党”……当我们告别艾克恩之际,的确留下了无尽的惋惜和遗憾,也深深被他执着于延安革命文艺的精神所感召。新一代有志于延安文艺史的研究者必定会把这项事业继续做下去,这将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和纪念。

     一九九六·三·十二写， 三·二十五改

(原载1996年7月5日《文艺报》,收录于马瑛璋 申春编：《艾克恩文集》第641-44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