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红学》【《红楼梦学刊》1991.4】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159）】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5日发布（第22934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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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文《胡适与红学》，载《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辑，第87-10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11月。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5-31页，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4月版。《胡适与红学——为胡适诞辰百年而写》，载吕启祥著《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第494-5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版。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350-356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照片26张拍自《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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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红学”*

       1948年，当胡适飞离北平之时，不得已舍弃了他的全部藏书，仅从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这一百余箱约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亦即《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全编》第253页）
        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不仅出于他对长期收藏的甲戌本的珍爱,也说明胡适同《红楼梦》结下的不解之缘。

一

       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不论人们是否完全赞同他的具体学术结论和研究方法，其在红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是确立无移的。因为像胡适这样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对文化的建树常常表现在开风气之先上。“红学”也不例外。胡适所开创的红学考证学，不但为诸多新红学研究家承继和发展，其成果且为当代多数红学研究者所承认和取用。
    《红楼梦考证》是胡适最重要的红学著作，堪称一篇力作，初稿于1921年3月，同年11月完成改定稿。它廓清了索隐派的种种迷雾，从作者家世、时代、版本等方面作了考证研究。1927年胡适发现并以重价购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著文介绍了这个仅存十六回的抄本特别是所带脂评的价值。其后三十多年间此本一直由胡适个人收藏，未能及早影印使世人得见真面，不能不是件憾事。然而胡适对脂本的重视和研究具有开创性，功不可没。此外，胡适的讲演和书信中也涉及《红楼梦》，常把考证《红楼梦》作为自己治学方法的一个范例。

   新红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作者”和“本子”两大问题作出了答案。许多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事情，在当年却要花费很大气力才得以证实并被人认可。七、八十年前当索隐大盛之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影射时事，猜度秘闻的窼臼里。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指出的那样，其共同特点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去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比如以为《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的，又比如以为是记康熙朝宰相明珠家事的。影响最大的要数以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代表的清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蔡说以为《红楼梦》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以“金陵十二钗”隐拟清初江南名士“寓痛惜之意”。此说影响同蔡元培的学术声望和怀抱的民族革命的严正出发点有关，《石头记索隐》不到十年间即出至第十版，其风行流传可见一斑。因此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及《跋》中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分析批驳蔡说，指出其主观随意性之大，转弯抹角之多。不啻教人猜“笨谜”。索隐诸家从方法到例证的谬误，足见“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是无益的。”

然而使索隐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还在于胡适考得了《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这是《红楼梦考证》最见功力的部分。胡适从袁枚《随园诗话》中的记载入手，依据多种清人笔记及史料，先考曹寅其人；又从《雪桥诗话》中得知雪芹名霑，为曹寅之孙，并且顺藤摸瓜，查得与雪芹交好的敦诚兄弟诗作数首。此外更以小说情节与上述史实材料互相印证比附，总结出关于“著者”的六条结论：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四，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样的结论以其所据史料的切实和逻辑推导的合理而稳操胜券。相形之下，索隐派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偃旗息鼓。虽则蔡元培个人并未被胡适说服，索隐之作以后还时有出现；但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则已经完全被考证的新红学代替了。

关于版本，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首次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之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根据是程伟元和高鹗的两篇序及引言，佐以张船山的诗及注，还采用了俞平伯研读小说本身所得出的“内证”。胡适的结论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这比后来完全抹倒后四十回的论者，要客观、公允多了。

   胡适对脂本的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脂本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地位。由甲戌本的出现，认识到带评的正是早期抄本，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比勘各本推考版本演变的历史。比方推定戚本古于高本；甲戌本早于戚本，庚辰本可代表雪芹逝世前未经别人补改的状况。第三，发现了脂评对研究作者生平家世的文献价值。如据脂评提出了作者逝年的“壬午说”等。第四，依据脂评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如认为《风月宝鉴》乃雪芹初稿。第五，依据脂评推考不同于高续后四十回的情节和结局。第六，推考脂砚斋其人。从上举诸项看，对脂本的重视和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但同时也强化了自传说。

    综观“作者”和“本子”的两大问题。可以说，今天红学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或曰重要分支，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在胡适那里已经发轫或已具雏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二

        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不限于红学本身，很大程度上带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点在胡适是相当自觉的。他一再申明“《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在小说考证的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全编》第192、194页)应当说，胡适这方面的意图很大程度是实现了的。引一段大家熟悉的有代表性的话：“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按：指俞平伯《红楼梦辨》)；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顾颉刚《红楼梦辨·序》)胡适后来曾说过，颉刚此段“最可以表示当时一辈学人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的‘研究的方法’的态度”；“最可以表示当时我的‘徒弟们’对于‘研究方法改过来了’这一件事实，确曾感觉很大的兴奋。”(《全编》第246页)

新红学考证派的研究方法给当时的学界带来如此的振奋不是一件偶然的，它反映着“五四”新思潮和新的文学观念给学术研究注入的新机。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同正统文学一样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而疑古，求实的精神更激发人们对传统观念和流行见解进行反拨和重估。就如胡适在《红楼梦考证》里明确宣称的“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正是这种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体现。   

从中西文化的交会和中国学术的传统来看，胡适的方法又渊源有自。胡适曾受教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他信奉并评介过实验主义的哲学流派，关于假设求证的“两步说”同杜威有系统的推理思考的“五步说”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胡适的方法又并非全是“舶来品”，他在晚年说得十分清楚：“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方法来考证最普通的小说，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全编》第374、377页)可见胡适的治学方法，既流灌着西方杜威哲学的血脉，又承接了中国传统朴学的经验。胡适属于由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代，具备学兼中西、开拓创新的特质。因而，以他为代表的新红学，既借助于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又打上了清代朴学的明显印记。

   平心而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揭示了科学研究中部分必要的思维过程，包含了鼓励探讨和反对武断的合理因素，体现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精神。在胡适以前，中国学术史上还没有人明白通俗地作过这种概括。他作《红楼梦考证》就相当严格地遵循这样的方法，锐意搜集事实、寻觅证据,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先那些不那么可靠的间接的证据。胡适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曾五易其说便是一个显例，充分体现了尊重证据、跟着证据走的精神；他的觅得《四松堂集》欣喜若狂，是因为找到了“原手的证据”而不是“转手的证据”，足见看重第一手材料。正因为胡适的考证在方法上有科学的合理的部分，才能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

    新红学考证所得的全部积极成果最终几乎都结穴到一点，即《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自叙传的说法把人们的眼光引向小说创作的生活素材，引向作品内容与作家生活经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自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它将两者混同，叠合，翻转来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甚至片言只语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填补史料的空白，则又陷入了困境，走上了和索隐派同样的穿凿附会的老路。

   对于“自传说”的谬误，几十年来受到持续很久、规模很大的批判，已广为人知，不必赘说。其实，新红学的另一位主将俞平伯早在1925年发表的《<红楼梦辨>的修正》对此就曾作过深刻的自省和相当彻底的修正。认为将小说与信史混同简直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觉悟到“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了个底面罢了。”十分可贵的是俞平伯在这里以文学的眼光去体察《红楼梦》，强调“一切真文艺皆为创造的”是“经验的重构”，《红楼梦》在文坛上是“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他希望胡适亦能“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

   遗憾的是胡适并没有重视和接受俞平伯的这一希望，一直坚持他的自传说。1952年12月在台湾大学讲演时，又以此作为治学方法的范例介绍给青年，足见自传说的不可改易同他的研究方法的固守旧辙是紧密相连的。

   自传说的困境暴露了胡适方法的缺陷和消极方面。他不适当地将史学的方法侵入到文学领域里去，企图以史学的批评包括和代替文学的批评。何况，即使在史学范围内，“十字真言”也决非万灵。它强调假设来源于头脑中已有的学问、经验和灵感，把求证简单地归结为寻找例证，这就远远不能概括科学研究全部的复杂过程，不能揭示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十字真言完全没有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在稍为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面前，就难以奏效了。正如唐德刚指出的那样，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胡适口述自传》注，见该书第137页)这一切不仅表浅、狭隘，且已陈旧,面对像《红楼梦》这样丰富复杂的精神产品，一涉及社会历史内容，胡适的方法就立即破绽百出、无能为力了。

三

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红学的内容一直是史学重于文学，这同以考证为主体的新红学是直接相关的。与考证史实相比,胡适论及《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地方很少,但也并非没有。比如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真价值正在这平谈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这触及到了《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创作风格，是有眼光的。但他又说这是“过分赞美”(《全编》第289页)，并且一再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红楼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唐德刚《胡适杂忆》第64页)这就不能不是对《红楼梦》的贬抑了。胡适对后四十回的悲剧结局颇为赞赏，说它“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全编》第117页)认为胜过高续以外的种种续书，这也是从文学角度所作的评价。此外，胡适从各本文字的校勘中论证“脂本的文字胜于各本”，并且重视“活的语言”和“俗字”的创造,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功底和识力，至今仍然是校勘新本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就胡适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创立“新红学”应当是很值得回忆的一页。不仅在于学术建树本身，师友之情也是值得怀念的。蔡元培和胡适虽为论辩的双方，但都能相互尊重,表现出学者的气度，堪称红学史上的佳话。顾颉刚和俞平伯两位，协力搜集材料，研究探讨，襄助胡适共同创建了新红学。三十多年后，胡适借得《红楼梦辨》，睹物思旧，特志“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全编》第243页）在海峡两岸完全隔绝的年代，不论在美还是在台，境遇是升还是沉，胡适对《红楼梦》的信息仍不时关注，无论版本的发现,还是论著的出版,在他的书信、言论中都有反应。只要别人一提起《红楼梦》，仿佛提起了他的“旧恋”（《全编》第273页），足见他同《红楼梦》缘分之深了。

   20世纪二十年代是胡适学术上最活跃的年代，他涉足的领域很广，大多皆有开创性建树，以后由于主客观诸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学术上的成就。即以“红学”而论，他的起点几乎就是顶点，《红楼梦考证》以后，除去版本方面的几篇重要论著和辨伪的几篇重要文章外，整个学说已经凝固，几十年中在口头或文字上虽时常提及，不过反复申说，旧调重弹。而同为新红学开山人的俞平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回过头来审视索隐、自传两派的异同得失，表现出更为超脱的态度和深邃的目光。相形之下，胡适晚年固守成说，未能超越，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少有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对其思想学说的评析，“红学”作为他治学的一个范例和典型，加以研讨，或能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兴趣和共识。

 *本文有关胡适的言论，活动，凡未另注出处者，均据《胡适红楼梦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简称《全编》，以避繁琐。

  （写于1990年，原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台北《国文天地》1990年第12期。另有同题篇幅较长之文，《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4期，收入《红楼梦会心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