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它——兼及文学批评的方法》【《红楼梦学刊》1986.2】

【吕启祥纸媒论著（吕启祥论著作目录编号GL131）】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11月2日发布（第22902篇）

2019年1月6日-10月25日笔者通过博客先后发布，个人收藏图书的英文图书书目和个人在纸媒发表的论著、译、评、介学术资料等。完整保存这些学术资料，符合笔者践行学术报国的心愿和学术为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资源共享的宗旨，也一个普通教育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对于笔者和家乡主管单位达成全部无偿捐赠的承诺，也是提供了一个完整目录检索。

   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它——兼及文学批评的方法》，写于1985年6月，《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2辑，第135-15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6月。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31-48页，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4月版。

照片20张，拍自《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它——兼及文学批评的方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

    红楼女儿之中，人们常常因为薛宝钗的城府深严而不喜欢这个“冷美人”，又往往由于林黛玉的孤高抑郁而不理解这个“病西施”；然而，却很少有人不喜爱史湘云。湘云之美，给予人最突出的感受是豪放不羁，英气爽人，前人多有道及。或谓“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青丝拖于枕畔，白臂撂于床沿：梦态决裂，豪睡可人。至烧鹿大嚼，裀药酣眠，尤有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之概，更觉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与！”（涂瀛：《红楼梦论赞》）这是一种怎样鲜明的感受和由衷的赞叹。今天的读者，恐怕也会发生类似共鸣的吧！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诗），是晋人名句。抒发那绝尘高蹈的情怀，视角多么广阔，气象何等恢宏。试想，由一个闺阁女儿的艺术形象，竟能使人发生如此高远旷达的审美联想，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其间必有内在的、精神气脉上的联系。我们不妨从作家的精神风貌和艺术创作的意象渊源人手，试作寻绎探讨。

（一）

    作家创造艺术生命，不啻是一个小小的造物主，他笔下的人物总是自身审美理想的产物。而作家自身又是造化所育，受着现实环境的制约和传统文化的熏染。对于曹雪芹这样一位杰出作家，我们今天所能确知的东西是这样少。真正具有文献价值的，主要是留存下来的他友人的几首诗。不过就从这有限的几首诗作里，我们还是约略地窥见了曹雪芹愤世嫉俗、嗜酒放达、高谈雄辩、才华横溢的精神风貌。这些诗中，或云“步兵白眼向人斜” （敦诚：《赠曹雪芹》），“一醉（ma`o  t’ao冒陶）白眼斜” (敦敏《赠芹圃》)；或云“鹿车荷锸葬刘伶” （敦诚：《挽曹雪芹》），“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同上）；或云“接 （li离） 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辨虱手扪”（敦诚：《寄怀曹雪芹》），“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 （敦敏《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如此等等。在这些诗句里，我们分明看到，他的友人不约而同地、反反复复地以阮籍、刘伶、嵇康、吕安、山涛、王猛、孟嘉这样一流人物来同曹雪芹相比拟。提到他们白眼蔑世、纵酒旷达、倒著接? 、扪虱雄辩、高谈阔论、潇洒脱俗的脾性逸事。足见在曹雪芹身上，具有类似的风貌。或者说，在曹雪芹所承受的丰厚繁富的传统文化之中，含有魏晋风度的因子。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角度，得以观照他笔下某些人物的美学素质和意象渊源。

红楼梦人物之中，个性气质含有魏晋风度的，当然不止史湘云一人。但在史湘云身上表现最为集中突出，则是显而易见的。上文提到“烧鹿大嚼”（四十九回“脂粉香娃割腥啖羶”）和“裀药酣眠”（六十二回“史湘云醉眠芍药裀”），又是湘云身上魏晋风味最浓郁显豁的两组特写镜头。其所以然，盖因：首先，都以酒为触媒。晋人渴酒，成为风尚，红楼诸钗中，游宴行令,虽不离酒，但或拘于礼，或为养生，都有节制，能放怀作豪饮者，大约也只有湘云。其次，都有一种不随流俗、不顾物议、我行我素、旁若无人的气度。《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于丧服之中居然还在晋文王前坐进酒肉，人以为有违风教，阮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湘云之辈本闺阁弱女、“脂粉香娃”，居然雪天在园中烧生肉吃，“割腥啖羶”，颇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使李婶娘等大惑不解。湘云宣告：“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以她为首，公然烧鹿大嚼，自诩锦心绣口，宛然名士派头。再者，都以酣醉为美，开拓出一种超逸的境界，展现人物的神韵风貌。《晋书·山简传》和《世说新语》均载，山简在荆州，时常酣醉，童儿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  。举手向葛疆，何如并州儿。”山简为山涛之子，有父风，唯酒是耽。由这首儿歌绘出这样的形象：大醉之余，能乘骏马，倒著头巾，举手问话，从容归还，气度不凡。湘云酒后，醉卧园中，青石为床，落花为枕，香梦沉酣，蜂围蝶绕，口中唧嘟，犹说酒令，憨态可掬，豪兴宛在。象这样喝醉了满不在乎，不经意中流露性情、点染神韵，给予人以美感，两者是很相类的。“湘云醉眠”已经成为红楼梦的传统画题之一，它是概括湘云性格风貌的一个典型画面。

（二）

湘云之豪，决非附庸风雅或徒托大言，而是以尚率真、恶虚伪为其内在根据的。上举“特写镜头”给予人的强烈美感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以小说关于湘云性格的具体描绘为依托的。诗酒放达作为外在的意象，固然使人感受到湘云身上的魏晋风度；重要的是诗酒放达所表现的率真、本色，才是沟通二者的精神上的桥梁。

    真、或曰本色，是史湘云艺术形象的重要素质。所谓“霁月光风耀玉堂”，内外澄彻，磊落明净，正是湘云形象给人的一种总体感受。她在园中游乐时表现出“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气派，声称最厌假清高；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之中，也是天真烂漫，胸无城府。湘云咬舌，偏爱说话，是个姑娘，却象小子。喜扑雪人，爱放炮仗，不顾一身泥巴，不怕劈拍之声。她从不知看人眼色顺人心意说话，人人都看出小戏子扮上活象一个人，可人人都不说出来，惟有湘云不防头，说了出来，根本没有理会宝玉给她使眼色。分明别人取笑自己，湘云却不觉察，还认真打问，自动招领。一次宝钗见她教香菱做诗，数出一大串诗家，滔滔不绝，便取笑道：“放着两个现成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湘云忙问：“是那两个？好姐姐，你告诉我。”。宝钗笑道：“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引得大家哄笑。湘云和黛玉一样，不识当票为何物，薛姨妈讲了原故，二人方明白原来如此，“人也太会想钱了”，还要打问道：“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嘲为呆子。便是笑，湘云也格外畅快，无拘无束，掌不住，一口茶都喷了出来。就连睡熟的形象也有不羁之态，胳膊撂在被外，青丝拖于枕畔，宜乎评者谓之“豪睡可人”。总之，湘云的率真，既是天真，也是真挚。因而，她身上那种豪迈的情致，不会给人空疏之感，却有一种真气扑人，得魏晋风度之神髓。

    尚率真、恶虚矫，作为一种审美理想，不仅对湘云形象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在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往往表现得更为深刻、更富社会意义。人们常说，湘云“巾帼而鬚眉”，宝玉“鬚眉而巾帼”，看似矛盾，就其率真地表现各人的自由个性而言，是一致的。贾宝玉之所以爱在女儿队里厮混，是因为他最怕峨冠博带吊贺往还的虚伪礼节和世俗应酬。他讨厌世俗的礼，并非不通人情，乃是讨厌虚伪，看重真情。这点在蔑视礼法的魏晋士人身上十分突出。阮籍丧母，不拘俗礼，对奕如故，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虽不循礼，真情在焉。《红楼梦》着意表现的是“儿女真情”，贾宝玉身上任情适性、不顾世人诽谤的“痴”，颇有嵇阮之辈不合时宜的味道。他的不听袭人箴规、爱红成癖一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刘伶不听劝谏，嗜酒成性的故事。不妨引来一比：“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日：‘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见《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之妇劝其断饮，捐酒毁器，泣涕而谏，真可谓诚挚恳切，无以复加；刘伶设誓祝告，诉诸鬼神，戒酒的决心似乎很大，然而本性难改，依然故我。贾宝玉爱红成癖，恣情任性，袭人处心积虑，痛下箴规，瞅准了时机，提出三项条件，不可调脂弄粉、毁僧谤道，只求读书务正。宝玉满口应承,居然从谏如流，别说两三件，便是两三百件也都依从，甚至于将一根玉簪一跌两段，赌咒设誓，以示决绝。然而也正如刘伶嗜酒如命、秉性难移一样，宝玉照旧调脂弄粉、痴心呆意，同湘黛辈厮混，使袭人徒唤奈何：“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

    这里，我们并非要把两者强作类比，或派定作家构思这段故事必定渊源于此，而是想从宏观的角度体察其间确有“神似”之处。上文曾举出敦诚挽曹雪芹诗有“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足见雪芹身上有刘伶的神采风貌。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刘伶传》）。敦诚此句除去提供了雪芹之死可能与酒有关的信息之外，主要还在雪芹身上的旷达不羁、常态不改与魏晋风度的“神似”。作家将这种神韵注入他人物的生命之中，是完全可能的。

    类似的情形很多，几乎触处可见。又比如：“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世说新语·任诞》）阮籍是竹林名士，他要摆脱的是世俗礼法的外形，追求率真的性情，因而不顾物议，不怕邻人误解，终于倒是未被误解。这里，邻人的“伺察终无他意”，同《红楼梦》中贾母冷眼观察宝玉同丫头们的关系并无他意，实在很有相象之处。七十八回中，贾母讲过这样的话：“我深知宝玉将来也是个不听妻妾劝的。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样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重点为引者所加）。

    看来，贾母比贾政要高出一筹。贾政因宝玉爱弄脂粉钗环，错以“淫魔色鬼”看待，是十足的世俗偏见。贾母倒在长期细心的冷眼查察中，发现宝玉和丫头们好，竟是别有一种性情。老祖宗虽则解不过来，但也如阮籍邻人，并未误解他只是为了男女之事。小说还写到“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一晚，众丫头开怀畅饮、纷纷醉倒，那芳官醉后躺下，竟与宝玉同榻，彼此毫无知觉，黑甜一觉，不知所之。这种情态旨趣，同阮籍醉后随便眠于邻妇之侧，漫不经心，并无他意，难道不是十分相似的吗！可见，率真任性、不拘形迹的个性描写，正是某些人物具有魏晋人风貌的重要原因。

    不论是史湘云，还是贾宝玉，还是别的人物，其个性呈现这样的风貌之所以使人感到美，是因为作者肯定它。或者可以说，以率真为美，以虚矫为丑，正是曹雪芹审美理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仅可以从小说中宝黛湘等人物身上证实这一点，甚至可以从诸如薛大傻子这样的人物那里看到它的投影。薛蟠这个“呆霸王”虽霸却呆。他弄性尚气、倚财仗势、斗鸡走马、沾花惹草。是个衙内式的人物，确乎并无值得肯定的正面素质。然而，薛蟠的霸道之中带有傻气，言动之间不失真率。这就使得这一形象在可恶之中不乏可爱之点。你看，他一心想把柳湘莲当作风月子弟耍戏，反而轻易上了湘莲的圈套，被打得泥猪癞狗一般；他丝毫不能体谅妓女云儿的苦楚，却硬充保护人的角色，说些虽粗鄙却质直的话。尤其是他不加忌讳地脱口说出，宝钗护着宝玉是因为有金玉因缘之说，一语道着了宝钗的心病，令人颇有痛快之感。以后湘莲失踪，宝钗听了无动于衷，薛蟠倒还着实哭了一场。怪不得在《红楼梦》的纨绔子弟中，宝玉和薛蟠倒还有些交道，正如冯紫英一次评论道：“令表兄弟 （指薛蟠和宝玉）倒都心实”。可见，薛老大个性之中，尚有率真坦露的一角，虽浅俗，却本色。

    我们知道，魏晋时有这样的风气，很注意赏鉴人物的容止和品格之美。比如说嵇康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王武子见到卫玠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等等。红楼梦人物风姿的美好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贾宝玉便以“神采飘逸，秀色夺人”令人心折；在如珠似玉的女儿之侧，他又自惭形秽，自称“浊玉”。湘云扮上男妆，更觉“蜂腰猿背，鹤势螂形”，俏丽便捷。黛玉病弱，自有一段风流态度；晴雯慵散、犹有春睡捧心之遗风。三姐饮剑，如揉碎桃花、玉山倾倒。不仅裙钗女儿，便是秦钟、琪官、湘莲等，也都一个个姿容秀美、惹人爱重。当然，姿容相貌，是形之于外的东西，重要的是蕴之于内的品性人格。刘伶放达，貌却丑陋；嵇康抗俗，不拘形迹。魏晋时代品藻人物的最高标准恐怕还是上文所述的率真和本色。人们都熟悉郗太傅在王丞相家选女婿的故事：“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太傅没有看上那些故作姿态、等候挑选的儿郎，偏偏挑中了坦腹东床，满不在乎的王羲之。足见郗太傅的眼力，他评价的标准不重外在的形式，而重内在的性情。

作家以率真自然为美，以矫饰虚伪为丑，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从红楼梦各色人物的塑造，包括史湘云形象的塑造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三）

    湘云形象豪放脱俗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她的富于智慧和热情，擅于言谈和雄辩。尤其是她和翠缕谈论阴阳之理的一段言词，颇有魏晋人谈玄析理的影子，包含着一种玄远的意趣和哲学的遐想。

    关于宇宙人生的哲理和万物运化的规律，似乎不可能是闺阁小姐和丫环谈论的话题。然而红楼梦的作者以其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需要，写了湘云和翠缕之间的这样一段对话，成为塑造人物个性的重要一笔。话题从园中眼前景物发端：翠缕闲问，这池中荷花怎么还不开？湘云应道“时候没到”。翠缕叹赞石榴花楼子上起楼子，难为它长；湘云解释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样，气脉充足，长得就好”。翠缕不信，反驳道，没见过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湘云立即进行抽象，说明事物千变万化，理是一样，“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都是阴阳顺逆。翠缕引申问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些阴阳了！”湘云又更进一层，引入辩证思维：“‘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翠缕又糊涂了，觉得阴阳没影没形，不可捉摸。湘云解释说，阴阳“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随即同翠缕一起，多方引例，广泛论证，大至天地、日月、水火，小至蚊子、蠓虫，以至无生命的瓦片、石头。从一对对可以对举的事物，到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最后从湘云身佩的金麒麟触及动物的性别，翠缕提出人有没有阴阳的问题．湘云笑而不答，终以翠缕自己悟出以为得意的“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打住。

    姑且不论这哲理的确切内涵和作者是否另有深意，单就这段话本身来看，就使人觉得既浅显又深邃，既有驳难的气势、逻辑的力量，又是充分生活化个性化了的。对于湘云来说，平日无论主子奴才、姐妹丫头，她都一样热诚相待。来贾府时作为小礼物的绛纹石戒指，不光送给黛玉等姐妹，还巴巴的亲自带了来分别送给袭人、鸳鸯、金钏、平儿等丫头。宝钗为她筹措螃蟹宴东道，她衷心感激；岫烟受了欺负，她一旦得知，顿时动气，要出头打抱不平。在丫头面前，从不拿小姐的款，教香菱学诗，不怕罗唣；解答翠缕的问题，自然也不厌其烦。况且，湘云不光有股热忱劲儿，还是个“话口袋子”。与香菱讲究作诗，没昼没夜，高谈阔论，“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滔滔汩汩，说个不绝。同翠缕谈论阴阳之理，如上文所举，谈来头头是道，津津有味。湘云的健谈擅辩，真有晋人“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之势。她的多话，并非絮絮叨叨的老婆舌头，而是词锋刚健的雄谈高论，显示出智慧的内心、探求的热忱和逻辑的头脑。晋人清谈成风，其末流自不足取，但在那些真正蕴含智慧和经验的谈玄当中，往往包含哲理的意味。他们能够体会大化流衍、一息不停、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这样的境界，喜欢古诗中“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样的句子。湘云同翠缕纵论阴阳的谈话，实在也不失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探讨，有某种思辩析理的精神含蕴其中。

    红楼所记，虽多裙钗女子、闺阁细事，但读去却使人觉得少脂粉气，有林下风。林黛玉所居潇湘馆，森森万竿，凤尾龙吟，爱竹的习性似乎也同晋人有些瓜葛。“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任诞》）以竹为伴，可见性情。至于黛玉的卧房，在刘姥姥眼里“那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是那上等的书房”。作者一上来就拿她同晋代才女谢道韫比拟，“堪怜咏絮才”，便是佐证。至于三小姐探春，高情雅致，首倡诗社。那则寄奉宝玉的短简，俨然有兰亭楔集、竹林遨游的流风余韵。她如此珍惜大观园中“些山滴水”、林木泉石，庶几与晋人欣赏山水的情趣相通。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使自有濠濮间想也” （《世说新语·言语》）。短简末了，更作豪语：“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这是何等气概。单从字面看，此处连用了三个晋人故事：莲社雄才，东山雅会，棹雪而来，可以想见作者构思这段情节所取意象的来源。重要的是探春这种举动所反映的生活情趣颇有晋人风味。“棹雪而来”本《世说新语·任诞》。记述“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里，着重在“乘兴”、“兴尽”，而不必问是否访到了友人。亦即其价值在于“兴会”本身，而不拘泥于在外在之目的。探春病中，默处静思，忽发雅兴，恐怕也有相类的契机。本回回目作“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正表明兴之所至、偶尔为之。并非刻意求取。其目的不在作诗本身，而在寄兴于陶情冶性的结社活动之中。因而，今天的读者似乎不必过分拘泥于这些诗作本身高下优劣的品评，倒是可以从这类高级的社交文化活动中。体察她们的精神生活和作者的美学旨趣。

在这类富有情趣的文化活动中，兴头最高最为活跃的往往就是湘云。湘云来到大观园，真可谓鱼儿得水、鸟出樊笼。除去在这里可以暂时躲开那无爱的家庭，

抛下烦难的活计，还因为园中相对自由放任的环境，与她的个性最为合拍。每次聚会她都兴致勃勃。海棠开社，后来居上，一气和成两首，堪称压卷之作；菊花诗会是她的东道；咏雪联句湘云抢得最多；填柳絮词又是她起的首。不要忘了，“烧鹿大嚼”和“裀药醉眠”这样的豪举韵事，都是在大观园诗酒游宴的高潮之中，兴会淋漓，水到渠成的。这类画面是充分理想化，又是高度个性化了的，兼有空灵之美和写实之真。

    可见，由史湘云的艺术形象，触发起人们关于魏晋风度的联想，不是偶然的事。作者把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贯注在艺术生命中，形成了人物独有的神采风貌。红楼女儿，各秉其性，往往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作者审美理想的不同侧面。不论是哪一个形象，其审美价值都远远不是那些平庸之作当中的“佳人”“才女”所能比拟的。我们看到，湘云的智慧、热情、高论、雄辩……，恐怕不单单是用“才华”二字可以概括得住的。就以才华而论，可以举出比较切近的明末清初小说《平山冷燕》，书中的主人公山黛小姐，堪称出类拔萃的天下第一才女。《平山冷燕》在同类作品中应当说是较好的一种，山黛这个人物也是作者给以极大的理想化了的，才惊四座，气压须眉，在天子面前从容应制。作者还特意设计了山黛府上是“晋朝山巨源之后”，仿佛从血统谱系同竹林七贤的山涛拉上了关系，山黛小姐的才情便渊源有自了。可惜的是，这晋人之后却很少晋人风韵，倒充满着儒教气息。小说写她不苟言笑，静坐高楼，焚香啜茗，读书作文；应制之作，体高韵古，诗如颂雅，几逼典谟。这山黛形象，实在没有多少个性和活气。虽则才高，却不动人。而《红楼梦》的作者，一上来就声明他所描写的几个异样女子，不过“小才微善”。可见，并不是立意要写才女，而是要绘个性。当然，就史湘云而言，确有关于她才思敏捷的描写。然而就在这种地方，与其说是在写她的才华，不如说是为了突现她的性格。人们熟知的湘黛月夜联诗所得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之句，便是最好的例子。其时，皓月当空，正好瞥见池中黑影，湘云声称“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弯腰拾了一块石片向池中打去，只见黑影里嘎然一声，飞起一只白鹤，直往藕香榭去。湘云笑道：“这个鹤有趣，倒助了我了。”“寒塘渡鹤影”的绝唱，正从这现成的情景中来；而这特定情景的生成，又实在是湘云的个性使然。试想，夜深人静，豪兴不减，飞石打鬼，石击水响，影动鹤飞，佳句神来。比之《平山冷燕》中一再写到的应制比试、逞才显能的场面，真不知要高明多少。

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才女”多矣。人们也常说《红楼梦》中的青年女子早熟、多才。然而红楼女儿的形象令人难忘，恐怕主要不是因为她们才高，有什么作品和诗集传世；而在于个性鲜明气韵生动。以湘云而言，她的智慧，热情，擅谈，雄辩，自有一种豪放脱俗之概。这是一种内在的神韵气质，不是作者代拟几首诗词韵语所能奏效的。

（四）

     魏晋时代是中国思想史和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虽则政治动乱、社会黑暗；却是精神上解放、艺术有创新的时代。旧的秩序解体，个性相对自由。那玄远绝俗的倾向，上承庄周，下启后代那些不随流俗、不阿权贵，竭力保全自身人格和艺术个性的士子文人。我们从雪芹友人怀念他的诗句中，看到那么多魏晋人物的名字和故实，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曹雪芹的思想性格、精神风貌，主要是他的生活境遇、时代条件造成的；但他从前代包括魏晋时代汲取精神力量和艺术养料，也正是十分自然，符合他的为人品格和艺术个性的。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创作，犹如蜂之酿蜜，从生活到传统、从内容到形式，要摄取熔化多少成分，是难以用数量标示和用逻辑辨析的。中国古代作家少有总结自身创作经验的文字，唐代作家柳宗元有一段话倒值得注意，他说自己的作文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同枝）。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和曹雪芹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作家，但他关于为文“旁推交通”吸取消化的自白却给人以启发。可惜的是曹雪芹没有向我们讲明，他的做小说是“本”于什么、“参”了那些；虽则如此，可以肯定他必然也是有所本有所参的，而且是博本广参、销融吸收，有的有痕迹，有的无痕迹。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庄子》、《离骚》、《史记》、《乐府》，诗词、曲赋、小说、绘画……都有机地化合在他的作品之中。本文所述的“魏晋风韵”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成分、一个角度。我们今天读《红楼梦》常常觉得有所感悟，某些地方似曾相识；但又决不可简单比附、勉强坐实，因为这的确是作家的创造，已经是全新的机体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尝试着剖视湘云之美和魏晋风度的渊源，寻求其间内在的联系，目的在于从一个视角探讨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而决非将二者等同或比附。归根结蒂，史湘云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艺术典型。何况，就小说发展的历程看，从《世说新语》的时代到《红楼梦》，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在那里对于人物情态神韵寥寥数笔的勾勒，到这里已经是完整成熟的典型创造。史湘云尽管不是小说的主人公，却也是一个重要的完整丰富的典型人物。她尽管以豪爽脱俗著称，却同样要食自己时代的人间烟火，个性中尚有“也宜墙角也宜盆”的一面，随遇而安、顺从命运。湘云也和作者笔下的其它众多青年女子一样，命途多厄，她的生活道路上正多残云逝水，前景黯淡。尤其是湘云也未能免俗，亲口劝过宝玉应会会为官作宰之辈，助着袭人说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以致即刻引起宝玉的反感。这一细节着笔浓重，历来为评论者重视，成为分析人物思想倾向的一个定性的“数据”。这当然必要，因为评价人物的典型意义离不开思想倾向。湘黛分野，也于此可见。

    但是，这一点似乎不应当强调得过分，如果过分强调，对于艺术典型进行整体的审美把握没有好处。史湘云是作者心爱的人物之一，寄寓着自己审美理想的重要方面。她的疵点今天自然看得清楚，但不必强使古代作家的认识和今天一样。何况“禄蠹”之气也是沾染而已，过分苛责，同这一艺术形象给予人的整体感受不相协调。长久以来，我们往往习惯于画出一种思想图式，依此描述出小说中的各个人物。这样一种研究系统，对于发掘人物的思想意义和作品的社会价值，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但这种图式描述出来的形象，有时并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意图，或者说和原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角”。《红楼梦》的许多人物分析中往往都存在这种情形，而且已经有许多论者出来纠正这种偏离。有意思的是，常常争论双方分歧很大，彼此都难说服；而所用的论证方法思想图式却是基本相同的。关于史湘云的文章已经很多，也有不少争论，所用的大体仍是社会历史的方法。实践证明，对于文学研究的社会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今后仍将是一种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方法。但是如果离开了艺术鉴赏的纯正趣味和审美对象的整体把握，就难免发生偏离和流弊。

中国传统文论多印象式的评点，重视直觉，有整体感。本文开头提到的前人谓“史湘云纯是晋人风味”，从作品关于史湘云的某些描绘中产生“千仞振衣、万里濯足”的豪情快感，应当说是此类批评的典型例子。它以寥寥数语，道出机关，给人启迪。其缺点是失之笼统空疏，缺少周密的论证和科学的概念界定，易生歧义，或涉神秘。如果能够扬其长、补其短，重视对艺术形象的整体把握，进而作出比较科学的具体分析，这样，可望减少偏离和流弊，比较接近于作品的本来面貌。我们希冀文学批评视野的扩大和方法的更新，期望找到许多视角、各种途径，来发现和开掘红楼之美，包括湘云这一艺术形象的美学价值。这对于提高人们的审美修养、滋养当今的艺苑奇葩，都是很有助益的。

（写于1985年，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2辑,第136-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