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亟需倡导实事求是之风（中华读书报1998.7.29）

【个人纸媒文章（黄安年个人纸媒文章目录编号GWH 240）】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8月20日发布（第2218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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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辉荣、胡秋红撰文《学术批评亟需倡导实事求是之风—学术批评于学风建设研讨会纪要》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29日第八版。其中有黄安年的发言摘要。

照片2张拍自《学术批评亟需倡导实事求是之风—学术批评于学风建设研讨会纪要》，收入黄安年文存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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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笔者发言全文：

   在学术书评与学风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黄安年

                                      1998年6月24日

    记得四年前，我有幸为杨玉圣君的<<美国历史散论>>作序,其中有一段是专门写书评的,我写道:“在国外，书评已经成为发展和繁荣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美国历史杂志>>为例,每期发表的书评都在150篇左右。在我国,书评工作并没有得到史学界及国际问题研究界应有的重视.热心书评的学者并不多。书评被认为是‘得罪人’的工作，甚至不被看作是学术论文，不被视为衡量学术水准的依据。在发表的书评中，真正有质量的还不很多，有的评论则多溢美之词，个别的几乎失真，达不到真正发展和繁荣学术的目的。杨玉圣的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他力图在较高的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实事求是，即好处说好，也不讳缺失。围绕<<沉重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美国史研究界引起了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对学术领域中某些不良倾向作了曝光性的批评式评论,这是很不容易的。以愚之见，只要是与人为善，持之以故，就可以明辨是非，端正学风，从而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当时这本书中的集结书评几乎全部是涉及美国史和美国学领域的内容。而且杨玉圣在他的后记中坦言国内美国学评论现状的四忧(不少人对书评尚缺乏应有的尊重;认真写书评的人尚嫌不多;写书评容易得罪人;美国学评论的园地太少),他说:“凡想在学术圈里作个‘恶人’或者‘歹人’，搞书评很可能是最有把握的了。”[2]我想在他出版了那本书以后本可以“安分”一点，因为他确实“得罪”了人，在某些人眼里成了“恶人”，谁知他一发不可收拾，“不肯改悔”，评论的领域从美国学扩大到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从学术评论扩大到学术研究和组织的评论以及学术打假，因而也“得罪”了更多的人，据我所知，有的学术权威因为书评视他为眼中钉，她的子女甚至找到学会负责人说，如果她母亲有什么三长两短，要找杨玉圣算帐；有的因为学术上的抄袭被曝光而激怒，散布有关杨玉圣的流言蜚语；有的因为对杨的评论不甚理解而说什么他是“闹地震”的专家。刚刚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玉圣的<<学术批评丛稿>>,主要集结了这两年评论新作,更是充满着“火药味”、“惹事生非、得罪人”之举，看完他的<<丛稿>>我为他的精神所折服。如他在自序中所言:“在这些文章中，有一条主线是一以贯之的，即企图独立言行，实话实说。”他佩服鲁讯先生压不湾的脊梁精神，佩服巴金先生说真话的勇气。他有感而发道：“路，既然选择了，哪怕再曲折、再艰难，也应该坚持走下去；即使摔跤，甚至栽了跟头，也要爬起来，继续跋涉。”[3]我想,不妨在前面加上一句:“路本来是没有的，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伍杰先生倡导批评性书评的“十不怕精神，即不怕得罪人、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不怕打击报复、不怕得不偿失、不怕困难、不怕吃亏、不怕落埋冤、不怕打官司、不怕别人给戴帽子。”[4]杨玉圣的评论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我以为，杨玉圣的坚韧不拔、不畏艰险、实事求是、求索真理的精神是我们学术工作者面向21世纪繁荣学术事业所需的难能可贵的精神，尽管他的书评中的某些论点，我不见得都同意，但是在我们学术界有像杨玉圣以及伍铁平先生那样的坚持真理，纯洁学术的排头兵，相信会自有后来人的。以上是就书评需要一种精神而言，杨玉圣的<<丛稿>>和伍铁平先生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两个集子为书评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下面谈谈我对开展好书评的其他几点看法：

一.书评数量亟待充实

    和国外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相比，我们的书评数量亟待增加。这里不妨把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和我国的<<世界历史>>和<<美国研究>>作一比较,其差距之大是极为明显的。据我对于1992年秋季号至1998年春季号共23期<<美国历史杂志>>(每年4期)统计,发表的文章共269篇,书评(含少量展评、影评和研究评论共4230篇，平均每期文章11.7篇,评论184篇,评论为文章的15.7倍。这充分显示<<美国历史杂志>>中的评论部分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而<<美国研究>>的同期统计(每年4期),共发表文章188篇,书评和综述共53篇,平均每期文章8.2篇,评论和综述为2.3篇,后者为文章的28%。<<世界历史>>的同时期(双月刊)统计,共发表文章507篇,书评和综述共142篇,33期平均每期文章15.4篇,评论和综述4.3篇,后者也是前者的28%。据伍铁平教授提供的材料,世界著名的汉学杂志<<华裔学志>>几乎每期都有2/3的篇幅发表书评。[5]显然评论在国内学术杂志中占有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这不能不影响到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学术事业的繁荣。我以为国内的报刊杂志大大充实书评的板块和栏目以及书评的数量是具体体现强化书评力度的当务之急。

二.书评队伍需要扩大

    和书评数量相联系的是书评队伍需要扩大。整个说来书评队伍基本上集中在书评爱好者队伍中，目前看来,基本上没有形成群众性的书评队伍和相应的专家书评队伍。除了特约书评者和个别专家书评外，在报刊杂志上经常看到的老面孔还只限于一些书评爱好者的圈子内。由于书评的质量和书评队伍的素质关系密切,书评队伍的局限无疑影响到书评整体质量的提高。有的书评者本身是学者,但是学者的研究面是定向的,如果书评涉及的面过宽而加以超越他的研究领域做那些力不从心的评论,未免会使评论质量受到影响。因此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各种渠道吸引更多的各行各业的学者参加到书评队伍中来。当然扩大群众性的书评队伍也是十分重要的。谈到队伍的扩大,我以为报刊编辑尤其需要扩大结识书评作者的队伍,因为书评的发表及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队伍的质量。

三.书评质量有待提高

    目前的书评质量无庸讳言，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提高，但是总体来说质量欠佳。商业广告性书评有时多于纯学术性书评；非专业书评多于专门家书评。此外关系户书评也有相当数量。为了提高书评质量需要扩大学术性书评、专门家书评和非关系户书评、非“人情”书评。应当提倡由报刊编辑选择书评人进行书评的方式，这样有利于避免关系户书评和“人情”书评的弊端。

四.书评氛围应当改善

    除了数量、质量和队伍三个问题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倡一种良好的书评氛围。我以为要形成一个健康的和生动活泼的书评气氛，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三个有利的原则:即有利于学术争鸣与学术繁荣;有利于学术及书评队伍的团结和壮大;有利于图书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据此在书评过程中应该形成：朋友之间平等交谈的融洽气氛；作者评者和编者之间无话不谈畅所欲言和实事求是的气氛；学术同行之间与人为善，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的自由研讨气氛。学术研究和书评切忌揪辫子，打棍子，扣帽子的与人为敌的大批判气氛；切忌以势压人，以学术和理论权威自居的学霸作风；切忌以人划线或阿谀奉承，借机吹捧，或打击报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良学风。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的书评不是坚持实事求是，而是根据什么风向、指示或一个什么框子来限制书评的话，有可能使真正有价值的书评不能见之于公众，而那些人云亦云、不痛不痒的或不实事求是的书评可以整版整版的刊登。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教授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一书中,有一段有关时今学风问题的深刻描述:“学风和动机明显受制于社会时尚。正常搞科研，要出成果，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但是动荡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一些人投机取巧，编造数据，提出无根据的怪诞论点，东抄西凑也能使论文正常发表，也能申请国家基金，也能获得各种名义的公开奖励，也能因此时来运转：升官、发财。”[6]何教授谈的是自然科学,但在社会科学的情况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极。时下,在一些学术研究领域浮夸不实之风、阿谀奉承之风相当盛行。例如在世界史领域某研究会学术机构的秘书长为该会会长在一个有影响的刊物中写了评论，相当肉麻地颂扬这位会长：“胸中自有一部世界史”，然而许多人通看了这篇文章，并没有发现这篇评论提供了多少令人信服的材料足以证明，他确实“胸中自有一部世界史”。这位作者还在专门撰写有关20世纪世界史学科指导思想这一专题时，竟全部以这位会长的观点来论证中国学者应当“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世界现代史研究”，从而给人以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在中国的代言人的印象。显然这种廉价的溢美之词，在公正的评论中是切忌的。此外，在有些评论文章中我们还随时可见,信笔封某些人以著名学者之类的桂冠。我以为在学术评论面前应当人人平等,既不以官衔论高低,也不以权威或名声论上下,大人物、小人物、有名人物、无名人物应一律平等。现在这种在学术上的不平等现象往往有形无形地是通过这种桂冠来示意的。例如有的刊物刊登的文章喜欢署教授职、副教授等职称，主任等职务，博士等学衔，而似乎加上了这类桂冠，文章的水平和刊物的等级似乎很自然地也相应上了一个档次。我以为我们的书评和刊物刊登的文章应当改变这种做法，我们看到像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这样的刊物根本不登文章作者的职称、职务和学衔，而只刊登作者的单位，这是一种学术平等的具体表现。因为学术评论的不是职称、职务、学衔和知名度而是学术本身，而学术平等是正常的学术评论的基本要素之一。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即有人对于评论只听得好话，容不得不同声音，对于正常的评论意见采取令人遗憾的反常态度。有位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学术权威在1987年前专门主动邀要我写一篇对于他的专著的书评文章。我应命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上[7],我在评论实事求是地高度评价了该书的优点,但是同时也就某些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令我费解的是,10年后他在<<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我10年前写的那篇文章[8],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提到是他本人亲自要我为他写书评的这一基本事实,却说什么：“物换星移，已九个年头；我之所以保持沉默，是考虑到在国内长期学术禁锢之后，需要有宽松气氛。”言下之意，前几年处于“国内长期学术禁锢”状态，而现在学术气氛宽松了，所以才敢于盼了九年后才的得以发表意见。显然他判断投稿和发表的学术的时机对他十分有利(他以为“现在”即投稿时的1996年是一个批判错误思潮的大好形势)，正因为由于作者是选择时机发表的，所以在他的这篇评论文章中给我的评论扣了一大堆帽子, 诸如说我对他的评论是“轻率”的， 是“对作者、读者和学术交流不负责任”、“不严肃”、是“对理论的扭曲”，是“强调外因决定论”。文章还对我的有关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下半期并未进入下降期的观点，扣上了“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占有方式的基本矛盾”，“陷入唯生产力论的窠臼”的帽子，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感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批判的味道。现在如果人们有兴趣的话，不妨把他的大作仔细拜读，同时看看我在1988年初写的评论，然后再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是非路线来加以对照，不难看出，学术上的是非曲直和问题所在了。附带提及,正是这位权威,在1989年秋,曾及时捕足时机写了一篇全面批判杨玉圣君在美国史研究中所谓反马克思主义和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而杨君主要“罪名”,却是杨的文章提出了与他这位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商榷的某些不同见解而已。

    其实，在去年某些时候批判错误思潮之类的文章盛行时，有的甚至以此为主题拿到了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然而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仔细看看作者已经发表的大批判文章，给人的印象似乎实事求是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少得可怜。人们有理由怀疑其中的有些文章究竟是学术争鸣呢还是另一种形式学霸专政？不过有一点可以清楚，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角度看，这种学霸文章是绝对不利于学术争鸣和学术繁荣的。霸气、官气的文章，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是终难有其生命力，真正有生命力的文章靠权、威、假是难以持久的。

    为了培育良好的书评氛围，除了作者队伍和书评队伍的学术道德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提高编辑的学术水平和遵守职业道德。目前一些报刊和出版部门炒作之风太盛，严重毒害学术空气，使得伪劣产品盛极一时，这种情况已经蔓延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确实到了非增强打假力度不可的时候了。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目前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精神产品中，同样出现了对于有影响的伪劣产品和制伪制假作者的地方保护主义或上级部门行政干预式的保护现象，如果对这种不正当的保护加以制止和揭露，打假很可能是走走过场而已。至于能否制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因为迄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曝光传媒。

[1] 黄安年为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 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页。

[2] 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 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88-389页。

[3] 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自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引自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5] 伍铁平:<<切盼21世纪我国语言学界学风良好>><<<外语于翻译>>,1998年第1期。

[6] 何祚庥主编:<<伪科学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8页。

[7] 见黄安年:<<读黄绍湘新著:<美国史纲(1492-1823)>----兼谈美国早期发展历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

[8] 见黄绍湘:<<尊重历史实际,为提高学术水平而奋斗----评黄安年<读黄绍湘新著美国史纲(1492-1823)> >>,<<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