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村落不等于就是铁路华工村落

----读《铁路华工的跨国生活》笔记之二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8月04日发布(第20031篇)

谭金花、【美】芭芭拉.沃斯 【美】莱恩.肯尼迪编著的《铁路华工的跨国生活—广东侨乡和北美华工营地的物质文化研究》，2019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是2015-2019年历经四年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铁路华工项目组与斯坦福大学铁路华工项目组合作研究集结的并在庆贺嘉年华活动期间高调推出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大宗媒体需要嘉年华，学术研究还是需要冷思考，本书的主标题是“铁路华工的跨国生活”，而副标题则是“广东侨乡和北美华工营地的物质文化研究”。仔细分析两者还是有点区别，即需要认定这“广东侨乡”必需是铁路华工侨乡，而不能以一般侨乡等同于铁路华工侨乡。否则比较研究的前提就出现逻辑上并不比配的问题了。

  笔者受邀参加2019年6月6日于江门举行“北美铁路华工的跨国生活”国际研讨会。由于安排上冲突没有与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强化基础工程， 推进精准攻关----关于深化沉默道钉研究的建议》，该文已由会务组在会上散发。同时笔者也这篇文章提交2019年7月22-24日于长春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立40周年暨丁则民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并在24日《传承与创新：移民、族群与美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文中强调：“为了精准攻关，我们首先需要就铁路华工命题加以明确界定，把华侨华人和铁路华工加以区别。在谈及文献、遗址、遗物认定时必须清晰界定。华侨的概念很广泛，研究华侨包含美国铁路华工，但是美国铁路华工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群体，却不能把华侨和铁路华工完全等同，认定是华侨的遗物不等于就是特定时期美国铁路华工的遗物，高度相似的考古发现也不等于相等，疑似并非确认，在史实认定上必须精准到位，来不得半点含糊。” 加州大学St Barbara Zhao Xaiojian (赵小建)教授在会议期间专门找到我，我们两度交流《沉默的道钉》研究的感受，她高度赞扬这一研究的意义，认为已经引起加州美国学人的关注了。她还在闭幕会上即席发言呼吁对笔者研究成果的关注。91岁高龄的学术前辈顾学稼先生在美国看到我的这篇论文后，通过微信写道：“谢谢，拜读大作后，进一步肯定了我原来的看法，即早期来美华工中是有些有文化的人的，还有可以开中药处方的人。能把红楼梦刻本带到美国来，显然不是“猪仔”。枸杞子能被带来，肯定还是有其他可以在此栽培的中草药。兄之研究课题极有价值，应当鼓励一些年轻一些的学人拿起接力棒继续深入。”

仔细阅读《铁路华工的跨国生活—广东侨乡和北美华工营地的物质文化研究》一书，第一章“铁路华工研究的跨国视角”中谈到通过北美铁路华工研究项目，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历史学家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开展的侨乡仓东村的调查研究。书中称：“仓东村位于广东开平市，是铁路华工家乡。”（第2页）“采集了一系列反映仓东村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日常生活方式相关的文化遗存。”（第3页）“第二章为北美铁路华工的考古学研究，主要介绍关于铁路华工营地的考古学调查历史和成果。”从该章内容看，集中在首条横贯美洲大陆铁路几处遗址的田野调查结果（第3页）。就是说这些华工营地都是1865-1969年间华工参与建设者第一条太平洋铁路的营地。那么要和这些营地遗物作比较的，必需是参加这些营地建设的侨乡华工来源地村落的遗存，否者怎么比配呢？

问题来了。我们是论从史出还是以论代史呢？我们如何断定开平仓东村这个无疑是侨乡村落就一定是“铁路华工家乡”呢？

对于这样一个事关全书信服力的极其重要的命题，仔细翻检，找不出一二三四的依据来，我们没有也看不到这样的论证，只看到断言“仓东村位于广东开平市，是铁路华工家乡。”如前所言，铁路华工村落一定是侨乡村落。但“侨乡村落”不一定是“铁路华工村落”，如果不对仓东是铁路华工村落进行令人信服的论证，那么全书的立论能站得住吗？能令人信服吗？此外，在谈及铁路华工时也需要说明是那个时期铁路华工？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文化遗存，不等于1865-1869年间大批华工参加第一条太平洋铁路建设的侨乡遗存，1865-1969年的时间段并不属于19世纪晚期，而是19世纪中期，中期不等于晚期。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物质生活遗存一定离不开人的群体活动，就是说需要有人的活动，不能见物不见人。如果本书能够提供仓东村文化遗存中的参加第一条太平洋铁路建设的华工人名或其后裔的活动，提供铁路华工的家谱或墓地的确认，提供铁路华工及其后裔的实物遗存、提供铁路华工后裔的口述或回忆文献等，那多好啊！遗憾的是书中也没有提供。

书中引用1901年编撰的广东开平潭边园谢荣山族谱提供的两张有关仓东村的历史地图即仓前村与后山图（据书中第115页，族谱卷七第4页仓前村并后山图—笔者查；潭边院谢氏村落分布图，书中第115页，族谱卷七第二页，潭边院阳宅全图—笔者查）。谢荣山族谱有一卷是专门写墓地的，不知为何书中没有充分利用谢氏族谱来厘先祖赴美铁路华工及其后裔情况。《铁路华工的跨国生活》第115页写道：“截至19世纪早期，仓东村共有400户居民。在清末民初，大量仓东村村民移居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地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村民依据海外，至直今日，在仓东固定村民的人数已减少到五六十人。” 在清末民初和1901年编撰的广东开平潭边园谢荣山族谱相吻合，那么在族谱里提供了哪些移居美国的村民呢，其中又有哪些是铁路华工呢，是哪些包工头来仓东村招募华工集群而去大洋比岸呢，本书本可利用谢荣山族谱展开深入普查，可惜作者们对此却大大地忽视了族群因素，作为一个严肃的中国历史学者本不该忽视的。

将一个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铁路华工村落”而事实上只是“侨乡村落”，拿来和首条太平洋铁路沿线遗址的文化遗存作比较研究，能够得出合符逻辑的科学的结论吗？

其实，从目前五邑地区已知的众多侨乡村落看，我们的视野不能不注意到台山，对此梅伟强教授生前在和我多次面谈和电话交谈中一再提及在台山侨乡村落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也许台山大江镇水楼村侨乡村落更加具有“铁路华工村落”特色，更加具有发掘价值。如果合作项目还有时间和精力，建议不妨在那里进行新一轮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只是作为第一步，建议通过第三方的铁路华工侨乡的科学论证，以保护研究人员被指涉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一般说来，主要研究人员的家乡和调查基地重叠的情况，需要尽量避免）

在我的众多博文中一再提及台山大江镇水楼村。在台山大江镇水楼村，已经获悉有李天沛、李祐芹、李天宽、李奕德三代四人美国铁路包工头（经理人）的家谱记述，有李天沛、李祐芹后人的回忆，有他们在水楼的活动、有他们旧宅，有李天沛、李祐芹在水楼村的墓地遗存，还有一些金山箱等遗物、遗像等实物，又有今年水楼村李姓的续谱，这些信息远比历时四年开发的仓东要丰富得多，我们为何不创造条件选择水楼进行发掘呢。“美国视野”和“中国视野”的结合考察思路好得很，但是选择最佳侨乡村落还得慎之又慎，首先考虑的恐怖不是熟悉和顺手，而是更加符合铁路华工村落的过硬指标。

本书第四章北美铁路华工与广东侨乡的物质时间之对比，主要以仓东为代表。书中说：“在仓东村地面调查和试掘中，我们发现的一些器物与铁路华工营及其他华人移民遗址在形制和装饰风格上完全一致。”（第222页）然而，书中又说：“无论在2016年的地表调查还是2017年的试掘中，仓东村的瓷器遗物均不见四季花纹和豌豆纹。两种花纹几乎出现在所有北美铁路华工营和其他中国移民社区遗址。”（第224页）“纹饰风格上的明显不同表明了两地物质文化来源的不同。仓东村居民使用相对便宜的青花瓷，来自本地和开平附近陶瓷生产点，而铁路华工的瓷器供应则依赖于广东东部高陂镇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第225页）在这里，书中前后论点自相矛盾了。如果后者属实，那么岂不从一个侧面说明，仓东并非铁路华工侨乡了，因为从最日用的瓷器使用看两者是明显不同的。如果仓东村确系铁路华工村落，如何解释这个矛盾现象呢？

笔者无意否定作者的辛劳和奉献，只是希望能够提供足以说明仓东确系1965-1869年间北美铁路华工的村落令人信服的主要论据。同时再次呼吁关于水楼村这个很可能是铁路华工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