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世洞著《拾贝栽刺集》有感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5月14日发布（第21625篇）

李世洞教授今年八十有四，长我一岁，1954-1958年就读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讲授世界古代史，1972年转入美国史研究室，曾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现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美国史研究专家。世洞兄是我相识相交40年的挚友，也是美国史研究会武汉秘书处时期的负责人，还是学术批评战线的战友、退休后一直保持通讯联系的知己，仅仅在1987~2004年间，我目前找到并保存着李世洞先生写给我的信件就有58封之多。最后一封2004年6月1日来信是用电脑打字写的，以后书信改用电子邮件，进入近年来又通微信，所以手写书信也就没有了。【1】

2011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拾贝栽刺集》【2】他在后记中写道：“收入本书的文章约有60篇，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我称之“贝”的专业习作。说它是“习作”，是因为严格讲它们还很难称为“创作”。从大的方面看，我们这代人的“黄金时代”都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度过的。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对绝大多数书生来说，除了搞一些“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为政治服务”的“大字报”式的东西外，是很难有真正称得上学术作品的创作的。从小的方面看，我于195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1977年前后才转到恢复活动不久的美国史研究室。隔行如隔山，来到新领域就像刚入学的新生，可谓“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因此，搞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属于“入门”之作。多数文章的内容是介绍性的，即使几篇论证评价之作，现在看来，不但简单幼稚而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但不管胖瘦俊丑，像孩子一样，毕竟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记录了自己为学的历程。另一方面，从本书也许能看到那个时代的普通“老九”们的“学术”生涯轨迹和作品的特点。还须指出，这类文章撰写时，作者还没有明确的学术规范意识。因此，用今天的标准看，必然存在着“违规”之处。为了忠于历史，基本上保持原貌。其二是属于“刺”的文章。称之为“刺”，当然是指其主要内容为“挑刺”、“揭疮疤”、“得罪人”的东西。此类文章占了本书一半以上。其中，一部分是针对某件事、某本书或某种学术活动、学术现象的评论和记述，另有相当一部分则与四场官司相关，是这些官司的产物。”【3】

文如其人，世洞兄在这里实话实说，并不掩饰我们这代人所处的时代局限和年龄段特征，反映了在我国美国史研究奠基铺路时代老一代学者和年轻一代学人之间的过路搭桥的学术经历，或者说是步老一代铺路人、领路人之后的学术道钉历程。世洞兄这60篇文章，有的我当时就看到受过益。有的在通讯中交换过意见，十年后的今天再次翻阅更是感概万千。

世洞兄的《拾贝栽刺集》中只有两篇是谈及学会工作的，其中《关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的点滴回忆》详细记叙了年会的前前会后，文章提到“在这次年会上根据上级的意向，作出了将秘书处转移到南开的决定”，这句话很平淡地却涉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历史上武汉秘书处的结束和南开秘书处的开始这一重大事件。文章在谈及学会工作经验体会时说，要“班子团结、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体谅”；要有点奉献精神和不怕麻烦、繁琐的实干劲头。”世洞兄正是身体力行的模范，对于秘书处的顺利交接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世洞兄不因自己听力不佳可能引起听者的误解而原谅自己，一再多做自我批评。例如，1990年3月由于购书补贴的解读出现了分歧，世洞兄转来张友伦理事长的信（15日）并在3月22日给我的信中写道“请先看看总司令的信，再与你商讨总司令提出的‘补救’办法。”“我这个家也不好当，弄不好两头受气”。【5】由于武汉秘书处转移到天津南开秘书处，而我则被推为秘书长。世洞兄理解我的处境，1990年12月29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还为我担忧地写到：“重担落到兄身上，我十分理解秘书长的苦衷。四年来，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而且你比我要难办，身为秘书长可班子都在天津，天津虽近毕竟还有百多里，坐车也得两小时，就以‘公章’而论，将来放在呢那儿？还是放在南开？就难办，更不要说其他事情了。这个问题请你与友伦、剑鸣好好商量一下，不然将来开展工作会遇到不少具体麻烦的。”【6】

世洞兄的书中有5篇文章是谈及辞典编撰的。【7】世洞兄有关辞典编译的学术成果反映在李世洞 黄安年等编译 邓蜀生审校《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和刘绪贻 李世洞主编《美国研究词典》上。【8】书中没有涉及《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的出版，不过在他给我的信中却多次谈及这部《传略》，例如1992年9月19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听刘先生讲咱们的传记词典由老邓正校，对我们武汉的颇有微词，这要我负责，没找好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对此我早已向老邓检讨了几次。”【9】“希望这部书不要胎死腹中”。【10】1995年1月12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还写道：“《2500美国历史名人传略》样书也已收到，感谢邓公和兄之配合，无二人力促，此书恐怕仍束之高阁”，信中主张“作为此书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一起送也显得我俩精诚团结之精神”。【11】对于这部词典出版艰难，1995年3月2日在给我的信中慨叹：“我们的书（买的）及稿费都还没收到。邓公从为我们节约出发，决定用铁路托运（每本只收3元），比邮寄（每本收9元）要便宜不少。因系铁路托运，来的都很慢，只好耐心等待了。”“邓公为稿酬太少，几次向我致歉。其实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目下出书，能出就不错了，那敢在稿费多少上计较。不过从此也可看出邓公的一片热心，一片苦心。也看出当令九爷出书难的窘境。”【12】

事实上花费精力最多历尽磨难的词典出版要算《美国研究词典》，2002年10月世洞兄在赠送给我的这部书中写道：“安年兄雅正：这部难产，历尽磨难的书，也凝聚着兄的关怀和支持，如今出版了，它带来了高兴与安慰，但也夹杂着苦涩与无奈。出学术著作难，‘三无’（无权无名无钱）小人物出学术著作更难----‘书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我唯一的感受。编者”【13】

关于这部难产，历尽磨难的书但终于初版的词典，世洞兄在书中并未怎么着墨，倒是为书作序的杨玉圣写得很直白：我和李教授真正的私交，大概是从上个世纪他因为主编《美国研究词典》而开始的。该书最早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约稿，但随着出版业“向钱看”的趋势日益浓厚，该书的出版工作屡屡受挫：第一家出版社言而无信，拒绝出书；第二家出版社因“窝里斗”，新领导班子一上台就毁弃前任签订的承诺文件，坚持退稿；之后两次与书商打交道又两次被骗，甚至连书稿也一度失踪，跑到公安局才侥幸找到书稿去处。正在四处碰壁、一筹莫展时，1996年，中华美国学会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设立的“中华美国学著作出版基金”改变了资助原则，将工具书列入资助范围。于是，我建议李教授申请此基金，以便顺利出版该书。李教授提出由我和他共同主编该书。我未应承，一则我未参加词典的前期工作，二则当时我正忙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之编辑与出版事宜，故建议他约请德高望重、大我正好五十岁的老前辈刘绪贻教授，与其合作共同申请资助。李教授采纳了这个建议，由刘老牵头共同提出申请，经过评委会两次审查，终于获得出版补贴，又经几番“折腾”，终于在2002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4】

在世洞兄写给我的几封信中多次谈及书稿受骗之事可作佐证。1993年1月4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因为湖南出版社早在91年初答应出我们的词典，不仅开了两个出版证明，从总编倒编辑室主任均一再表态肯定在1993年上半年见书，而且接受了我们补贴额近一万元。现在突然因为其社里两派窝里斗，新当权的一派硬是要推翻前议，要退稿。”“这事烦人，气人，知识份子怎么这么难当？”“湖南出版社如此大胆无法地欺负我们，实在令人气愤，接了我们四处乞讨来的还加上我们自己掏腰包来的近万元，竟然想毁约就毁约，你看看他们还有没有王法？有没有信誉？”“经过这件事，我也寒了心，真想从此罢笔。目前无权、无钱、无门路、无关系就别想出书。八年多，我花在这本书上的心血比那一本都大都多！就去年暑假的几个月每天都是夜二点才睡觉，最后落个这个场!” 【15】1993年1月12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谢谢你为我提供‘出气筒’。同湖南出版社纠纷正在交涉中，我现在整天学法律和学打官司，但我们都怕这费事耗力，尽可能协商解决，现在准备向湖南出版局告状，不行诉诸舆论，上法庭是最后一步。” 【16】1993年10月19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们那部词书，目前面临危境，那和个体户书商同样靠 不住，而我确已使尽九牛二虎之力了，现在仍求出路，如果求不到的话，我想让学会帮忙，以学会名义出内部资料（当然要注明我们劳动成果），篇幅将200万压到100万…….. 。” 【17】

谈到争取申请出版资助问题。1994年10月28日在写给我的信中说：“我们那部词书稿仍卡在个体书商手中，无书稿就无法申请资助。”1995年1月2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还提到“我们那部大书书稿又被一位台湾学者（他对该书颇感兴趣，并自荐当总校对）应允到海外联系了。如成功你是我第一个赠书对象。” 【18】1992年2月28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告诉我“我已于今年1月正式退休，从教38年今日宣告结束，回首往事碌碌而无为，但扪心自问，交下的任务还是尽力去做了，尚可告慰，余生何度，尚无定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目下，我首先是想把那部词书弄出版，但力量有限，结局如何尚难预估，只好‘办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19】

如前所述，1996年，中华美国学会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设立的“中华美国学著作出版基金”改变了资助原则，将工具书列入资助范围。这无疑为这部词典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出版机遇，也使他对于有关资助出版的任何信息都极度关注。1996年3月20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详细谈及辞典能否获得出版资助问题。信中说：“陶公在评审完毕后给兄打之电话究竟所云为何？我们这部词书到底是否已被批（准），还是如书面通知所说‘倾向于资助’。因为此书改动工作量甚大，深怕花了时间，精力后仍为竹篮打水，所以不免又忐忑不安起来。请接弟此信后介绍一下你的信息及对此书稿命运之推测”“如果兄认为北京接受仍无把握的话，我们就可丢掉对北京的幻想，”“就我个人来讲如果北京有望，我们还是愿意选北京。”“我只所以如此，实乃过去吃亏上当太多，被‘坑’怕了。有些‘言之凿凿’的都可以推翻，更何况仅表意向的‘倾向于资助’几字”？ 【20】1997年10月23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告诉我“陶文钊已电话通知我家，书已批准资助，这次大概不会在变卦了吧！”“出版社方面如何联系，你老兄和他们有联系，还望他们开绿灯，别在他们这一道卡上又卡住。” 【21】

其后几封也都谈及词典出版的事，其中1998年9月14日的来信中告诉我责编曹宏举他们“已决定按大32开60克纸硬壳包封，释文用小5号(我们是6号)等原则排版。下面等着看他们清样了。我们坚持最后清样要看，以保证不闹笑话。” 【22】谁知好事多磨，世洞兄于1999年11月来京日以继夜赶看100多万字词典一稿清样加上受饮食污染，年底返回武汉不久即染病在身住院倒1998年一月底，“医生一再嘱咐出院后一年内不能过劳” 【23】由于词典出版比预期承诺一再推迟，2002年5月7日世洞兄来信中提及词典迟迟未能出版“弄得身心憔悴，心情十分不好，这个‘包袱’一日布放下，我难得一日安心。” 【24】久盼之后终于迎来好消息，2002年9月8日，世洞兄来信写道：“前天才收到《词典》样书一本。苦涩多余高兴。等大批书寄到，将赠兄等一本，以感谢多年友谊和为此词典多方帮助的辛劳。” 【25】

至此，从1985-2002年历经18年磨难似乎已经苦尽甜来，谁知麻烦不仅没有结束，还因为附录2采用李道揆先生所译《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李世洞在文后所加的说明引来一场学术争议，井多方以不同方式调解无效，结果诉诸法庭，导致两败俱伤，成为学界如何解决分歧的一个负面案例。【26】

对于这场双李官司，李世洞在《拾贝栽刺集》编后记中写道：2003年李道揆先生诉我侵犯其著作权案。李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也是我一直非常尊重的老前辈。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编写《美国研究词典》时，经李先生许可，用他翻译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作为附录。在校对中，我误以为是排印错误，根据美国权威学术著作，对几条宪法修正案的批准日期做了改动，并加以说明。该书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李先生大为不满，提出严厉批评。我立即向其赔礼道歉，并接连草拟了4份《道歉启事》稿，请其审查。在《启事》中，对其要求绝大多数均予以满足，仅有一点请他谅解，即不要公开指明美国学者标注的日期是错误的。因为一则美国学者有其充分依据，二则怕美国学者也因此起诉我们侵犯其权利而引起国际诉讼。但是，这个恳求却遭到李先生的断然拒绝，声言不按其要求办，就在法庭见。2003年6月，李先生在北京将笔者告上法庭。为应对官司，在孙新强教授等的帮助下，我从法律和美国史专业方面对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2003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诉求，次年4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从而结束了这场官司。官司结束后，自己有感而发，写作了《一部词典一场官司一些思考》和《也谈美国宪法修正案的批准日期问题》。

杨玉圣在为《拾贝栽刺集》写的序中则写道：“该书出版未久，即遇到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原来，李世洞教授在校对附录中《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李道揆译）时，误以为排印错误，遂按照美国权威著作和工具书对几条修正案的批准日期做了修改并加以说明。此举引起李道揆先生的极度不满。作为实际主编的李教授立即承认错误，按其要求写了准备刊登的“道歉启事”，但李先生坚持必须在“道歉启事”中公开指明美国学者的日期错误、他的说法正确。由于担心因此而引起国外诉讼，李教授恳请李老先生允许在“道歉启事”中仅向他赔礼道歉，不要涉及美国学者。李老先生不同意，遂将李教授告上法庭。李道揆先生是美国政治研究的泰斗，其代表作《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系国人在该领域的权威之作，当时又已八十高龄。李老此举对李世洞教授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李教授被告上法庭后，来信要我帮他找一位代理人。于是，我找到了好友、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山东大学法学院任教的孙新强教授。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想而知，最后以李老先生的败诉而告终。 这场本应是笔墨官司的法庭诉讼，无论最终的审判结果如何，其实不能是也不可能是双嬴的结局：当时已患癌症的李老先生输了官司，而赢了官司的李教授也为此身心疲惫。这场官司对诉讼双方都是多弊而少利。李老先生因输了官司而心情烦闷、沮丧，从而加重了病情；李教授在诉讼期间因一直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也使其心脏受损并安装了起搏器。也许，惟一的可称道的额外的收获是，通过这场莫名其妙的官司，李老先生和李教授分别发表了相关的关于某些宪法修正案实施时间的考证文章。”

     我一贯认为学术问题诉诸法庭解决不了学术是非的本身。学术争议只能通过平等务实的学术讨论来求同存异。在我获悉争端后曽试图希望双方充分沟通互谅互让，在李道揆先生家做缓解工作也和美国所负责人陶文钊教授交换意见希望做好李老的工作，此外也望李世洞先生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但是李老不依不饶，收效甚微，最后导致美国问题学界不愿看到的局面发生。有关学术争议本身无庸赘述，这里引述2004年1月23日李世洞先生给我的信介绍诉讼事件的来龙去脉。信中写道自己：“被向李道揆先生道歉之事弄得筋疲力尽。”“事情原委起于1990年代中，我当时编的《词典》感到李老作风严谨，视其宪法译文未权威，故将其转印作附录。在此期间我们曽有较多书信交往，遇到一些学术问题常向他请教，他也有问必答。由于这种‘亲密接触’，他曽将他1990年由社科社出版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一书赠我，在附函中他曽有：排校粗糙，错误多多令人汗颜之类的话。而且他自己在书中用红笔纠正的错误多达188处……在校核他宪法译文时发现与莫里斯英文版《历史百科全书》中宪法修正案批准时间不一致，就主观认为‘又是排错了’，于是顺笔改了过来。那知，这一改初了问题。尤其是我在改动时未与他联系交流，征求意见（这显然是我不对，对他不够尊重是很不应该的。）书印出后，送他一本以示感谢。她看后很有意见认为我布通过他即改动是侵犯了其著作权。在‘说明’中又把这种改动说成是‘订正’，是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求在《中华读书报》及《美国研究》公开道歉，并印成‘勘误表’随书散发。在三个月内（从12月1日开始）布完成，即向法院起诉。”信中叙述了关于赔礼道歉启示措词的争议之处。信中说：“现在双方未统一的一点是李老先生非要我们在赔礼道歉启事中国公开承认莫里斯标注的宪法日期（即问哦们依据‘订正’他的日期）是错误的，他的是对的。其实莫里斯的校注与《美国法典》完全一致，李的标注与美国新闻处的一致。他在信件中附的表也证明这一点。因此，只能说是两种不同学术观点，如果是学术讨论我们可以发表同意李老之标注的观点，但在道歉声明中让我们说莫里斯是错的，李老是对的，那莫里斯也会以他的文献依据未由，指责我们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要在美国起诉我们。我们怎么办？洋官司比中国官司还麻烦。我们坚持在道歉启事中只承认就侵犯他著作权名誉权赔礼，不能明确或暗示莫里斯标注是错的，而李老不同意，把我蛮拟的‘改动表’硬要改为‘勘误表’，硬要我们承认是‘用错误的日期改动了他的正确的日期’。编委会慎重讨论决定不能同意李老的这一要求”。信中提到“草拟的‘道歉启事’‘改动表’寄去征求他的意见。目前还未接其回复。下一步是将‘启事’送‘《中华读书报》’及‘《美国研究》’”。【27】然而事态的发展还是走上诉诸法庭之路。

   《拾贝栽刺集》一书有4篇文章谈天津沈履伟学术剽窃案及15篇文章谈沈木珠夫妇学术不端案的。李世洞的编后记和杨玉圣的序均已说得很清楚。我参与了两起学术不端事件的评论，清晰地表明了我的态度，历史也作出了明确的结论。限于篇幅这里从略了。【28】

                  写于2019年5月4-14日

注释：

【1】李世洞先生致信黄安年（1987-2004年）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8年7月29发布（第19790篇）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1126424

【2】见李世洞著《拾贝栽刺集》提要，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3月16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423160.html）

【3】同【2】

【4】见《拾贝栽刺集》220-223页。有关这次会议请参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1990年开封-郑州)合影 黄安年的博客/ 2010年03月25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306075.html

*1990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武汉秘书处时期最后一次年会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8年6月02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1116978.html

【5】 李世洞1990年3月22日给我的信（原件在我处，以下凡是李世洞写给我的信件均同）。1990年4月7日在给我的信中再次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说：“我已向总司令做了检讨。”信中在谈及研究会“搬家”等事宜后写道：“我深感自己书呆子十足，不是干这种事的料子。人际关系太难处理，还是‘无官一身轻’、‘与世无争’为好。人太滑头不好，太直也不行。现在我可能得罪不少人。只想熬过这最后几个月就解放。我还是‘善始善终’，站完最后一班岗。”

李世洞1990年12月9日给我的信中谈到“这次年会结局就我个人来说十分理想，可谓‘善始善终’”也谈及武汉一些同志的反映，信中说“请兄放心，这最后一班岗是一定要站到底的。”还说对武汉秘书处的感谢信“我意见不要本期登。等到下期由南开接办后再登不迟，免得‘自吹自’”

李世洞1990年12月23日给我的信中再次谈到“说实话：这次年会结局对我来说实在是最理想的，我一回来逢人便说‘最理想’。秘书长一职摆脱了，而未产生顶牛。年会大多数人都满意，真可谓‘善始善终’”。信中还十分细致地为向新秘书处顺利移交做出安排。

【6】李世洞1990年12月29日给我的信。

【7】《荒唐译名引起的思考—以《美国历史百科词典》的英译名为例》；《白璧微暇 去之更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部分词条的错误与缺点》；“零的突破”后的思考--《美国大词典》的得失；《一部词典 一场官司 一些思考—围绕《美国研究词典的诉讼故事与反思》》；《也谈美国宪法修正案批准日期问题—答李道揆先生》。

【8】前者1994年由东方出版社出，李世洞负责A-K条目， 黄安年负责L-Z条目编译。后者2002年6月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

【9】李世洞1992年9月19日给我的信。

【10】李世洞1992年11月9日给我的信。参见李世洞文《挚友邓公》，载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士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502页，中国法治出版社2012年版。邓蜀生先生和《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出版，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8年7月15日发布（第19719篇）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1124180.html

【11】李世洞1995年1月2日给我的信（原件在我处）。1995年1月10日来信中提出了具体的合送名单，信中还谈到：“可否我们两摊子，再分别就自己的部分校看一遍，将错误记下，我偶然翻了几页，就发现有问题”。（原件在我处）又1995倪瓒1月19日和1月27日两次来信谈及联合赠书事宜。

【12】李世洞1995年3月2日给我的信。

【13】刘绪贻 李世洞主编《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共1301页

【14】杨玉圣序载刘绪贻 李世洞主编《美国研究词典》，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5】李世洞1993年1月4日给我的信。

【16】李世洞1993年1月12日给我的信。

【17】李世洞1993年10月19日给我的信。10月30日在给我的信中又写道：“词书之事也是我随手写来，饥不择食，兄困难也就布勉强。现在大环境又不利，个体书商也靠不住。我无路子，只会耍笔杆子，打不开局面，只好听天由命了。”

【18】李世洞1995年1月10日给我的信中还写到：“我欠你的太多了，可惜我至今未能出一本书。如果那部剥壳词典能出来，首先相赠（再贵也在所不惜）”。

【19】李世洞1996年2月28日给我的信。

【20】李世洞1996年3月20日给我的信。

【21】李世洞1997年10月13日给我的信。

【22】除李世洞1998年9月14日给我的信外1997年11月7日，1997年11月25日的信都有涉及，在后一封信中写道：“回顾起来，我最大的失策是这部词书把我拖得太久了。一想起来就恨8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是他们约的稿但等我们干差不多了，又象破鞋一样被甩开，使我们骑虎难下，以至右以后的‘持久战’。当然话话说回来，有今天之结局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但愿以后不再生变故。”。

【23】李世洞1999年4月9日给我的信。又1999年5月17日来信告诉我“前二天接社科社曹宏举电话，词书正在审校，并说年内丁出，但愿如此。”1999年9月29日来信中又告诉我：“我们那词典稿至今仍未拿到清样”，“我真怕又是拖下去拖成‘水月镜花’。”2000年11月7日的来信中一直未“词典迟迟不能面世”二无时无刻不在担忧。2001年2月26日来信告诉我出版社责编“将来武汉与我们‘敲定’上半年一定出书”。2002年 2月26日来信中介绍词典的出版进度，期盼词典早日面世。

【24】李世洞2002年5月9日给我的信。另有2002年6月8日来信，表达“发落鬓霜心已碎 伊人何故还不来？”“参与词典工作的已有三位作古，生者也一天天老迈”的焦急心情。

【25】李世洞2002年9月8日给我的信。在此前2002年7月13日他给我的信中已经获悉词典于“6月出书”。

【26】李世洞在文后说明写道：“转印自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附录。其所附的说明文字略。编者增加了提出日期，对一些修正案的批准日期依据R.B.莫里斯边：《美国历史百科全书》第6版（纽约，1982年 ）作了订正。第27条宪法修正案为编者增补”，第1176页，刘绪贻 李世洞主编《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7】李世洞2004年1月23日给我的信。参见《忆美国政治制度史资深学者李道揆先生》（我所认识的中国美国史学家之七）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3月29日发布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1042265.html

【28】参见《学术批评和司法诉讼的良性互动问题——沈履伟剽窃案谈起》，《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9期，第89-92页。《开展学术批评 反对学术不端 维护学术尊严—关于沈履伟剽窃案的公开信》，云梦学刊，2005年9月期。《自毁学术形象的闹剧》，载《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第279页，2009年版。这样的法学“精英”越少越好----读《软硬兼施四下新战 这边撤诉那边有起诉》有感，载《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