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自成曲  幽色出凡尘

——忆李希凡先生二三事

推荐俞晓红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4月10日发布（第21391篇）

《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二辑发表了孙逊、陈熙中、梅新林、赵建中、俞晓红、段江丽六位学者纪念李希凡先生的文章。感谢责任编辑何卫国先生惠寄PDF版，感谢俞晓红先生发来PDF版和WORD电子版，方便在我的博客上发布，资源共享。

《学刊》即将迎来创刊四十周年。人们注意到这一期的名誉主编为张庆善，执行主编为孙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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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先生去世的消息是从微信上获知的。2018年10月29日一早，就有数位友人发图文消息至朋友圈。因10月16日，北京曹雪芹学会邀请在京的老中青三代红学家十余人至植物园活动，江丽教授当天还发了“重阳雅集”的九宫格在朋友圈，并称李希凡先生为“90后”，图中李希凡先生笑容和煦，发言时伴有手势语，亲切一如往常；所以，不过半月时间，先生即告别尘世西去，令人颇感震惊。随后何卫国君代表中国红学会将讣告发至常务理事群。先生的告别会是在11月4日，但因在10月初旬即已安排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校友系列活动在11月1日至5日进行，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我无法离芜赴京参加告别会，故谨以单位名义发唁电至学会。两个月过去，从记忆深处浮现的有关先生的生命印迹，竟是那么真切。细思而概言，主要在两个层面：一是对红学事业不懈的关注与支持，二是对红学友人的真挚关怀和对中青年学者的热忱提携。

一

初次知道李希凡先生的名字，是在1976年的6月，那年我还在读高一。家中有一本由“安徽日报通讯”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爱书的父亲用牛皮纸做了封皮，又用毛笔题写了获得的时间。资料集的目录页前有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正文所收当代的《红楼梦》评论资料中，首先列入的是《<红楼梦>问题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我先从那封信里读到“小人物”这一特指概念，又在《大事记》中知道“小人物”之一即是“李希凡”。彼时如我，何曾想到过一生中还会有与“小人物”交集的时候？

1988年5月26日至30日，全国第六届红学研讨会在安徽师大召开。与会者阵容十分整齐，吴组缃、端木蕻良、冯其庸、沈天佑、傅憎享、马国权、杨光汉、邓庆佑、吕启祥、邸瑞平、庄克华等红学大家云集江城。兴许临近家乡的缘故，吴组缃先生兴致很高，开幕式侃侃而谈，本已超出预定的发言时间，但他两次说“我还要讲”，末了向与会代表推荐芜湖的“豆腐文化”，惹得一众学者晚饭后散步去江城街头，品尝本地有名的凉拌豆腐脑和油炸臭豆腐。大会发言中，端木蕻良先生自叙以小说体式再现曹雪芹，杨光汉先生叙及自己以敬畏之心研读《红楼梦》，先后泣泪，在场听众无不动容。邸瑞平先生以清亮柔美的少女般的嗓音和带有表演意味的手势，描绘葬花的黛玉肩荷花锄，袅袅穿行于春光明媚的花间柳下的场景，引发听众惊赞莫名……这些情境，构成芜湖会议特有的人文情怀和江南风韵。

江城的那个暮春雨季，我带了篇谈论《红楼梦》人物“兼美”的万言稿参会。一向在纸上读到的那些红学家的名字，乃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出现在视野中，对于当时尚在中学任教的我而言，不啻进入了一个真幻参半、虚实相间的人文世界。会议给了我一个大会发言的机会。当那场大会发言结束，大家走在科技礼堂外面的路上时，一个身穿褐色褂子、中等个儿、微胖、光额的老先生站到我跟前，和蔼地说：“晓红，我那篇文章不做了，给你做。”翻阅会议材料，见有一篇论“兼美”的千字提纲，赫然署着“傅憎享”的名字。往外宾楼去的路上，吕启祥、邸瑞平先生亦特意找我说话，谈论文创意，聊生活不易，给我诸般鼓励。凡此种种，都成为我记忆深处的缕缕温暖。

李希凡先生是此次到会的专家之一。此时他从人民日报社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常务副院长已近两年，对芜湖会议的顺利举行起了至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会议期间他却十分低调，既没有见他在大会上发言，也没有听到他在会下的公开场合发表论红观点，只是偶然说过一点对后四十回的看法。曾经风云一时的“小人物”，以淡然微笑的姿态静默在会议进程中，纸上的历史人物现身于十二年后，施施然进入普通读者的视线，自然令人意想不到。然出于槛外之人的怯意，当时的我未敢攀言，除了将当年的阅读记忆幻化为眼前的立体感知外，并未滋生太多的学术印象。

此后召开的全国红学研讨会，我大多都携论文参加，也每每在会上遇到李希凡先生，彼此逐渐熟悉起来。1994年的莱阳会议，1997年的辽阳会议，李希凡先生均作了大会致辞。进餐时，他总是静静地坐在餐厅一隅，用些素食；炎热季，他会打开那把黑色的纸折扇，轻轻扇动。和青年学者交流时，他总是带着温厚的微笑，关切地询问对方的工作与学习。犹记得1999年11月的金华会议，李希凡和冯其庸、蔡义江、刘世德、张锦池、杜春耕、梅节等一批大家作为前辈学者的代表应邀参加。这次会议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21世纪，一是面向全国的中青年学者。李希凡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一个长篇的发言。他认为，面向21世纪的红学研究，需要开拓新的路径，文献、文本、文化的融通与创新，在红学研究中属于深层的内蕴与境界。他批驳了小说学研究不属于红学范畴的观点，而将《红楼梦》视为将小说艺术美学发挥到极致的文学典范。也是在这次会上，他表示应支持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提出要创出新思路，发出新声音。2010年8月初，在北京凤凰岭召开的纪念中国红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他指出，现在红学走的是科学分析、科学论证的道路，只要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国红学会就有很多工作要做，红学就会福寿绵长。2013年11月下旬，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在廊坊举行，他在开幕式发言中再次强调，《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珍品。聆听李希凡先生的发言，阅读他的诸多论文，可以感知，他的红学观内涵多元、层次丰富，但有两个特点始终贯串其间：一是对毛泽东评红观的认同与坚持，二是将文艺理论作为自己评红的起点和视界。而他，从来都是那样磊落、坦然，葆有一颗赤子之心。

二

李希凡先生对红学事业的关注与对友人、对中青年学者的关切，始终是融为一体、同时并进的。红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与红学队伍的持续建设，本来就是交融互涵的关系。李希凡先生身兼中国红学会副会长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双重身份，乃以其宽广的胸怀对待红学友人，以开阔的视野对待中青年学者，显示了一位学者的优良品质。

我们这一辈学人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从来没有离开过前辈学者的提携与帮助。我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期上的《任是无情也动人》一文，乃是大学毕业后在本科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提炼而成，当年的论文指导老师即是朱彤先生。1988年5月的全国红学会在芜湖召开时，我从事基础教育已近六年，也是朱彤师给了我与会和大会发言的机会，我才得以认识和接触诸多红学大家，并由此与《红楼梦》研究深度结缘。1989年我考回母校读硕士，更是得益于朱彤师此前的不断鼓励。不意三年后我毕业留校任教之际，朱彤师却因病谢世。

读硕三年中我之于《红楼梦》文本的进一步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协助朱彤师整理书稿。20世纪70年代末期，朱彤师曾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冯其庸先生主持的新校本《红楼梦》注释部分的撰稿和定稿工作。校注工作期间，朱彤师对文本典故、专有名词等做了一系列考证文章，或纠偏勘误，辨析前注之错讹；或阐幽发微，补苴时论之罅漏。文章陆续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返校后，朱彤师在大学课堂上，于人物解读和艺术剖析亦多发奇思妙想，遂一一敷演为文。1991年冬至1992年初，朱彤师卧病已久，乃有收束散篇结集成书之意。此际我从师就读硕士已至三年级，遂襄理篇成帙之役。朱彤师虽说是辗转病榻，握管维艰，仍手书索序于冯其庸、李希凡二先生案前。

冯、李二序很快就寄到了朱彤师的病榻边。冯其庸先生在序中重点评价朱彤师的三篇论文，他首先称赞1979年5月《红楼梦学刊》创刊号上的《释“白首双星”》之文，以为朱彤师凭此一文“声动京华，名重红学界”；此外还评说朱彤师对《红楼梦》主题的阐释、对人物性格补充艺术手法的解析，均“健笔凌云，妙思入微”。李希凡先生的序文，却是从深情回忆1970年代的《红楼梦》校注工作写起。众所周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是校注组，李希凡先生之于校注组的组建及校注工程是一个奠基石般的存在，来自全国各地先后参与校注工作的有20余人，朱彤师属于后期参与这项工程的一位。李序列出对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新校注本”做出大量贡献的8位学者的名单，朱彤师即在其中。李希凡先生认为，大量的校注工作，主要是新校注本《前言》所列“本书修改定稿”的后一班人员做的，“后继者将不会忘记前驱者的艰辛劳作”；原来的校注队伍早已散归各地，但十多年来却活跃在红学阵地上，对学术和教学做出了各自独到的贡献。与冯其庸先生观点相同，李希凡先生也认为“白首双星”之释、《红楼梦》主题之说和性格补充手法之论，是力排众议、见解独到的力作；此外他还对《<红楼梦>诗歌艺术断想》《关于红学现状与发展的刍议》等论文作了评说，以为朱彤师视野开阔，能够统观全局，有利于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局面。

相较之下，冯序高屋建瓴、突出重点，概括精当有力；李序则从远处逶迤行来，叙中见情，行文恬淡绵柔。冯序以学术评价为主，聚焦于文集内涵；李序则叙议结合，在回忆往昔中评述朱彤先生之于红学史的贡献，蕴数十年深厚交谊于素朴平和的叙事。李序言及，在中国红学会没有任何补贴、历届红学会的召开都是靠承办单位自筹经费情况下，全国性的红学研讨会已经三年多没有举行，“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依然是芜湖安徽师大校园中的温馨的聚会。而那次第六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却正是朱彤同志多方奔走，竭尽全力进行筹备的”。他称赞朱彤先生为人“热情、豪爽、开朗”，颇具“东北大汉”勇往直前的性格；自己既为老友的病情感到怅然，也为其著作即将出版感到欣然。朱彤师病榻之上读到冯、李二序，欣慰之时，亦自潸然，遂以“殷殷之情，深叩我心”数语嵌入《红楼梦散论》的《后记》。

冯、李二先生与朱彤师的交谊，乃建基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校注本工程。校注组乃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成立，袁水拍任组长，冯、李二位任副组长，凝聚了全国多家高校的一批优秀学术力量在京，共同致力于校注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形成红学史上的那一个辉煌时期。校注组部分成员后来成了红研所的骨干力量。进入21世纪，由于体制的原因，很多前辈专家已从前台退到幕后，年轻一辈的研究人员当时多处于成长期，40-50岁年龄档的中坚力量相对较少，一些前辈学者开始担忧“红学已到后40回”。当时张庆善先生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为红学事业长久发展计，遂滋生要从全国中青年学者中再聚集一批有生力量到红研所的念头，且构拟了一个名单，名单上的学人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年龄均在38-45岁之间。所谓生命有限而学术无止境，如何以学术成就刻镂生命的痕迹，也是这一批学人的责任和使命。2003年9月下旬和10月中旬，我曾先后赴京参加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和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的大观园会议。两次会议期间，张庆善先生均与我聊起此事，商谈计划的实施。当然，这是难的。2004年初，吕启祥和胡文彬先生知悉后，先后对此事表示了关注和支持。辗转之际，李希凡先生亦闻知此事，便出面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主要领导推荐，从学术实力和梯队建设需要两方面陈述了推荐理由。李希凡先生从1986年始至1996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掌院十年，此时已退八年，仍然关切红学骨干队伍的建设，且关注到我这样一个普通平凡的高校教师，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我自然也十分感动，又不敢电话惊扰，遂仅去信致谢。那一计划因为多种缘故没能最终完成，但李希凡先生不遗余力提携后学的仁厚长者风范，就此铭刻在我的心中。

李希凡先生是红学家，但他往往淡化自己的红学家身份，不以曾经的“小人物”自矜；他担任中国红学会的副会长数十年，多数时候甘于身处幕后全力支持和促进红学事业的发展，显示出宽厚的胸襟和坚韧的担当。对待中青年学者，他眼中心中没有地域之别、门派之见，而完全以是否有利于红学事业发展为出发点，真诚提携后学，体现了宅心的仁厚和关切的诚挚。在红学研究中，他言行一致，毫不做作，宛如世间纯朴天然的赤子；在公众视野里，他沉稳挺拔，淡泊和煦，一似岩上幽然伫立的雪松。后学之人往往闻其声而感其气度，睹其面则沐其春风；其为人则如空谷之音，纵无管弦之奏，也能自然而流畅地形成自己的人生乐章，成就其不凡格局。即此数端，予心感焉，故借唐人李白“大音自成曲”与李群玉“幽色出凡尘”诗句为题，撰此小文，以献瓣香。

照片11张来自该文的PDF版和照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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