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悼念和追思冯其庸先生（十四）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2月11日发布

2017年1月22日12:18分，冯其庸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媒体纷纷报道，表达对我国当代大学问家冯其庸先生的悼念和追思（1024-02-03-2017-01-22）。博主将陆续集辑相关信息，现在发布的媒体悼念和追思冯其庸先生（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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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笨功夫才是“真功夫”

2017-02-1016:28:2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

2017年1月12日，红学大家冯其庸在病榻上接受《解放周末》的专访。一句“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概括了他一辈子的学术历程，也凸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生挚爱。

10天后的1月22日，冯老在北京潞河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3岁。冯老的离去，不仅使我们痛失红学界的泰山北斗，也使我们痛失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大家。哀悼之余，重温冯老生前与记者的最后谈话，不禁感慨——最好的缅怀，或许就是让这种“笨功夫”精神永不消逝，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永存不息。

1月12日下午三点半，记者如约来到北京通州区张家湾冯其庸先生的家——“瓜饭楼”。

采访定在下午三点半，因为这时冯老刚午睡醒，是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时候。

冯老的房间小小的，很暖。他半躺在床上，见了记者，摸索着要戴上眼镜。他的幼女冯幽若拍拍他的肩，示意他不需要戴眼镜，他便把眼镜拿在手里，神情专注。

记者在冯老耳边“喊”话：“冯老，我用几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您这本厚厚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冯老从枕头上很努力地抬了抬头，用清楚利落的声音说：“好，这样我们才有对话的基础。”

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对，一句一句对

张家湾是曹雪芹墓葬发现地。冯其庸择此地而居，最后又逝于斯，情深至此，令人唏嘘。

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名世，著有《石头记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论红楼梦的思想》　等红学专著20余种，主持《红楼梦》校订工作，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大型书系。

对于红学，他的一大贡献是抄本。

“我小时候就读过《红楼梦》，长大了也读，但真正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在1974年，而且一上来研究的就是抄本。”冯其庸说。

那年10月，诗人袁水拍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副部长）。他找冯其庸商量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冯其庸建议校订《红楼梦》——因为这么重要的传统经典，却一直没有一本真正经过认真校对的可靠读本。

第二年，《红楼梦》校订组正式成立，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任副组长，并主持校订业务。

校订组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已发现的《红楼梦》乾隆抄本有十几种，其中曹雪芹生前抄本就有三种，它们分别是乾隆十九年（1755年）的甲戌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乙卯本，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庚辰本。校订究竟该以哪个本子为底本？

这个问题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争论不休，校订工作陷入僵局。冯其庸提出用庚辰本，却招致激烈反对，因为曾有红学权威发长文否定庚辰本的价值，认为该抄本是多个本子拼凑起来的。有人甚至对冯其庸说：你主张用庚辰本？拿文章出来说话。

拿文章说话，用证据说话，正是冯其庸的风格。

多年后，冯其庸在《风雨平生》中这样回忆：“研究庚辰本，我用最笨的方式。我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来对，一句一句对。”

所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全部对完后，冯其庸发现，庚辰本的墨抄部分与乙卯本的文字基本一样，连行款都一样：乙卯本这一行多少字，庚辰本这一行就多少字；乙卯本这一行有一个错别字，庚辰本这一行也有一个错别字，都是一样的错。最有意思的是，乙卯本有一处底下有一句“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这是前一个抄手留给后一个抄手的记号，没想到，庚辰本的抄手抄书不动脑子，连这也一并抄了去。

在《红楼梦》十几种乾隆抄本中，只有乙卯本和庚辰本的墨抄部分是完全一样的。发现庚辰本是照着乙卯本抄的，在红学研究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乙卯本已散失一半，只剩下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称得上是完整版的乙卯本。

至于乙卯本的价值，冯其庸与吴恩裕已于一年前发现。当时，冯其庸和吴恩裕在北京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避讳、对笔迹，最终发现，乙卯本与怡亲王府藏书书目一样，避“祥”、“晓”两字讳，从而考证出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其子弘晓家的抄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红楼梦》还没有大范围流传开来，怡亲王家要抄《红楼梦》，到哪里去找？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从曹家找原稿来抄，因为当时怡亲王正是管曹家的。雍正曾亲批曹家“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王子即为怡亲王。乙卯本的珍贵程度，由此可见。

“笨功夫”用下去，冯其庸心里有了底。1977年5月20日，他开始动笔写作《论庚辰本》，到7月23日写完时，原计划万字的文章，变成了10万字的书，也变成了第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

《论庚辰本》一出，校订组都心服口服，同意以庚辰本为底本校订；此书出版，也引起了国际红学界的关注，第一次国际性的《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时，举办方特地发函邀请冯其庸赴美参加。至此，过去不受重视的庚辰本被广泛认可。

在抄本的问题上，冯老的“笨功夫”远不止于此，他还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工程——与季稚跃先生合作，历时十余年，把13种版本的脂砚斋评本全面汇集在一起，将各本竖行横列逐字逐句对校，并汇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部分），于2009年完成了共计30卷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做学问，第一是“无证不信”，第二是“孤证不立”

考虑到《红楼梦》新校注本出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篇序，文中一定要介绍作者曹雪芹，冯其庸便开始了对曹雪芹家世的考证。

这种研究，他使的还是“笨功夫”。

在冯其庸之前，有学者曾提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后有人为之补充证据，认为曹雪芹祖父曹寅有两个朋友是丰润人，他们彼此称兄道弟，那曹寅也应是丰润人。

但冯其庸对此有疑问：称兄道弟或许只是一种社会习俗？

1963年，他曾在故宫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上看到一件展品：《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隔着玻璃，这本宗谱给冯其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当时的他还没有开始红学研究。

如今要找这本宗谱，却因为当中经历了一场“文革”，展品不知所踪。

正在为难之际，有人提供线索：宗谱提供者家中还有一个底本。冯其庸兴奋极了，专程去找这位做面塑的曹家后人，借到宗谱后足足看了个把月，并在得到允许后，手抄了一份。

为了证实宗谱的可靠性，冯其庸从《清史稿》中找出了宗谱上有名字的二十几个人，其基本事迹和宗谱上所述完全一样。但谱上这二十几个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做学问，第一是‘无证不信’，第二是‘孤证不立’，我对自己做学问的要求是，一件事情要两条以上的证据才能论实。”冯其庸说。于是，他又开始查《清实录》。

当时，冯其庸的家在张自忠路上。那段时间，他白天上班，一到晚上，书房的灯就亮起来，常常通宵不灭。他每天看《清实录》，挨着年份，一本一本地看。忆起这段日子，他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我读过了，书里头没有，就死心了；如果没有全部读过就得出结论，我会睡不着觉的。”

一直看到天聪八年（1634年），发现有一条实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曹振彦是曹雪芹第四代老祖宗，这是迄今为止官书记载的曹家历史中最早的一条，“原文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冯老说。

就在这时，辽宁博物馆的朋友写信告诉冯其庸，辽阳有一块《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的后面有一连串题名，其中有曹振彦之名。“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专门为这事赶到辽阳文管所，去库房看这块碑。光凭人家一封信，不看到实物，我不放心。”

看到了碑，冯其庸还不放心，他提醒文管所的同志找找看，会不会还有第二块、第三块？果然，一个月后，又在库房里找到一块《重建玉皇庙碑记》，虽然碑已经碎了，但“曹振彦”三个字还在。“在辽阳，曹振彦的名字两次出现在碑刻里，上面都有他的顶头上司，也有他的官职，还有他离职的情况。史料越来越多，我当时很高兴。”冯其庸说。

在辽阳，冯其庸的名头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到处在找与曹家有关的东西。于是有人跑来问他：有所小学的门外立着块大碑，叫《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你要不要去看看？“当时我一听就很高兴，管它有没有，都得去查一下。”

碑很高，冯其庸向学校借了两张课桌垒起来，爬上去对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字，仔仔细细地查找，从中找到了三个姓曹的人的名字。回北京后与抄下来的宗谱一对，这三个人都是宗谱中三房里的人，曹雪芹那一房是四房。

辽阳之行，还有意外收获。一贯喜欢走山访水的冯其庸，看完碑后去了当地一处叫千山的名胜游览。“美景当前，我忽然悟到，曹寅的《楝亭诗钞》和《楝亭词钞》底下，都有‘千山曹寅’，千山的主要位置都在辽阳，自称‘千山曹寅’，这等于说是辽阳曹寅啊。”

至此，曹雪芹祖籍辽阳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了，但冯其庸还是“不依不饶”。“后来我又进一步想，这些都是考证出来的，有没有‘曹振彦，辽阳人’这样的直接记载呢？”他想到，曹振彦在山西、浙江都做过官，于是，他查找山西和浙江的地方志，果然找到曹振彦名下写着“奉天辽阳人”。

从《清史稿》《清实录》上的记载，到辽阳碑刻实物，再到山西、浙江的地方志，为了考证曹家祖籍，冯其庸翻阅了几十种史籍、宗谱、方志和诗文集，甚至把五庆堂宗谱上的二十多人都查出了史料。如此费尽周折，仅仅起于对曹雪芹是丰润人一说的疑问，“我就是为了那篇序言要写得可靠、真实、有依据。”

一辈子，一部书。冯其庸用半个世纪的光阴研究《红楼梦》，最终花5年时间，融合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石头记》抄本研究、红楼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艺术研究的全部成果，并吸收评点派的精华和其他红学研究家的成果，写成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这可以说是他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是他一生心血所聚。红学家李希凡先生评价它“是在文本、文献、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是现代红学最有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功夫还没练好，就想创新，不符合规律

红学大家的身份，并不能囊括冯其庸的全部。2012年初，汇聚了冯其庸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万字、35卷册的　《瓜饭楼丛稿》付梓出版，皇皇巨著，是对冯其庸完整学术生涯的总结和提炼。

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冯其庸的小学、中学，读读停停，他一边种地，一边自学，到处找书读。在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冯其庸被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不知不觉在他年少的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

若干年后，这颗种子发芽、生长，最终促成了一次学术壮举。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其庸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壮举，终在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找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第一次被发现，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赞冯其庸“做了我们没能做的工作”。

对冯其庸来说，实地考察也是一种“笨功夫”。在他的“人生总结”《风雨平生》中，冯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一向认为除了应该读书架上的书外，还必须读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种历史遗迹和文物这部‘书’……对于一切学术的结论，没有可靠的文献，没有可靠的实地调查挖掘，就很难做出确定的结论。”

从“四清”运动被派到陕西开始，冯其庸就在艰苦条件下开始了古迹考察之路。“当时纪律很严明，如果你当天出去不回来，要处分的。我去看神禾塬上的香积寺，怕回不来啊，就拼命地跑。”后来到了干校，他没把批斗当回事，却一到礼拜天就早晨四五点起来，步行去乘火车，到附近能够一天往返的地方去考察。

“我是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的。”冯老说。项羽自刎于乌江是千百年来的传统说法，但两次垓下调查，一次阴陵、东城及乌江调查，让冯其庸大胆提出项羽自刎于东城。“我去过东城多次，后来连东城遗址和城墙都发掘出来了，再结合《项羽本纪》等文字资料，项羽‘身死东城’是无可怀疑的。”

耄耋之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创办“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大国学”概念，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视野。这样的学术视野，离不开每一步踏实的行走。

不仅潜心于学问，冯其庸还寄情于诗书，结缘于翰墨。曾有人求教他学问与书法之间的联系，他说：“我搞学术是下苦功夫，究根穷源，找不到证据不罢休。学书法也要有钻研精神，比如对《兰亭序》，我是反复研究的。藏在日本的《丧乱帖》在上海展出，我特地到上海去观摩。看，就是学。不仅要临帖，还一定要多看。年轻时我曾将喜欢的法帖张贴在家中门内，进门出门反复看，时间久了，就刻在心里了。”

“苦功是基础，功夫还没练好，就想创新，不符合规律。”冯老说。

诚哉如斯，笨功夫才是学术的“真功夫”。

http://media.china.com.cn/cmrw/2017-02-10/972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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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读书生活与“红学”论争

2017-02-1016:27:38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冯其庸 著

商务印书馆

禾刀

1月22日12时18分，著名文史学家冯其庸在北京仙逝，享年93岁。不知冯老是否天命有知，这本口述自传从2012年8月8日开始，前后历经四年，期间冯老五次增删和修改，机缘巧合，最终居然赶在冯老逝世前几天由商务出版社推出，也算得上是对冯老一生的最好总结与怀念。

作为一部口述自传，必然囊括冯老的童年、青少年直到今天所有能够忆起的人生烙印，但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冯老应该是这般模样：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前后历经二十年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对传统戏曲亦颇有研究，并著述颇丰……当然，冯老的最大造诣还是在于红学研究领域，比如他通过对曹雪芹生前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抄本进行仔细比对后，于1982年推出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最新版《红楼梦》，反响强烈。而他对曹雪芹家世为辽阳而非丰润的考证，也成为红学研究领域的平地惊雷。不过，颇有意味的是，后来成为红学研究大家的冯其庸，19岁求学时因为喜欢写诗首次接触《红楼梦》后，居然“看看没兴趣就没有读下去”，而这一等就是数十年。

在冯老的教育履历中，没有大学专业学习训练记录，但这并未妨碍他最终跨入史学研究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回首冯老的“成功之道”也许可以看出，虽然在求学路上确实碰到了许多才高八斗的文化“贵人”，但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位勤恳的读书人，这是他得以取得学术成就的最大内因。放牛时代，除了《三国演义》便无书可读，环境迫使他反反复复啃了这本书多遍；因为自小缺少娱乐活动，于是对戏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因此又读了许多关于戏曲的书籍；“文革”时期，因为“一直挨批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于是“半夜起来偷偷地抄《红楼梦》”，终历时7个月完成了《庚辰本石头记》的抄写。也正是因为这次抄写，他陡然“发现‘祥’字避讳”，于是揪住这一信息，一路深挖求证，最终得出庚辰本为最接近原版的学术结论。

冯老的这些读书经历，不可避免地浸润着浓浓的时代气息，许多时候还显得颇为无奈。但即便是在别人看来最为枯燥乃至痛苦的岁月，在他这里却成了一次次畅游书海的天赐良机。也正是时代原因，冯老养成了钻一行专一行的专注习惯。他后来的田园调查和学术考证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与他“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的严谨治学作风密不可分。

冯老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78岁时他还历时3年完成了《论〈红楼梦〉思想》，80岁时发表了沉淀10年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83岁时还再次赴疆并登上帕米尔高原，90岁后还5次增删和修改口述自传……尽管他一生获得的荣誉无以数计，但他对“大师”之类的高帽子却拒绝接受。他不止一次地调侃道：“大师大师，大学的老师而已！”

当然，冯老在“红学”研究领域的造诣，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研究模式竞争争论的结果。冯老关于手抄版本的采纳、曹雪芹故乡的考证结论等，与周汝昌等人所持的观点明显相左，这也引发了“红学”研究领域旷日持久的一桩论争。从捍卫个人所持观点出发，冯老关于《红楼梦》的争论，“一共写了12篇批驳文章”。为进一步佐证手抄庚辰本的可信度，他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13种红楼梦抄本一句一句对照排列出来，共30卷”。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冯老并不讳言“红学”研究中存在争论，事实上他曾将争论文章汇编成书，以飨读者。他畅想了自己由衷期望的学术批评氛围——“以前的学术风气不是这样的，胡适当年和蔡元培关系也很好，但他照样批评蔡元培，蔡元培也很有意思，他还把可以批驳他的资料送给胡适”。言外之意，学术争论就是当面锣，对面鼓，公开摆道理。问题是，在一个好面子的文化氛围里，这种当面真刀真枪的学术论争是否能够落地生根颇成疑问。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乏见到大声疾呼端正学术争论风气的文章，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冯老在书中还指出，“周汝昌认为曹雪芹的祖籍在河北丰润，社科院一位老先生杨向奎，八十多岁了，他是丰润人，他一口咬定，曹雪芹祖籍是丰润，而且连《红楼梦》都不是曹雪芹写的，是他们丰润人曹渊写的”。还有，就和县与乌江的人反对他的“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学术结论，冯老“没有理睬，为什么呢？他们现在争的是什么？争的就是旅游点，项羽没有在乌江自刎，人家就不去旅游了”。

这一点确实比较符合时下的势利现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掘地三尺就为寻找古代文化名人，至于一个名人数地争的笑料亦屡见不鲜，一些地方甚至创造性地推出孙悟空故里，目的当然只有一个：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盘活地方经济。盘活地方经济当然没错，但这样扭曲历史真相得不偿失，毕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基因。

但现实令人郁闷，冯其庸与周汝昌两位红学大家间的嫌隙源头确实是为红学研究，但中间过程直至今天两人弟子间的的浓浓火药味，怎么看都有些游离学术之外，越来越像是道德诛伐。

近年来，随着口述实录兴起，越来越多的“民间”记忆拼接出更为完整的历史真相，冯老在本书中也爆了不少身边的历史猛料。但口述实录只是基于个人记忆的“原声”回放，个人往往受种种因素影响，不可能站在客观位置公道评价，比如冯老在书中多有提及的他与周汝昌间的矛盾问题。事实上，周汝昌任顾问的1983年版《红楼梦》电视剧的经典地位至今难以撼动、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以周汝昌一派的方法论向观众解读《红楼梦》”亦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是冯老一书中不可能读到的内容。

http://media.china.com.cn/cmrw/2017-02-10/972458.html

冯其庸参与的《红楼梦》版本最权威

·                           发布日期：2017-02-09 08:47:00新闻来源：腾讯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各种版本和装帧形式的《红楼梦》，包括校注排印本、精装影印本、线装影印本等

无论是被评为“最难读的书”之首，还是被专家学者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至今仍在“畅销”，成为每一个中国读者案头必不可少的好书。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发现读过三遍红楼梦的中国人，超过四千万。

两百多年来，尤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论著、文章不计其数，并形成了相关学科——“红学”。众多的红学著作中，初版于1990年的《红楼梦大辞典》，集结了冯其庸、李希凡、邓庆佑、吕启祥、胡文彬、顾平旦、陶建基知名红学专家共同编撰，兼具知识性、学术性和工具性，堪称集大成式的《红楼梦》百科辞典。

《红楼梦大辞典》出版后，成为学者、读者研习、欣赏《红楼梦》的必备工具书之一，深受欢迎。2010年，《红楼梦大辞典》曾出版增订本，而今天，著作方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启动再次修订的工作，将为学界和业界以及广大红学爱好者带来一部更加完备的《红楼梦》百科工具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红学出版的重镇，自1953年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标点整理的《红楼梦》，累计销售各种整理本《红楼梦》近七百万册。其中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初版于1982年的《红楼梦》，迄今已销售四百六十万套，成为当下最严谨、最普及的版本。人文社发展历史上，除出版面向大众读者的《红楼梦》校注外，还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红楼梦》影印版本，以及大量产生重要影响的红学研究著作。

一、俞平伯、启功、周汝昌、李希凡、冯其庸等大批名家参与注释

沈尹默题写书名，最严谨、最普及的《红楼梦》版本

1953年，人文社就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标点整理的《红楼梦》。这个整理本所用的底本是“程乙本”，整理的方式除了分段、标点之外，还改正了一些错别字，加了由俞平伯、华粹深、启功（后又加入李鼎芳）诸先生合撰的注释。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当时还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沈尹默先生的题字，它还曾被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剧借用过。

1957年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第二个校点、注释本。这次整理仍以“程乙本”为底本，但参校了几个本子。其中参加这次校点的是周绍良、周汝昌和李易，参加注释的是启功先生。

1959年，人文社又在1957年版的基础上推出了第二版，此时1957年的第一版已累计印刷了十八万三千套。第二版的最大变化是加了清人改琦的《红楼梦图咏》作为插图，同时将何其芳的《论“红楼梦”》作为代序置于书首。另外原来的三册被改成了四册，定价也调整成了4.5元。

五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964年，人文社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第三版。这次在内封上表明了“启功注”的字样，同时取掉了第二版的插图，而代之以著名画家程十髪的彩色插图。全书仍为四册，定价改为4.85元。

到了1974年，这个本子由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前言改由李希凡先生撰写。全书仍分四册，撤掉了插图，定价有所下调。这是它的第四版。这一版一直延续到1981年底。人文版的《红楼梦》排印本，也一直是读者心目中的权威版本。

著名学者余英时在其红学著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称：“在大陆上，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写‘前言’或‘代序’，谁就是红学研究方面的‘当权派’。”

1982年3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新一版《红楼梦》校注本问世，这个新校注本是在红学所的主持下，经过一代红学家的集体努力完成的。参加校注工作的有冯其庸、李希凡、刘梦溪、吕启祥、孙逊等二十位专家学者；并有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几位老红学家担任顾问。在校注工作中，校注组坚持一个原则：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经过整理的普及本。

为了帮助大众读者读通读懂《红楼梦》，校注组专家对书中的典章制度、名物典故以及难解的语词，均尽可能作出注释。这部《红楼梦》印行30年间，也在不断地完善。 1994年曾做过一次修订，全面核定正文，增补注释两百余条。2007年又一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这次修订，不仅在校注中体现最新的科研成果，修订正文、校记和注释千余条，而且在作者的问题上体现更加科学的态度：将作者署名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除了以上《红楼梦》整理本，人文社还于1958年2月出版过俞平伯先生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该书也分四册，当时定价6.3元，首印二万套。至1993年，这部校订本总共已累计印行了四万套。直到最近，学术界和海外的研究机构还有人在关注着这套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部分红学研究著作

二 、人文社：红学出版的重镇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红学出版的重镇，在1951年建社之初，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就提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方针。在古典文学方面，除了影印了一大批古籍图书外，又率先整理出版了四大名著。其中标点本《水浒》最早出版，成为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开端的标志，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重点新闻给予了报道。在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的整理和出版，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人文社曾影印出版了两部重要的《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庚辰本”和“戚序本”。近年来，重新影印出版了红楼梦古抄本丛刊系列丛书，包括“庚辰本”、甲戌本、“戚蓼生序本（南图本）”蒙古王府本、脂砚斋重评本（己卯本）、俄罗斯圣彼得堡藏《石头记》，乾隆抄本百廿回本红楼梦稿（杨本）等，受到专家和读者欢迎。

人文社还出版了一系列红学研究著作，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建国后曾在人文社出版，还有李希凡、蓝翎合著《红楼梦评论集》，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俞平伯《红楼梦辨》，四辑《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张毕来《漫说红楼》，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等红学研究著作。还出版过另外一些与《红楼梦》有关的图书，比如周汝昌的《曹雪芹》（1964年）、《红楼艺术》（1995年9月），和张庆善的《漫说红楼》（1999年）等。

其中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汇集了从1906到1949年间，在全国各类刊物上所发表的、为目前所稀见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文章。编选者在全面搜集和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筛选和淘汰，删去内容重复和肤浅的篇什，从总共500多篇（已经出版的专著不计）文章中选出了300篇，并对每一种观点和学术方法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所以这是研究《红楼梦》和红学史的一部重要的文献汇编，它的出版对推动红学的发展和现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人文社与红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筹备工作就是在人文社进行的。人文社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红学研究，精选出一批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准备推出一套“红学经典”丛书，收入本丛书的每一本书，基本上都是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即使在今天读来，它们仍然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

三、周汝昌、舒芜：从人文社走出来的红学家

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集中了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聂绀弩担任编辑室主任，有很多编辑都是在大学教古典文学的教授，如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还有解放前的老报人张友鸾，以及周汝昌、舒芜等。而从古典文学编辑室走出来的周汝昌、舒芜，都有红学著作面试，成为著名的红学家。

1955年3月，周汝昌在给同窗黄裳的信中写道:兄始终在“人文”古典部分，未有别事，现时正校红楼新版，案头程甲、程乙、脂本五本等纷如也。”(1956年1月)也是在五六十年代，担任《红楼梦》编辑工作的周汝昌提出，恭王府即《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观点一出，轰动学界。

舒芜先生在《舒芜口述自传》里这样写道：“聂绀弩主持工作的那几年，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工作并没有少做。《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几大名著的新校注本，都是那时搞出来的。‘五四’以来古典白话小说固然已有了新标点本，像亚东图书馆标的《水浒传》《红楼梦》等，但却没有注解。五四以后新出版的古典文学著作，只有古典诗词散文有过新注解。古典白话小说加注解，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的。”

正是由于在人文社工作、尤其是参与《红楼梦》编辑工作的经历，让周汝昌、舒芜对《红楼梦》理解的更加深入，在红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

四、人文版《红楼梦》是同名电视剧改编底本

正是由于人文社《红楼梦》校注本的严谨和普及，同名影视作品中，无论是1987年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电视剧，还是2010年由著名导演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都是依据人文社《红楼梦》校注本进行改编的。

2010年7月，在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北京电视台举行《红楼梦》校注本发行四百万套、北京电视台全国首播加印发售庆典仪式，新版电视剧《红楼梦》演员齐聚盛典。李少红导演本人多次表示，人文社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是她执导新版《红楼梦》的唯一依据底本。

无论对这些影视作品改编的评价如何，人文社《红楼梦》校注本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今后，人文社将不断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对《红楼梦》校注本进行修订，精益求精、不断完善，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可靠、最严谨的版本，同时也为《红楼梦》的宣传推广做出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曹宇

http://www.cnpubg.com/news/2017/0209/330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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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离世：“红学”的一声叹息

2017-02-10 20:47:44　来源: 华夏时报(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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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冯其庸离世：“红学”的一声叹息）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于娜北京报道

小学辍学到刻苦自学考上大学，中学、大学执教到潜心《红楼梦》研究，从十进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81岁时还纵行罗布泊。其人生艰辛坎坷，几十年孜孜以求。2017年1月22日，一代红学、文史大家冯其庸溘然长逝。

从贫苦少年到文史大家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前洲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常是半夜里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因为第二天断粮了，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肚子了；或者因为第二天又有要债的来了，母亲无法躲避，也无法对付，所以只能独自啜泣了。他那时虽然幼小，只要一听到母亲的哭声，心就像针刺的那样难过。

目睹家境贫困，幼时的冯其庸，曾要求停学，但家长没有同意。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关闭，上小学五年级的冯其庸还是回到家里种地放羊，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冯其庸后来在散文集《人生散叶》中称自己对江南农村的活全部能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放羊种地之余，他不忘读书，作诗也是那时开始自学的。

“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很长一段时间里，冯其庸只找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一读再读，读故事，读诗词，连评点也仔细读了，读到有的地方都能背得出来了。“后来又读《西厢记》，因为词句漂亮，虽然是很深的文言，但是也喜欢读，几乎读得一部《西厢记》基本上能背。”冯其庸说：“读书能使人聪明，启人智慧，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所以青年人应该勤奋读书。”

1945年秋，冯其庸考入迁到无锡的苏州美专，但几个月后美专就迁回苏州沧浪亭了。因家贫，他只得失学，老师、同学都为他惋惜。1946年春，无锡国专开始招生，冯其庸又去考试，一下就被录取了。这次经冯其庸大哥的努力，又经亲友的帮忙，他终于正式上了无锡国专本科，直到1948年12月毕业。

家境的贫寒和求学的艰难，并没有让冯其庸向命运低头，依然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史大家。他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做出了成就，研究了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和自荐取经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冯其庸还擅于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刘海粟曾称赞冯其庸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

他的书法造诣颇深。早年临写各家各派，但最喜欢的是行书，尤其钟情于王羲之的《圣教序》，书法风格潇洒而不失法度，清秀而远离流俗，规矩而没有造作。

在抗战的艰苦时期，一个苏昆剧团曾在前洲镇演出了很长时间，冯其庸与一些演员渐渐熟络起来，如王传淞、周传瑛、张娴等，后来都成为昆曲名角。冯其庸与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他还是中国戏剧学会副会长，撰写的剧评甚为戏剧大家重视，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

“昔日之我即今日之我也，昔日之牧童耕夫，今日之学界野马微尘，皆一也。”冯其庸曾经这样自况。他将自己的家取名为“瓜饭楼”，也是为了记住曾经以瓜代饭的苦难岁月。

与《红楼梦》的未了情缘

从1954年到1975年，冯其庸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年。50岁时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从中国人民大学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那时袁水拍是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他与我商量，他说应该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我建议校订注释《红楼梦》。因为《红楼梦》自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程伟元、高鹗排印本以来，从未有过认真的校注本。水拍同志就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从那时起，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红楼梦》，从曹雪芹的家世入手，做了己卯、庚辰、甲戌等早期主要抄本的研究，然后又进入《红楼梦》思想、人物、文本艺术的研究。他写了有关《红楼梦》的多种专著和学术论文，还发现了前人从未发现过的不少新史料，也发表了多篇（部）有突破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有一本他在50年前手抄的《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被他视如生命。《石头记》清代抄本有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年代较早，文字也最为完整，保留了曹雪芹《红楼梦》原著及脂砚斋批语两千多条，版本价值最高，极为珍贵。

冯其庸曾说，“文革”中，因担心这个珍贵抄本将会灰飞烟灭，红学研究之脉有断绝之虞。因此他决定冒险照原样再抄一部。此后，他设法托好友秘密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影印本，每天深夜家人入睡后，即开始严格按照原著的格式逐字抄写。他每天限定自己要抄多少，一般抄到十二点，有时候抄到凌晨一点。他从1967年12月开始抄写，到1968年6月抄毕，全书整整抄了七个月。

某个雨夜，他抄完了最后一个章节：白茫茫一片大地，贾宝玉身着大红斗篷向贾政下拜，一僧一道将他带走，口中念道：“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搁下笔，冯其庸感慨万分，赋诗道：“《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在冯其庸看来，曹雪芹的家庭和他亲戚家庭的遭遇是书中隐蔽的内容。整部《红楼梦》八十回，有很多写欢乐的场面，但是一种悲凉的调子一直没有变。

冯其庸曾赠给友人一首诗，讲他和《红楼梦》的缘分：“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他在35卷《瓜饭楼丛稿》中，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研究的著作就有：《论庚辰本》《〈石头记〉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梦边集》《漱石集》等等之多。在曹雪芹家世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红楼梦》思想艺术研究等方面，他的许多著作文章都是新时期红学发展标志性的成果。

而这样以心血和生命相托的“知音”世上还能寻到几个？红学留下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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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华夏时报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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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大风撼户——冯其庸先生与“庚辰别本”的一段往事

2017年02月08日08:00 来源：中国文化报 卜 键

1月22日，著名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终身研究员冯其庸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月5日，冯其庸先生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有关领导与社会各界人士怀着沉痛与敬仰的心情敬献花圈和挽联，与冯其庸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冯其庸，生于1924年2月，江苏无锡人，汉族，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冯其庸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研究，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专著2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国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在红学研究中，冯其庸拨开了曹雪芹家世的迷雾，并在版本、思想艺术探索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

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瓜饭楼钞庚辰本〈石头记〉》（“瓜饭楼”三字源自冯其庸先生书斋名，用来记忆早年“以瓜代饭”的苦难岁月）。这是冯其庸先生于1967年至1968年间重抄的庚辰本《石头记》。2017年1月，冯先生这部50年前手抄的《瓜饭楼钞庚辰本〈石头记〉》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先生表示：“我对这部抄本《红楼梦》真爱到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

于此告别时刻，本报特刊登卜键先生的文章，讲述冯其庸先生手抄庚辰本《石头记》这段往事，以飨读者。

在传世的《红楼梦》早期钞本中，“庚辰本”较多保留着前八十回原稿品貌，以内容较全、评语最多、题式整饬、录写精核，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冯其庸先生著有《论庚辰本》一书，考证其祖本出处，梳理其流播轨迹，推重其善本地位，评介其文学意义，在红学研究中影响极大。他主持之《红楼梦》校注本，即以庚辰本为底本（前两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后大受读者欢迎，历三十余年而畅行不衰。

本文所记，是其庸先生手抄庚辰本的一段往事。那是去年初夏的一个午后，邬书林兄与我约同前往通东冯宅探望，先生已92岁高龄，沉疴牵缠，头脑依然清晰敏锐。絮话间，听他缓缓讲说昔年秘抄庚辰本的情形，深为之感动震撼。一段真切往事，一部沉甸甸的钞本，见证了一个读书人的持节秉义，见证了其为保存文学经典的坚忍强韧，也映照出那个时代的举国癫狂。本文将此本拟称“庚辰别本”，既以有别于通行的庚辰本，复以其别有一段历史背景，别有一番秘抄幽藏经历，别具一种文献价值和文化情怀，请读者细察之。

一、正是众芳摇落时

对于《红楼梦》，毛泽东主席始终给予极高赞誉，影响所及，十年动乱中也出现过阅读和评论的高潮，史称“评红热”。一般人印象中，这本书应是与查封焚烧无缘的。但是不，据其庸先生回忆，在1966年那股嚣然而起的大抄家中，《红楼梦》也被当作“封资修大毒草”，遭到抄检和展览示众：

有一次，造反派要我们去看全校的“黄色”书展览，我看到我藏的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也被展览出来了。我心想此风一起，刮向全国，《红楼梦》就要遭殃了。我想秘密抄一部，偷偷保存，以保全此书……（冯其庸《残梦依稀尚有痕》）

清朝嘉道间，行世未久的《红楼梦》即在安徽、江苏多地被禁，当局痛诋为淫书之首；后来的咸同两朝，《红楼梦》连同一批续书再遭厉禁。历史的厄运竟然在二百年后重现，罪名还是“淫书”！

后来的局面更为严峻，老舍、陈笑雨等人自杀的消息传来，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朱德委员长原秘书）也含恨自尽；造反派在学校的操场上大焚书，火焰灼天，那部被抄检的庚辰本也被付之一炬。冯先生整天生活在恐怖屈辱的氛围中，而更让他忧虑的是一焚皆焚，是《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可能自此断绝。他发愿要手抄一部秘传后世，可当时正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中宣部阎王殿的黑干将”被批斗，关押在西郊新校区，有家不能回，一念之诚，只能默存于心底。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至1967年岁尾，学校两大造反派组织的冲突越发激烈，已不太顾得上那些被关押的“黑帮”。冯先生等人白天还要接受批斗，但晚上可以回家了。他千方百计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精心挑选笔墨纸张，渴望已久的抄录计划开始缜密实施。他对庚辰本的抄录，从目录、正文到眉批、夹批，一切依照原本款式，就连原书的错漏空缺和赘字，也一概照原样录写，丝毫不变。凡遇脂砚斋等人的眉批夹批，则照原书用朱笔，并尽量摹仿原字体格式，双行小字皆存原貌，一丝不苟。真不敢想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先生竟能够如此沉静执着，如此心宇澄明。非有大信念大定力者，孰能为此？孰敢为此！

在那时，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招致灾祸，其庸先生的抄录自也不乏危险，对相关事件常不敢直述。别本中有一段附记：

以上五月十二日钞。昨夜大风撼户，通宵不绝，今日余势未息。

此处用隐语，记当时刚发生的一件校园悲剧：两派武斗愈演愈烈，两个中文系学生在冲突时被对方用长矛刺死。他们都曾是年轻好学的阳光男孩，投身“文革”后性情改变，未想到竟死于非命。冯先生听说后深感痛惜，夜抄红楼时仍心绪难平，只能隐晦表达悲伤悼惜之情。这段话以极细小字写成，复用装订线封住，大环境之险恶，先生之忧惧警惕，皆在不言中。大风，指两派之间武力相向的狂热风潮。“昨夜大风撼户”“昨夜大风雨，冷”，曾在别本题记中多次出现，皆有具体所指。

这就是其庸先生秘抄《红楼梦》的真实背景。历史上的档案文献皆有真切来历，多携带着情感与体温，别本亦然。为了避人耳目，也为了不致连累家人，其庸先生通常在妻女入睡后才作抄写，视当日身心状况，或长或短，但从无间断。三个多月后，他抄完前四十回，全八册，以极细之笔写下：

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起，至六八年三月十九日下午，钞迄上册，共四十回。用曹素功千秋光旧墨、吴兴善琏湖纯紫毫笔。

题记中的“上册”，当为“上函”，推想先生当年心态，大约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以致略有小误。夜深而人不静，经过半年多的时光，其庸先生终于将庚辰本全部文字抄完，在最后一页写下：“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凌晨，钞毕全书。”将近半个世纪逝去，仍让人感受到那份带着侥幸的快慰。

其庸先生早岁即以诗文称名，处逆境而吟咏不绝，虽说只能潜存于心底，却也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支撑。第一次被押上高台，造反派正声嘶力竭地呼口号，忽然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台下的人很快走光，只好潦草收场。虽然也是浑身湿透，先生则不以为意，在心里默吟一首：

漫天奉谕读楚辞，正是众芳摇落时。

晚节莫嫌黄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

众芳摇落，最是“红楼十二曲”的精准概括，摹画出书中众女子的青春凋零，亦可为“文革”的凄风苦雨写照，不是吗？

二、代为珍藏的年轻学子

庚辰本的“庚辰”，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随着大小和卓在南疆的叛乱被彻底平定，大清王朝的强盛走上巅峰。这年元月，定边将军兆惠派员解送叛酋等进京，乾隆帝在午门举行盛大的献俘礼，“押俘由长安右门入，进天安右门，至太庙街门外，北向跪”（《清高宗实录》卷六〇四），霍集占的首级也同时送到。为边疆安定的久远计，弘历钦命侍郎阿桂总理新疆屯田事宜，命郎世宁等绘制《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五年前写成的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碑文，也以四种文字刻成，立于格登山之战遗址上的碑亭中。乾隆皇帝素喜标榜“文治武功”，大战役得胜后紧着大宣传，诗文图册，以存长久。至于京师的贵族文人圈正有一部《石头记》在传阅追寻，辗转抄录，恐怕当时还未被圣上闻知。

这年秋天，《红楼梦》前八十回基本改定，书名下标以“庚辰秋月定本”。其庸先生曾撰《红楼梦六十三回与中国西部的平定》，剖析宝玉为芳官改名耶律雄奴一段戏言，隐含乾隆二十年荡平准部割据势力之事，由文入史，以史证文，堪称洞见精微。正是仰赖于清廷戡平准噶尔，大小和卓才得以从流放地回归故乡，而仅仅过了一年多，竟尔揭起反旗。南疆八城战火复起，副都统阿敏道及属下约两百官兵被杀，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清廷只得火速再派大军，艰难平叛。由是可知边疆的安定，来之殊为不易；亦可知宝玉所说“不用一干一戈”“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只能算是小孩子的话。《红楼梦》文义之繁复层叠多如是，欲“呼吸领会”，欲解“其中味”，诚非易易。

曹雪芹一代文星，万世文章，而推想其当年生活境况，亦略如今日一些民间写手，腹中锦绣，饥肠辘辘，每成一章，初在小圈子内流传，是以钞本流转，丢失阙漏均属难免。盛世的阳光不可能洒在每一个人身上，后此年余，适当壬午除夕，芹翁在穷饿中凄然辞世。“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是友人的悼诗，满纸凄凉与悲怆。此后再过三十余年，才有程伟元的辑集整理，才有高鹗续成后四十回，《红楼梦》刻本方得以刊行。其间多种手抄本辗转秘传，许多文人或收藏家蒐求珍藏，对于这部伟大小说的保存和传播，厥功至伟！钞本，曾是我国典籍传承的重要路径，青灯如豆，逐字逐句，凝集着一代代学人的心血与赤诚。这也是学术界重视庚辰本的原因，作为芹翁生前定本，即便后世有了足本和刻本，也无法替代其版本学价值。

其庸先生抄毕此书，是在一个夏日的黎明，又是一夜不眠。细雨迷濛，文心洽润，感伤惨切，先生援笔赋诗一首：

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词。

在许多人眼中花团锦簇、莺莺燕燕的《红楼梦》，是“血泪书”“断肠词”么？不经一番变乱苦厄，怕也很难悟到此一境界。纳博科夫说“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先生一生“读红”固不能计数，此诗则告知我们，只有那倾集血诚的抄录，或才是更深层的阅读。断肠人对断肠词，抄毕全书的其庸先生，未见出有一丝轻松愉悦。

抄成之后，接下来便是如何保存。放在家里肯定不安全，说不定哪天造反派杀个回马枪，钞本便成了罪证。而当时“打砸抢”甚嚣尘上，亲友多生活在惊恐之中，交给谁也都是一件难事。可人类的历史也一再证明，无论多么险恶的环境，都不可能泯灭人类的良知。勇于承担的人还真的出现了。其庸先生横遭批斗、情绪低落的日子里，两个在京读书的小同乡常来看望。一个叫邹传轮，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是冯先生夫人夏渌娟教授的外甥；一个是阴家润，在中国地质大学读书。二人都属于“逍遥派”，不参加造反派组织，平日很敬重先生的治学和为人，离乱之际见真情，三天两头来陪他聊天，或外出走走。得知“庚辰别本”已经抄完，而苦无妥存之计，二人便郑重提出由他们负责保存。其庸先生回忆说：“我也觉得这是个最安全的办法，就将抄本交给了他们，直到‘文革’完全结束，他们又把抄本给我送了回来。”是最安全的办法么？怕也未必。学生宿舍人多眼杂，学生中造反派颇多，放在那里，更多的应是无奈吧。

其庸先生所说的“‘文革’完全结束”，应是指1977年。实则“文革”后期，由于毛主席多次发表有关《红楼梦》的谈话，一股阅读和评论的热潮随之兴起。1973年12月，毛主席在接见军委成员时，曾问许世友将军是否读了《红楼梦》，得到回答后，又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据《许世友读红楼梦》一文介绍，业师吴新雷先生曾接受南京大学革委会指示，花费三个多月时间，专为许世友编了一部压缩版《红楼梦》，约五万字，许将军所读应即此（我向新雷师电话求证，确有此事）。《红楼梦》再称名著，“红学热”一时无两，其庸先生又成为香饽饽，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调至《红楼梦》写作组，住在香山宏光寺，集中撰写相关文章。次年9月，先生所撰《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读故宫所藏曹雪芹家世档案资料》发表，迅即被香港《大公报》全文转载。1975年5月，文化部批准成立《红楼梦》校订组，先生任副组长，主持学术工作……处境改观而心有余悸，手抄《红楼梦》的事不敢声张，庚辰别本仍不敢取回。

别本与抄录者的人书分离，一晃大约十年，其保存过程自有许多曲折。两位年轻学子各持一函，先是藏在学生宿舍，假日或长期外出，都要先安排妥帖，方才放心。其后他们的学军学农，毕业分配，别本如影随身，不敢掉以轻心……总之是最后完璧归赵。邹传伦去世较早，而阴家润后来成为优秀的古生物学家，在青藏高原中生代地质研究中成果卓著。积善者必有余庆，信然。

三、“书种”与道统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纽带，经典则堪称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历劫火而复兴，文化传统和儒家道统的作用自不可忽视。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人文之厄，每一次都有冒死私藏私抄禁书的人，如“鲁壁出书”的典故，如明代方孝孺弟子章朴因辑集老师遗著被处死，如清朝查继佐在文祸后仍秘藏《罪惟录》……老子曰“上善若水”，孙家正老部长倡论“文化如水”，其间当也蕴涵对传扬文化之仁人志士的肯定，赞其如水之润泽万物，也如水之渊默潜流，永不停息。

宋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引黄庭坚语：

士大夫子弟，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

书种和文种，这里都是指读书种子，兼亦指儒家典籍，指《红楼梦》之类经典文学作品。其庸先生就是一个读书种子，幼年家中极贫，求学之路备经艰辛，而一生苦读精思，直到最后一息。他对经典的虔敬熟稔，过人的禀赋才情与刻苦用功，都为其抄录禁书作了注脚，出乎一念之诚，接续前贤。

在其庸先生府上，我们亲眼看到这部钞本，全两函，蝇头细楷，朱、墨二色，评语较多的页面密密匝匝，又整饬雅致，真称满纸灿烂。单是从书法上论列，也是罕见的艺术杰构。常见时下一些人喜欢作擘窠书，巨笔匹纸，笔走龙蛇，俗不可耐。先生为当世文人书法一大家，雅擅行草，笔墨间自具醇正明洁，秘抄《红楼梦》，或也是先生书风的一大进阶。

感谢青岛出版社别具慧眼，征得先生同意，决定将庚辰别本影印出版，实学术界、书法界一件幸事！其庸先生于病榻上专为写了序和跋语，叙及自己的书风之变，曰：

我从小就学小楷，……开始抄这部庚辰本《石头记》时，是想用晋唐小楷风格来写的，但毕竟因为多时不练，笔已生疏笨拙，后来写了一段时间，就慢慢接近以往的书风了。特别是抄到十回以后，我自觉前进了不少，也改变了以往的书风。本可以一直以此书风写到底的，但忽然传来要下干校了，我怕抄不完，就改用行书小楷，一直到抄完。

下干校的传闻，自是无风不起浪，实际上又经过一年多的监督劳动，迟至1970年春才乘车往江西，落户余江县李下基村。先生曾在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未下连队，经过几个月的集中学习，便被分配工作；这次则在那里被编入三连二排五班，当起了大头兵。与所有的干校相同，这里也是劳动+运动，开荒整地，加上政治学习。先生心情郁结，几次患病，靠着小时候吃苦打下的底子，倒也挺了过来。1972年11月，其庸先生回到北京，始得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尤其留意于《琵琶记》和《红楼梦》，再过半年，人民大学被解散。

庚辰别本，也可视为一所大学的校史别录。风雨如磐，仍有这样的“书种文种”，当然是学校的骄傲，是今人所谓“大学精神”的真实范例。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著名学府，早期几任校长如吴玉章、郭影秋均是著名学者，对其庸先生青眼有加。而“文革”期间成为重灾区，别本中所谓“大风”“大风雨”，皆有所指。先生的跋文题为“十年浩劫劫余身”，记录了几件当年旧事，亦见受伤害之深。先生所记，转瞬便历半个世纪，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扼腕叹息。

（本文写成于2016年5月26日海淀西山在望阁）

附记：

此文写成后即置箧中。新岁一月十七日，再至张家湾看望其庸先生，赠以商务印书馆新出《冯其庸口述史》。问“还能签名吗”？答曰“当然”，遂于病榻艰难签署。其间先生追忆往事，谈起当年亲自去中国戏曲学院商调至红楼梦所，却说成“我到幼儿园调你”。一侧担任“传译”的幽若小妹大笑，我则笑着解释该院有京剧少年班，课余满院乱跑，很像幼儿园，先生亦笑。未想一别竟成永诀，痛曷亟哉！先生一生爱才，蒙其关爱提携之晚辈甚多，闻噩耗从全国各地赶来，2月4日从通州护灵至八宝山，2月5日清晨举行告别仪式。返回后拣出此稿，含泪修订付编。

（2017年2月5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208/c404006-290648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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