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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为吕启祥著《红楼梦开卷录》序
黄安年推荐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1月4日发布
冯其庸先生为吕启祥著《红楼梦开卷录》序,写于1983年5月8日,陕西人民出版1987年9月出版。笔者的博文《红楼梦开卷录》提要,黄安年的博客/2012年2月14日发布(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37246)发布,现在单独发布。照片12张拍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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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同志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已经结集,要我写一篇序。我与吕启祥同志一起从事《红楼梦》新本的校注工作,已经共事了八年,新的校注本也已初步完成并出版了。八年的时间不算短,—因此,我对吕启祥同志的治“红学”,应该说是比较了解的。启祥同志原先不是研究《红楼梦》的,这一点,与我完全一样。但她自从参加了这项工作以后,她一直孜孜矻矻、十分用功的。她与其他几位同志一直负责新本的注释工作。我—向认为注释《红楼梦》需要很大的学问,在这项工作上,埋伏着许多的困难,需要用很大的毅力和认真治学的态度去对待它,才可能做出新的成绩来。启祥同志和其他几位注释组的同志,查阅了大量的书籍,请教了许多专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于不少注释条目,经过反复调查,一改再改,才始定稿。手正是由于她的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工作,认真调查,认真读书的态度,多年来她等於是攻读了一部《红楼梦》。因之,她对《红楼梦》一书的思想艺术成就方面的理解,就有很多独到的体会,所以,我读她的文章,常常有尝新的感觉,常常能获得很好的启发。
启祥同志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我有不少是早巳读过的,这次又匆匆读了一遍。她的文章,大部分是讲《红楼梦》的艺术的,而且她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道人之所未道。例如讲《红楼梦》的艺术意境、创作构思、典型分析这类的文章,写得清新通脱,鞭辟入里,发人之未发,耐人细读。
《红楼梦》确实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不论你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进行探讨,而且只要认真钻研下去,都会有所收获,有所发现,所以我是十分不赞成硬要给别人的研究划出框框来的做法的。《红楼梦》的艺术意境,确实是大可深入探讨的。凡是艺术作品(包括文学、戏剧等等)都有艺术家为自己的作品创造的艺术意境。例如从绘画方面来说,如唐王维的《雪溪图》,宋巨然的《山居图》,范宽的《溪山旅行图》,元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等无不如此。丛文学作品来说,《三国演义》有《三国演义》的艺术意境,如:“三顾茅庐” 、“青梅煮酒”、“横槊赋诗”乃至蒋斡夜访庞统,深山柴门,孤灯茅庵,这种种场面,无一不是艺术家为特定环境创造出来的艺术意境。至于《牡丹亭》的“梁
梦”“寻梦”《宝剑记》的“夜奔”,《虎囊弹》的“山门”,《玉簪记》的“琴挑”“秋江”等等,也同样如此。然而,《红楼梦》所创造的艺术意境,较之前者,更为丰富、更有诗意,从整体来说,一部《红楼梦》可以说就是艺术家曹雪芹用他的生花妙笔,创造出来的一个完整的艺本意境,或曰艺术境界。尽管我们令禾看不到曹雪芹写完的全书了,但从它的开头几回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早已成竹在胸,匠心独运,一个完整的艺术天地早就藏在他的胸中,而且最后化为他的巨大的文学创作了。当然这整部《红楼梦》的艺术意境,是不断变动的,所谓情随境迁,有如看电影一样,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一连串的艺术意境不断地在向前推进,因而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艺术境界,又化而成为一个个独立而又连贯的小的艺术意境,这就显示出作者拥有无比丰富的生活和表现生活的卓越的手段。
启祥同志已经指出并分析了书中如“芒种钱花” “黛玉葬花”“秋窗风雨”等等,无一不是一个完整动人的艺术意境。特别是大观园,更是作者所特定地创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天地。这无疑是正确的、有见地的。但如要细分,在众多的艺术意境中,则还可以分出诗境、画境,以及各龟各样的生活意境来。例如“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就是一幅画境,“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就是一种诗境,而“隔花人远天涯近”则既是诗境又是画境。至于各色样的生活场景,在在都是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意境,贾雨村所经的荒村野店,破庙古刹,固然是一种艺术意境,就是倪二醉骂,薛蟠遭打也未尝不是艺术意境。因为这些情节,都是紧密结合着它的特殊的环境的,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所以一部《红楼梦》可以说是艺术家曹雪芹所精心创作的一个艺术的大千世界,众美毕备,无奇不有。
启祥同志指出,作者创造这些艺术意境或艺术境界,都是为着反映生活的真实,归根到底,是为着塑造各色各样的典型人物,:使这些人物有一个适合于他们活动的适宜的场景,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譬如赵姨娘就断断不能住进大观园,也断断不能与黛玉、妙玉结伴来往,而她的最好的伴侣自然是马道婆。然而,这样的人物,居然是那个“端方正直”的
贾政的妾。这就有点令人不可思议,皮相地看,未免觉得作者有点乱点鸳鸯。然而,殊不知作者是另有深意的,正好通过这样的搭配,揭示了贾政此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的趣味和
格调;与他的道学面孔一对照,会心的读者,就不禁要哑然失笑,恍然大悟了。借用一句脂砚斋爱用的话,这叫作“空谷传声”法。这种写法,在《红楼梦》里,不是正写法,这是
为了要写出贾政这个人物的“假正”的堂皇面貌来,不使形象受到影响,而又要使读者知其另一面;所以才用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看起来这样的写法好象与这两个人物都不协调,
好象都缺乏较适宜的环境气氛,但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相成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这是《红楼梦》里人物塑造的一个创格。
鲁迅曾说过,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所谓“无韵之《离骚》”,是指《史记》的文章具有诗的素质,而且对社会现实有所怨刺。确实,司马迁的文章,是有鲜明的诗人的气质的,而他个人所受的怨抑也常常从文字中流露出来。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他从许多论赞中表现出来的一唱三叹,而且他的这种诗人的素质还贯穿于整个文章的字里行间,在他的文章里,贯注着浓厚的感情,使人读起来可以明显地捉摸到作者的感情倾向,从而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不但如此,他还常常在叙述的文字里引用韵语或诗句,例如他在《伯夷列传》里引用《采薇歌》,在《屈贾列传》里概述屈原《离骚》的旨趣,在《孔子世家》的“传赞”里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多心向往之。”他巧妙地把叙述文字和韵语、诗句结合了起来,形成了他的一种独特的文
体,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觉得鲁迅对《史记》评语的精神,也是完全适用于《红楼梦》的。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一般说来,小说作者自己的感情常常是避免直接表达或流露的,但曹雪芹却并不如此,开头的一段“作者自云”,就带有浓厚的自传体的回忆录的味道,文章真挚动人。后面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首诗,更加直接而浓重地表达了作者的主观感情。如果说“作者自云”一段文字还可能是脂砚斋的转述,那末,后面这首诗,应该说确是曹雪芹的自我表白了。不但如此,《红楼梦》的文字,还常常与诗、词、韵语结合起来,而且散文的叙述与诗的配合,能够处理得十分自然恰当,这样也就加强了《红楼梦》文字的诗的素质,加强了它的感染力。特别是作者的身世之感,家道破灭所带来的数不尽的灾难和精神的刺激多面对着冷酷的现实,缅怀着,“秦淮旧梦”,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这一切的一切,这“一把辛酸泪”,这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悲哀,不断地从字缝里流露出来,再加上脂砚斋批语的随时点明,就使得这部小说作者的个人感情的表露,较之其他小说,要来得浓厚鲜明得多。
小说的基本表达方式,即它的基本文体,是叙述性的散文,除了极少数诗体小说外,一般都是如此。从散文的角度来说,《红楼梦》的散文多是最富有表现力和最美的散文。对于这一点,戚蓼生是有独到的见解的,他的《石头记序》,整篇是讲《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夕也就是散文美。他说:
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 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王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芗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
护花主人在《红楼梦•读法》里也说:
《鹤林玉露》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些二书,为文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故即以此语转赠《石头记》。
上面所引的两段评语,《红楼梦》是完全当之无愧的。但是,我认为《红楼梦》的散文美,首先是它的整体美,全书从第一回开始,直到第八十回(八十回后非曹雪芹原著,自当另论),全部叙事,如流水潺潺,落花悠悠,行文有疾有徐,有曲有直,有时微波荡漾,有时商潮叠起,有时如悲泉幽咽,有时如瀑布倾泻,有时风和日丽,春光旎,有时秋风肃杀,落叶满阶,有时喜气洋洋,,乐事掌心,有时异兆悲音,多式微盈睫。总之,从整体来看,《红楼梦》的叙事,妥贴细密,“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它的确是古典小说中散文美的极致。《红楼梦》的散文在描写故事情节和典型环境方面,确实如行云流水,曲折自如而且能再现生活的气氛,使人读其书如置身于大观园中,一切皆如日见身经。
《红楼梦》在描写人物方面,更是不同凡响。作者用以塑造人物的语言;无不精警绝伦。关于风姐的出场和初见刘姥姥的描写,早巳为人们所熟知,其实,全书中如此精采的笔墨,可以说触处皆是。作者往往能够用寥寥数笔,就把人物的性格凸出起来,使人们再也不会忘记。如书中的一些小人物,看来好象无关紧要,但在作者写来,往往也能光彩夺目,例如市井之徒的倪二,丫环中的红玉,彩霞,还有三姑六婆的马道婆、王道士之流,甚至还有那个村姑多那个可怜的智能,这些并不显跟的人物,但只要是读过《红楼梦》的人,就不会把他们忘记,他们的声音笑貌形象,读者都可以从自己的想象中创造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根本问题,还是作者具有追魂摄魄的本领,作者那支笔,在描写这些人物时,并不琐琐屑屑地刻画这些人物的外貌,衣著,对于这些,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固然也作了必要的有时是十分精采的描写,但最关键的是作者能直摄其魂,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而表现性格特征之主要的关键,是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上述这些小人物之所以能长留在《红楼梦》读者的心目中,想象中,就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我们只要掩卷闭目,这些人物,就会一个个的在我们心目中活跃起来,而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声音笑貌,他们的哀怨忧伤,有那一点会使人们发生混淆呢?至于晴雯、袭人、紫鹃、莺儿、香菱、平儿这一干人物,就更是众目所注的艺术形象了。《红楼梦》里的一般小人物,尚且写得如此生动活跃,令人难忘;那末,那些二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甚或为之流泪感叹,为之愤郁不平、为之争论不休的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贾探春这些艺术典型之成功,自不待言了。
《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也是空前的伟制多•它矗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辉煌的艺术之宫。对于《红楼梦》的艺术结树,我觉得也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指《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结构,另方面多是指《红楼梦》所描写的环境结构。例如,为这些人物和故事情节提供活动环境的荣宁二府和大观园。从《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来说,它已经不同于《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它已经摆脱了那种单线发展式的故事情节结构,而采取符合近代小说结构的写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让各种生活场面,各个不同人物不同的事情节,纵横交错,齐头并进,从而反映出生活的整体,社会某一面的整体,所以曹雪芹的艺术手法,对于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来说,是一种空前的突破,是一项伟大的创新,令人耳目一新,并且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从《红楼梦》所描写的环境结构老说,《红楼梦》所描写的荣宁二府和大观园,这也是一个空前的大创造。这里并不是简单地指古典文学中对古代建筑的描写,这方面的描写,在汉赋以及后来的散文诗词中是颇为不少的。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左思的《三都赋》,杜牧的《阿房宫赋》,韩的《迷楼记》等等,对古建筑的描写,都具有相当的规模。曹雪芹无疑是受过这些传统文化的熏陶的;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创新,他把这种对古建筑的描写创造性地运用到小说中去*,而且给读者以一种十分真实的空间感觉,使读者感到这些建筑是具体的存在,读者想象的翅膀,完全可以凭借作者细致的描写和蜿蜒曲折的情节,穿房入户;如行由径,如游故园。因此,使得读者感觉到曹雪芹笔下的这些小说人物,真是“得其所哉”!不仅如此,读者甚至还可以凭借作者这种出色的描写,用工艺的方式进而至于用真实的建筑,重建这个文艺作品中用文字描写出来的大观园。这种愿望,一九六三年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时,已作了成功的尝试,其后这样的尝试在温州有叶氏一家的创作,在常熟有蔡树德的创作,一直到上海园林局在青浦实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仿古建筑“大观园”。这一切,都反过来说明了曹雪芹艺术描写的卓越成就。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只能找到这—个。那末,曹雪芹的这种描写,除了继承在此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外,是否有现实依据呢?当然是有的,而且比较起来,这是更重要的方面。其依据就是我国封建时代长期积累的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虽然历经战乱,许多著名的建筑都已毁灭了。但到曹雪芹的时代,遗存和新建的这种府第和园林,确是不少的。特别是
在清初战乱平定以后,直到乾隆时期,除封建帝王以外,不少官僚地主和富商巨贾,也纷纷营建私第和园林,这种风气在杭州、苏州、南京、扬州一带是很盛的,苏州和扬州一带。至今还以园林驰名。曹雪芹早年生活在南方,见到扬州、苏州、南京的园林建筑梦应该是可能的。他在十三岁左右家庭被抄没后到了北京,这以后对于北京的宅第和园林,也应该会有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在造园史上把南北园林的艺术特点熔铸在一个完整的建筑艺术整体里,当时,在实际的建筑中早已这样做了,如早于曹雪芹时代的“圆明园”,就是如此。《红楼梦》中“大观园”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南北园林艺术熔合为一体,这固然是曹雪芹在文艺作品中的一个创造,但对于当时的建筑艺术来说,则是真实的反映,这也是曹雪芹创造“大观园”的现实依据。当然,“大观园”,是一个伟大的虚构,因此,人们不可能到现实中去找一座与曹雪芹所描写的一样的“大观园”,因为作者并不是照着—座现成的“大观园”照相式地描写的,他的描写是对当时建筇艺术成就的艺术综合,是一次文学的再创造,是对文学作品典型环境的成功描写,而不是一座现成建筑的刻版式的模写。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人物创造或是环境描写,都有杰出的成就,它的语言艺术的魅力是永恒的,它永远散发着古典艺术的芬芳。这些方面,十分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探讨。
上面这些意见,只是在读了吕启样同志文章以后的一点感想,恐怕浅薄和错误都是不可免的,因为没有时间深究,暂时也只好如此了。
本书还收入了启祥同志近来辑录的一项资料,即《红楼梦新校本和原通行本重要差异四百例》。这件工作虽则平凡琐细,却目有它的意义。因为自新校注本出版以来,许多读者固然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中肯的批评,而更多的则是希望了解这个新本和过去大量发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在正文上有多少出入,两者的差别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重要的问题。而“四百例”在一定程度上正可以帮助读者回答上述问题。在我看来,这四百例的对照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过去读原通行本而未买新校注本的读者,仔细看看这个对照,就可以大致明白新本比原人文本的正文,多出了哪些?有哪些地方文字有重大差异?从而也就可以大致上了解新本正文的概貌。第二,读了新校注本而未读过原人文本或虽读过原人文本而未将两本仔细比较的读者,看了四百例的对照,对原人文本的状况,也就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第三,认真读这四百例的对照,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程本和脂本的差别、研究程本删改脂本的状况,是有参考价值的,至少是把两者的重要差别基本上标举出来了。为了分析这些差别的意义,还或多或少地加了一些按语。因此,我认为辑录这样的资料尽管是琐细的、甚至枯燥的事情,却是有意义的,是学术工作的一种基础。
1983年5月8日清晨
完稿于南京西康路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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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1-2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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