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佟屏亚写的“良种补贴，怎么把好事办成好事”一文在网站、报纸、杂志发表以后，引起广大读者的评论，也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关注并作了重要批示。农业部去年8月派出由三位司局长率领的调查组，分赴有关省市落实事实，并和作者交换意见，提出了一个“完善”良种补贴的方案。作者再次强调了“良种补贴没有办成好事”的4句话：剥夺了农民用种的自主权和知情权，统一供种干预了种子市场的正常运行，影响了新品种推广和技术创新，层层“关卡”滋生了索贿和腐败。并将调研搜集的见诸报端或基层发生的利用良种补贴索贿受贿、挪用专款、搭车坐轿、倒卖票券、贪污入狱的事例提供参考。

 

作者直言，最好的办法是“实行一卡通，把良种款直接发到农民手中，让农民自主决定选购什么种子。”并建议“棉花种子补贴不要再出台了”。

 

为什么不能象粮食直补那样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呢？因为良种补贴是农业部申请执行的一个“项目”（今年良种补贴款52亿元），在“公权部门化，权力利益化”泛滥的今天，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的忠言不大可能改变某些利益部门所要获得的“政绩”。农业部种植业司利用他们指导的农民日报第七版（《国家粮食》版），有针对性地连篇累牍整版发表长篇文章,声势浩大地宣传“完善”良种补贴的优越性。例如：1.2007年1月2日，“2007年良种补贴工作重点”；2.“全国良种推广补贴项目实施综述”；3.“2006年良种推广补贴实施一览”；4.1月6日，“统一供种的几个步骤”；5.3月7日,“中央财政棉花良种补贴5亿元”；6.3月20日，7.“为什么要搞良种推广补贴”；8.“一次投入的革命”；9.“建立粮食稳定发展的投入保障机制”；10.“从种业发展看良种补贴效应”；11.“从种业发展看补贴效应”；12.“正确理解良种推广补贴政策”（缺2月）等等。有关部门还毫不掩饰地“发文”指令所控制的媒体，凡评论良种补贴的文章，都“要将稿件报送协会秘书处审核”。媒体铺天盖地一片叫好声，好得连一点问题都没有，真实情况很难让国务院领导知道。

 

今年“两会”期间，有三位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评论了良种补贴问题，因受篇幅限制，又经媒体删节，见诸报端的简短内容反映不出实质问题。3月4日下午在政协小组会上，一位71岁政协委员杨志福，说出农民托付他要说的话。他说：广大农民群众对出台的各项农业政策非常拥护，但也有一些忧虑，一是担心政策会变，二是担心给农民的利益被个别官员“贪污”。他向国务院领导转述一个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没兑现。”他一连说了30分钟，没有人打断他。杨委员说完就哭了，举座动容，感动在座的国务院领导。作者查阅了那几天的涉农报刊，发表时都把这段反映实情的“真话”给删掉了，只有一家报纸原样地发表了他的发言（2007年3月15日《南方周末》第9版）。这些耳熟能详的话并不新鲜，在社会上已经流行好多年了，这可能是第一次被直接转告国务院领导并公开见诸报端。

 

今天的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初期阶段的市场经济、信息不畅的弱势群体”，很多政策出台缺乏民意基础。良种补贴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应该是农民，但在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实践中却颠倒个儿，集体失语。基层农民作为一级弱势群体，发言权微不足道,遇到问题只能发发牢骚，很难借助媒体和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从来只见官员笑,哪能体会农民苦”。政府部门掌握了行政资源和审批权力，跑到种子市场唱起了主角，限定农民的自主消费行为，这样很容易发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的腐败现象。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执行的漏洞远比制定的漏洞要大上几十倍。

 

在社会经济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改革总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改革的潮流是挡不住的，衷心希望有关部门的操作者自洁自重自珍。

 

（佟屏亚  欢迎评论，并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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