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遗传网络解析’重大研究计划”

（吉林省农作物新品种引育中心田佩占）

2011年6月《农作物增产的哲学原理》^[5]一书出版，其中第六章论述了作物产量表现的基本矛盾及其性状组成网络系统。2014年6月，《作物理论遗传育种学》^[1]一书出版。这部著作的核心是建立了“作物品种产量表现的基本矛盾及其性状组成”网络系统。我从1975年12月在《遗传学报》发表了“品种在一定的环境下通过品种的适应能力与产量能力的矛盾而形成一定的产量表现”的公式^[3]到1986年建立的一个并不完备的性状网络系统^[4]，再到2005年把品质性状纳入到这个理论体系中去^[5]，前后经过了31年。这个理论体系对所有影响产量表现性状间的关系进行了解析，以此指导作物育种实践，有的已经付诸育种实践，产生了良好效果。

2014年2月28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主要农作物产量性状的遗传网络解析”重大研究计划2014年度项目指南，研究年限为2015～2017年，2014年度将资助4500万元，估计3年1个多亿。其目标是：“对作物主要产量性状的遗传网络进行解析”^[2]。

这两个题目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都要首先建立性状遗传网络（系统），然后再加以解析。我在著作中首先在有关图解后面的文字说明内容的题目里采用了“解析”一词。但区别在何处呢？本文拟对两者进行比较。

在以下的论述中，把两者分别简称为《理论》和《指南》。

一、关于研究目标及其重要性

建立完备的“作物产量表现的性状遗传网络系统”是作物研究中的整体性或全局性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了它就能科学预见作物品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大大促进作物育种和品种研究和性状遗传研究的发展，并且是分子遗传育种学研究的有力基础。它是从经验育种向真正的科学育种转折的里程碑，也是从只能解释质量性状遗传的孟德尔遗传学向既能解释质量性状也能解释数量性状遗传的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转折的里程碑。是作物遗传育种理论的重大突破。

《理论》是研究所有影响产量表现的性状，是以在生产中最常见的，在一般的品种试验中所获得的产量为研究目标的，在此理论体系中，所有的性状的作用都集中于品种的产量表现上（见《理论》^[1]一书图1-2、3-1、3-3、3-4），《理论》体系中，包含了目前科学发展水平所认识到的所有生态适应性状和全部产量能力性状共一百余个，并且每个性状都被安排到符合作物生产需要的即能正确解释和说明作物生产和品种试验中“产量”形成的作物体内部本质原因的性状遗传网络系统中，因而是个完备的理论体系。

《指南》说：“要实现作物单产水平的进一步突破，必须对主要产量构成性状的复杂遗传网络进行解析，发现和利用与产量相关的关键基因，挖掘作物产量遗传潜力，从而提出突破产量潜力的新的育种途径和方法。”这里主要研究有关产量潜力即产量能力性状，因而研究范围较《理论》小。其论述的有关内容只是涉及到株形（分蘖、株高、茎叶夹角、穗型）及籽粒形成（花穗建成、胚胎和籽粒发育、籽粒灌浆速率）等7个，仍有多个重要性状没有涉及。同时这些性状的所处位置、相互关系和相对重要性等都不清楚，有待研究确定。这样，《指南》说的主要产量性状的遗传网络不仅至今尚未建立，是否能真的建立起来都是个问题。只因为没有从整体上分析问题，局部性状遗传网络的建立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关于它的重要性更无法谈起。

二、研究工作基础

《理论》的作者，从事作物遗传育种研究40多年。深入实际，经历了和接触到了生产实践中的作物“产量”的千变万化，我们仍然是处在靠天吃饭境地。还从一个品种在不同的环境下的相差悬殊的“产量”中，从观察不同品种对不同生态条件的反应中而引申到品种的稳产性能的感性认识中。从一定生产地区品种的更替的历史中，从对同一产量水平的不同品种的观察比较中，从对各地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物所获得的高产纪录品种的观察比较中，获得了十分丰富感性认识。在作物育种实践中，观察到杂交后代的丰富多彩的性状变异给出了性状间关系的感性认识。为了提高对产量选择的效果，进行了许多专题研究。先后发表论文150多篇，著作6部。这些都构成了最终解决品种各个性状之间的关系，建立产量表现的性状组成网络系统的基础。

《理论》 在31年中，先后采用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分析事物的基本矛盾，产生了作物产量形成的基本理论，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基础；在分析研究生态性状中，把生态学与作物品种学结合起来并采用近等位基因系的比较方法，创建了品种生态学理论；在分析研究产量能力性状中，把现代作物生理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知识用公理化方法把它们的合理的科学的网络关系建立起来，产生了作物产量能力理论。每前进一步都是科学理论思维和合理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

《理论》首先采用了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思维方法，在1975年首次发表了品种的产量表现是由品种的生态适应能力和产量能力共同决定的公式^[3]。这个作物产量表现的基本矛盾公式是对一百多年前建立的经典公式“表现型＝基因型＋环境”的冲击，它揭示了基因型内部永恒包含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它符合张全新教授提出的“科学理论的出发点必须是事物的基本矛盾”^[6]的思想。这样非常有利于分清楚性状的性质。更有利于全面看问题，站在事物整体的高度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给所有性状的性质归属提供了前提，为建立包括所有性状的遗传网络系统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便于正确确定局部研究的方法和取材等。

《理论》在研究生态性状影响适应稳产能力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只保持某一生态性状的差异而其他生态性状基本一致的近等位基因系间的产量稳定性的比较，因而能准确地确定某个生态性状的作用和性质。而确定产量能力性状的相互关系时，主要采用了公理化方法^[6]而不是某些试验的结果，也不是用某些数理统计的相关系数分析、通径系数分析等方法，原因就是这些实验方法由于取材不同只能得出相对或片面真理而不是普遍真理。

《理论》以作物生产中结构和功能的对立统一为指导思想，从整体到局部逐层次分析研究，把总数达100余个性状都按照符合作物生产需要和品种产量试验应用的目的把它们安排到适当的位置。在现有相邻科学知识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建立作物理论遗传育种科学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物理论遗传育种学也必然得到发展，最终建立“作物分子理论遗传育种学”。从所建立的网络系统可以看出，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形成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论，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品种生态学、作物栽培学、作物品种学、物理学、等学科理论知识的有机结合，最终通过品种的适应能力和产量能力的矛盾统一到品种产量表现上，即统一到提高品种水平的遗传育种科学上，成为作物遗传育种的整体理论体系。

《指南》抛开了适应能力性状部分，只谈产量能力部分，但也未能进一步利用现有的知识科学分析产量能力的诸个矛盾及其性状组成。只是按照作物产量性状遗传改良的部分实践,人为地而不是客观地确定了“株形和籽粒形成、穗部形态、分蘖性状是未来育种的关键性状”^[2]。很显然地无视其他众多重要产量性状如转化能力性状、品质性状、经济产量因素的作用，也无视高产品种中多穗型品种和大穗型品种及多样中间型品种强烈分化的事实。这样片面的看问题势必不能客观对待要研究的性状作用，其理论也必定达不到完备的程度。也势必不能正确确定研究方法。

《指南》中并没有确定和提供适当而又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只是笼统地说“采用生物学、计算生物学、统计学和信息学相结合或采用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等手段”。

实践证明，只有生物学或者现有分子生物学的理论知识及分子标记方法，对产生产量性状间关系的遗传网络系统无能为力。尤其是分子标记的方法，并不能反映多个性状基因间的从属关系，用它来实现建立遗传网络体系只是个空想。《实践证明，在没有合理的试验取材的前提下，企图用任何统计方法找到性状间的实际关系都是徒劳的。在生命科学研究中，没有一个重大科研成果是靠计算机计算和某些统计学方法而获得成功的。这些表面上很玄虚的方法实际上是无用的，只是用来抬高身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能反映性状间关系的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就像企图利用相关分析、通径分析法等确定育种目标一样的不合理。这是因为试验材料的不同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都不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指南》在研究内容上尽管不包含任何生态性状，只是包含了产量能力性状，但必须具备有关生态性状及其稳产作用和对产量能力性状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理论知识，否则就不能正确确定必须保持生态性状的一致性基础上才能准确测定产量能力性状表现的取材及试验方法上的原则。从中看出，《指南》这个局部研究并不具备必备理论知识及研究问题的整体理论背景。为产生网络系统所利用的学科理论知识、方法论知识都是远远不够的。只用试验的方法而不用抽象思维的方法，永远得不到一个事物整体与各个部分实际关系的网络系统。

《指南》只是根据部分实践和感性认识，得出还不能称作最初步的理性认识，不具备最基本的理性认识上的“假说”水平，因而在方案的设计上、在试验方法上等方面必定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也决定了不能产生具有更高水平的理性认识和技术实践上的突破。特别是在此重大研究计划中，不能利用分析研究事物的基本矛盾的科学方法和利用公理化方法确定产量性状间合理关系的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6]。没有正确的理论出发点和缺乏合理的研究方法就决定了一定找不到可解释和说明决定品种产量能力所有性状遗传关系的网络系统。 

《指南》，按照该项目的论证，即使完成后也不可能建立能正确反映所有有关产量能力性状的遗传网络系统，更不可能包含适应能力性状。虽然可以在个别性状的研究上取得进展，但总体理论水平必然处在原有水平，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因而也无法用以作为分子水平基因及基因间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无法用以解决常规育种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问题透视

1. 权力与科学

《理论》的研究，完全是由于个人的认识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不舍不弃，坚持追求31年，终于获得成功。这个期间，虽然也曾经以《作物育种的科学体系建设研究》为题向有关部门申报过课题，但没有受到任何重视，更没有获得任何资助。在完成了理论体系的研究、撰写了46万字的《作物理论遗传育种学》一书后，宁愿自费出版。因为我坚信，对于作物育种研究伟大事业来说，《理论》将是一个从经验育种向真正的科学育种转折的里程碑，也是从只能解释质量性状遗传的孟德尔遗传学向既能解释质量性状也能解释数量性状遗传的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转折的里程碑。是作物遗传育种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分子遗传育种学的坚实基础。我对他未来的巨大成功充满信心。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我尽力了，我对得起我的祖国和人民。

《指南》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即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最高管理机构发布的、本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但即使在植株性状水平，从“主要作物产量性状的遗传网络解析”这个主题的论证来说，既缺少丰富的实践基础，又没有基本上可以作为“假说”的理性依据，也缺少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更不用说在分子水平上的基础了。可以说：题目很大，却无基础，论点和论据不相称。即使是具有某些个别研究结果的基础，也绝对不会达到“建立产量性状遗传网络”这么高的高度。如果3年以后又是一个“圆满完成”的评价，也一定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抄袭来的，或者是以“途径不同、结论相同”的盗用手法剽窃来的。那么又是什么使他们具有这样大的胆量呢？只有权力，还有那些并不是真正科学家的与其合谋的绞尽脑汁骗取纳税人钱的所谓“专家”、“教授”们。一年就要花掉4500万人民币，3年就是1个多亿，而建立一个可以“阐明影响作物产量性状的遗传调控网络”只是一句空话罢了。

2.体制病入膏肓

长期的科学研究行政化管理体制已经在上层形成了只相信权力、信奉教条主义、搞形式主义、脱离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学研究实际的官僚主义管理机构。而在其影响和诱导下，在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等科研单位又产生了一批权力在握、头戴多种桂冠、实际上并没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他们为了个人或单位的名利、地位不择手段，毫无追求科学真理之精神。有些管理机构人员与这些人结合起来，便使得科研经费大量流失，其中“立大项目，表面宏大，华而不实，无基础，无实质进展，但能轻而易举报账和验收”就是一种重要方式。而《指南》又是这样的项目。

3.恢复原形

根据论点和论据相互对立统一、相互适应的原理和《指南》中的有关论证内容，把题目改为《几个主要产量性状对产量的影响、相互关系及其某些分子基础的研究》更为合适。但这个题目在管理部门那里根本无法成为重大研究项目，同样内容戴上大大的“遗传网络解析”题目帽子，就可以成为重大项目，骗局就在这里，报项目的最大奥妙就在这里。现在类似这种情况的项目何其多也。这就像一个很大的工程偷工减料产生豆腐渣工程一样，其实是很好理解的。

参考文献

[1]田佩占.2014，作物理论遗传育种学[M].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4,“主要农作物产量性状的遗传网络解析”重大研究计划2014年度项目指南

[3]田佩占.1975，大豆育种的结荚习性问题[J].遗传学报，1975.2（4）

[4]田佩占.大豆育种的分类、良性循环及其控制论[J].吉林农业科学，1986（2）

[5]田佩占 王广石.农作物增产的哲学原理.[M].科学出版社，2011

[6]张全新.1982，形成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M].山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