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至2005年，20年弹指一挥间，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几乎是花去了一代人的精力。一代科研人员离职了，一代管理官员退位了。蓦然回首，农业科研院所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作者征询几位农业科研院所领导和科研管理负责人，都说科研体制改革已经完成了，但无人评说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作者请他们谈谈改革后科研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几乎同时语塞，很难比较系统地说出体制改革有哪些“突破性”亮点。

 

怎样审视和评价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呢？科学技术部“徐冠华部长纵论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一文阐述：从科研机构的现状来看，受体制、机制和观念的制约，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科研实力和成果水平远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必须加强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因此，科研机构改革势在必行：一是真正实现科研资源的合理利用，科研机构按自然生态区划布局。二是建立不同类型研究所体制和机制，科研型企业必须是研究主体和产业实体并行发展。三是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新机制，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等。

 

——农业科研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了吗？回答是没有。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农业科研机构和队伍，国家、省、地农业科研单位按行政区划分属同级农业部门，条块分割，交叉重复，人员集中，难以组织跨部门、跨地区的合作，缺乏科研创新所必需的学科交叉与人才流动。例如，北京地区小麦面积约100万亩，玉米面积约200万亩，20年前北京市就集中了14家小麦育种单位、17家玉米育种单位，同一单位又分设若干课题组，任务基本相同，而大部分省区亦设有同类有机构。20年后相同单位可以说是有增无减。为什么不能按专业分设在自然生态区呢？北京是首都，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北京有一家学科齐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还有一家门类相同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可以精简合并吗）；有一所院系庞大的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一所逐步升级的北京农学院以及刚刚建立的农业技术职业学院（有存在必要吗）。类似这样的现象在各省（市）普遍存在，而且大多数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农业院校都集中在大城市。一位省科技厅负责人坦诚相告：“每年下达科研项目和经费，都要同时考虑科研院所和农业院校，摆不平会招惹意见。农业科学院进入大学，我完全同意。避免资金分散，重复研究。”但他又摇头补充说，困难重重啊。

 

——转制科研型企业健康发展了吗？回答是基本没有。在“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形势下，农业科研院所办企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总体状况远非想象的那样风光，迄今还没有树立一家成功的典型和可资借鉴的经验。科研型企业多数是将原有的科研单位一分为二，有些单位称为“一院（所）两体”，院长、所长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就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科研型企业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负重前行的体制导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位居劣势。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已经逐步深入人心，但农业科研体制及其改革方向依然模糊不清。科研型企业必须走研究主体和产业实体并存的发展路子，把科研方向与科技产业融为一体，以自身科研成果为依托，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树立优势地位。随着南方隆平高科上市公司被“新大新”民营企业兼并、北方吉农高科被北京奥瑞金种业公司控股为契机，农业科研院所办企业面临的是“进”还是“退”的问题。

 

——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改革有进展吗？回答是完全没有。鼓励农业科研院所进入高等院校或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把双方科研优势与人力资源优势、学科综合优势结合起来，做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发展。国家虽然做了试点并总结经验，但扩大示范举步维艰。一位省院负责人表示：产学研结合肯定是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但遭遇到四种“分力”：一是目标不趋同：科研院所是以技术产品为目标，高等院校以论文为导向，而企业是以研发适销产品为需求。二是信息不对称：科研、高校和企业研发人员缺乏信息互通。三是人员分治：三种类型人员分属独立的单位，缺乏整体思考。四是行为短期化。往往是为争取项目临时组合；五是成果难分享：在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协调和统筹安排，高校、科研、企业的研发成果难以共享。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难题，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均为部门所有，科研单位进入院校，归属是教育部门还是农业部门？这就又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农业、科技部门的整合问题。

 

——建立“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新机制了吗？回答不是完全没有。一位省院负责人说：建立这种新机制主要是为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农业科研院所存在的传统观念和机制弊端，束缚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未能充分释放潜力和能量。农业研发院所尖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缺乏，导致高新技术研究乏力；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人才进入全球市场流动的大循环，人才的流失问题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农业科研院所机制陈旧，激励机制不够，缺乏活力，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依然严重。社会上非农部门争夺农业科研尖端力量，一些农业科研带头人相继离开，造成人才外流，农业科研队伍很不稳定。

 

农业科研院所体制改革步履艰辛，进展缓慢，障碍很多，问题不少。相当一部分科研院所负责人强调农业科研的特殊性和弱质性，淡化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的认为体制改革“过急、过快、过狠”，指摘举办科研型企业是“左”的取消主义；有的对计划经济体制表示浓厚的感情和眷恋，抵制科研体制的任何改变，甚至组织研究人员联名上书国务院直抒胸臆。特别是涉及体制改革市场化方向以及农业科研性质引起的争论。一位省院负责人说：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其实都是高层意图的延伸，依据政府部门和主管官员的指示，发一个文件、开一次会议、某位领导发言，所谓深化改革基本上是被“形势”裹挟推往前走，让人眼前一亮的“突破性” 改革不多。在传统“稳定”思维影响下，使改革的一些重要举措和很多时间被延误了。

 

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基本上未触动存在的深层弊端。在2006年7月召开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上，很多农业科学院所负责人陈述遭遇到的困境。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说：“目前省级农业科学院普遍是‘一边挎篮，一边伸手’，四处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科研攻关很难开展。”还有的负责人反映：“农业科技长期存在投入不足、科研资源条块分割、竞争过度、协调不够、科研自主创新实力薄弱、农科教、产学研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很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农业科研院所“新”形势下存在的“老”问题。从这个视角说，农业科研体制改革依然徘徊于市场经济边缘。一位科技官员坦言：“农业科研院所可能是计划经济体制唯一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地方，这表明最后改变的地方往往是最难改变的地方。现在又锦上添花地在全国组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创新中心、工程中心、改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等，国家就是再增加几倍几十倍的投入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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