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除“博导”这顶荣誉性帽子、取消博导资格的职称限制，这既是一种社会进步，同时又还原了博导的本来面目：博导是一种岗位，是一份职责。既是一种岗位，那么人人都可竞聘上岗，就像大学里的某门课程，能够胜任的，谁都可以竞争去上，无论他是教授、副教授甚或讲师。但博士生培养毕竟是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因此在降低博导职称门槛的同时，应唯能力与水平是上，对博导岗位的上岗条件设定尽可能高的门槛。如果把博导的职称门槛降低误认为是博导门槛降低，造成的后果势必将是好了导师而苦了学生。

大学老师，无论能力和水平如何，只要还想从事或有点教学和科研工作，当然都希望有更好或更高层级的学生，但这种良好的愿望对学生不一定有利；从学生的角度看，只要他们想要在学术上有发展，他们当然更希望师从能力强、水平高、有责任心的导师。因此降低博导资格门槛，显然将使更多的老师“受益”或可能“受益”，而对于学生来说，尽管表面看来对导师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其实这种选择余地无异于“滥竽充数”。“名师出高徒”，高水平师资是培养高质量学生的前提和保证，因此从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出发，大学应该通过设立尽可能高的博导资格门槛，把那些滥竽充数的导师从源头挡在博导门槛之外。

在国内高校纷纷跟进摘除“博导”荣誉光环、取消博导职称限制的当下，又出现对“博导”的另一种误解：把博导岗位看作是过去只有教授才能占据、如今人人都可分享的“福利”。一些高校的博导政策似乎也是更多地站在教师的立场而很少从培养高质量博士生的角度出发，尽管名义上也许不是这样。取消博导资格的职称限制后，博导的选择范围扩大了，在招生规模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理应设立唯能力和水平是上的更高博导门槛，但遗憾的是，一些高校的博导资格门槛随着职称门槛的降低也降低了。如，有些博导资格条件比副教授晋升教授的条件低，这种做法本质上已失去了消除博导职称门槛的意义，除非教授数量不够博导人数；有些博导资格条件甚至跟这些学校规定的博士生毕业条件相当，除了博士生不能获得的科研经费外。也就是说，能够博士毕业就能当博导。从老师与学生“一桶水对一杯水”的基本常识来推断，跟着这样的“水”博导，博士生将注定倒霉了！简单盘算可知，博导资格门槛跟博士毕业条件相当，只要招到一个博士生，就可永远当博导，除非那个博士生不想毕业。降低博导门槛从相当程度说是把导师的压力转嫁到学生头上，获利的是导师，受害的是学生。难怪现在有人奔走相告：“博导门槛降低了，招个‘高级打工仔’就可睡觉啦！”

有人认为，降低博导门槛，惠及更多老师，让更多的老师加入博导队伍，造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将加剧导师之间的竞争，激励导师们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水平，“导师们需要靠充分的‘魅力’才能招到学生”。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实际效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在当前竞争环境并不好的情况下，导师们靠什么样的“魅力”去招学生将很难保证，最后受损害的只能是学生。再者，“魅力”这东西，其实也符合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魅力”大的“牛”导师越是在无序的“自由”竞争中越有聚集效应，如果没有门槛限制、没有数量约束，有些“魅力”“牛”导几乎可以做到“全盘通吃”。前不久媒体报道西南交通大学清理出595名逾期博士生和151名即将逾期的博士生，就我的经历和观察，我估计，这些逾期博士生大多出自“魅力”“牛”导们门下。

个人理解，我们今天开始觉醒，向欧美大学学习其一贯的做法——博导资格不设职称门槛，不是因为我们的大学跟欧美大学一样，教授太少，博导必须要从底下“捞”，恰恰相反，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由于我们国家学术职称泛滥，“现在是教授满地走，讲师多如狗”，因此原则上我们的博导应该要尽量从上面“抓”，从“满地走”的教授中选。但由于国内高校的职称政策和晋升标准不稳定、不连续，过去“放水”，如今“关闸”，造成了目前已占据教授岗位的教师并不一定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和水平，或者其指导博士生的能力和水平并不一定比一些年轻的副教授强和高，而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目前又因岗位被占而很难取得教授岗位，所以当下打破博导资格的职称限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既可释放优秀年轻教师的学术活力，又可让更多博士生受益。降低博导资格的职称门槛，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对更多的教师“开仓放粮”。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应站在学生的立场，着眼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教师的利益应该放到其次。如果认可“高水平师资是培养高质量学生的前提和保证”这个观点，那么就应该对博导岗位设立尽可能高的门槛，而不是“海纳百川”。另外，从保障博士生的利益看，博导资格改革还必须对每位导师指导博士生的人数有明确限制，应坚决杜绝重招生、轻培养的现象，让超期博士生“胎死腹中”。基本的做法应该是：该毕业的没毕业，该招生的就不再招。这种做法才是对学生负责，同时也给那些没有“魅力”或“魅力”不够的优秀年轻人以更多机会。

我认为，狠抓博士生质量，最根本的应该狠抓导师质量和导师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