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导师究竟能带多少个研究生？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老问题，很难有个标准答案。它既与导师的水平、能力、投入等因素有关，还取决于研究生的基础和能力、对科学研究的激情和斗志、毕业时的期望或目标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当一个导师所带学生数超过某个度以后，纯粹从科学研究方面看，应该对导师和学生都不利。从我个人多年指导研究生的经历看，导师所带研究生过多，将严重阻碍创新：超过某个度以后，科研成果的大小（注意不是多少）或创新程度与导师所带学生数成反比。

首先，导师同时所带学生越多，两者的有效科研时间越少，不利于需要足够时间保证的科研创新。读研究生本质上是一种受教育的过程，但这种教育不同于“批量生产”的本科教育，它是一种一对一的教育过程，研究生从门外汉到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这个过程要消耗导师很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因此正如美国《科学》杂志总编Bruce Alberts博士所说：“如果一个老师同时带太多学生，很多时间就会被‘管人’占去，根本没时间来做研究。”不仅导师没时间做研究，学生的有效研究时间也将大打折扣，因为如果导师同时所带学生越多，那么单个研究生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时间越长，而学业时间有限。

其次，导师同时所带学生越多，科研选题的平均创新水平越低，带来的“好处”是成果数量多但质量差。科学研究的选题是至关重要的，某种程度上说，选题水平决定成果大小，这就像一个线性系统的输入决定输出一样。导师所带学生过多，选题从哪儿来？哪有那么多的创新选题？虽然理论上导师和学生都可提出选题，但选题是需要眼光和境界的，学生囿于能力、水平和知识的局限性，很难抓住学科领域全局性的关键和重要选题。纵观国内外的研究生培养，重要的创新选题大多出自导师的脑袋。因此，学生过多，导师可能只好将有限的想法拆整为零，分摊到不同学生头上，分摊的结果很可能本来是一篇nature的论文最后变成了几篇很一般的SCI论文。另外，学生过多，又参差不齐，导师有时还迫不得已要为那些能力和水平差一些的学生量体裁衣，选择低水平重复性或改良型的题目，这些题目能产生垃圾SCI就不错了。中国的论文总数世界第一，而引用率要倒着数，我看很大程度上是导师所带研究生太多，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导师同时所带学生过多，也不利于学术境界的培养。

再次，研究生过多，不利于创新环境和文化建设。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性研究，并不是人多力量大的活；相反，人太多，容易产生内耗、消极怠工、冷嘲热讽、争名夺利等不良现象，影响科研创新。一个有战斗力的创新团队应该由一批志同道合，对科研富于激情和斗志的人构成，但林子大了，可能什么鸟都有。少数无心科研、只求文凭的学生，其言论和行为往往与科学研究格格不入，其思想和境界跟积极向上毫不沾边，既败坏学习风气，更摧毁他人意志。典型的，一位学生在潜心读文献，旁边的另一位学生却陶醉在游戏或电影中，那位读文献的学生的意志就要经受严峻考验。我团队曾经一位对科研非常投入的学生，突然间被一位崇尚CEO的学生洗了脑，从此科研精神涣散，天天幻想CEO，最后沦落到毕业困难户。

导师同时所带学生过多阻碍科研创新的方面还有很多。回到前面的问题，从极限情况看，即使一位最有能耐的导师最多能带多少研究生呢？《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一书说，一个导师充其量同时可带10-12个学生，这与美国《科学》杂志总编Bruce Alberts博士的说法一致，他说他当教授时，研究团队不超过12个人。但这些说的都是美国的情况，也许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最有能耐的导师能带多少学生呢？几年前，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建议，一名导师同时所带研究生一般不能超过10位，如果确实需要，也要经过批准才行，同时要有一个上限，不超过15个。他针对有的导师带几十甚至上百个研究生的现象说，简直不可思议，从国外的经验看没有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华罗庚、钱学森等大师级的学者带的研究生也远远没有这么多。

但也许是时代在进步，在中国，目前同时所带研究生远远超过国内外大牛们划定的上限数的导师，比比皆是。中国的一些导师，无论能力大小和水平高低，都在抢夺研究生，希望研究生多多益善，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真的是争着抢着要为祖国培养人才吗？依《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一书的观点看，恐怕还是导师责任的丧失和利益的追逐。这个话题比较敏感，今后将专门分析。

自我反省，本人同时指导的研究生数已超过国内外大牛们公认的上限，我一直在为此困扰并寻求对策，例如我已逐年减少招生数，并准备明年开始不再招收硕士生。我意识到在对已有学生没有一个很好的交待前，不宜再招新生。

（2011/9/6，深圳）

该文后被登载于《湖南大学报》2012年2月20日第2版“科教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