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本科生交流好处多多，老文认为其中最大好处是：他们往往提出一些重要又发人深省的问题。

前不久，一位本科生说，加入老师科研团队后，读了一些论文，感觉容易看出论文得到了什么结果和结论，但很难看出论文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学习团队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的论文，当面请教学长，学长也说不清自己的论文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他“请教”老文：为什么提不出问题或没抓住问题也能发论文？

老文第一感觉，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戳到了自己的“痛处”。再细琢磨，这的确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思维接近大牛科学家。

科学研究是提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就是必然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所以在开始一项研究之前，特别是在撰写一篇论文时，似乎有必要阐述清楚诸如这样的问题：

这项研究或这篇论文想要回答或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为什么是个问题？它有多重要？它为什么重要？它对谁重要或在什么地方重要？解决它会怎么样？不解决它又会怎么样？等等。

如果说刊物论文因为篇幅有限，一言难尽问题的来龙去脉情有可原（其实这不是理由），那么学位论文洋洋洒洒上百页甚至几百页，应该可以把这些关于问题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然而，评审过博士学位论文或参加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导师应该有体会，能在学位论文中写清楚或在答辩中讲清楚问题的准博士或新科博士（哪怕他们已发表过所谓顶刊论文）真不多。

翻阅已公开的一本本博士学位论文，也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博士学位论文看起来工作很多，结果很多，所谓的创新点也很多，但它们跟这位本科生读到的论文并无二样：你可以看到答案，但你不知道问题。

我们与大牛科学家的差距，可能主要体现在着眼点上：我们更关注答案是什么，而他们更关注问题是什么。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前者意味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或许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做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分配是，“如果我只有1小时来解决某个问题，我会花55分钟思考问题，再用5分钟寻找解决方案”。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图尔特·法尔斯坦在《无知：它怎样驱动科学》一书中写道：“问题比答案更重要。问题比答案更广阔。一个好问题能引出层层回答，能激发数十年对答案的寻找，能产生全新的探索领域，能促进根深蒂固的观念发生改变。”

回到本科生的问题：为什么提不出或没抓住问题也能写论文发论文？

老实说，老文当时也说不清这个为什么。最近，老文身体又感不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之前的一次求医问药经历，突然对这个问题有顿悟感。

去年（2021年）5月，老文随团重上井冈山，在一学习考察点突感不适，回家后仍感相当不适才上医院看医生。

老文先上本地最好的医院看最好的医生——挂号费最贵。医生根据症状开了多个检查，结果都是“正常”或“大致正常”，意味着医生最终没有诊断出老文得的是什么病。

但老文的确是不舒服，有病是确定无疑的。医生只好根据症状开了一堆药，明确告诉老文，这些药是不对症的，但对缓解症状可能有帮助。

吃了几天药，不适依然如故。有同事关心老文，建议老文看看中医，还非常热心地在网上帮老文挂了个名中医号——同样是挂号费最贵的专家号。

名中医望闻问切之后，又叫老文加做了一个检查，结果也是“大致正常”。名中医给老文开了10副中药和几种中成药，完了也叮嘱老文：这些药都是不对症的，只能说对治疗有帮助。

将本科生的问题跟那次看病经历关联起来，老文算是明白了：科研人员做研究，跟医生看病是一个理，知道有问题（有病）是容易的，而拿准有什么问题（什么病）就要困难得多，但这并不妨碍写论文发论文，正如医生没找到病照样可以开方子、作叮嘱。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没提出或没抓住问题的论文并非没有用，就像不对症的方子对病人并非一无是处一样——医生若不开方子，病人可能认为医生不作为甚至见死不救。

时下倡导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何为真问题？怎样才算真研究问题？

在老文看来，病人的病是真问题；在拿不准病人的病的情况下，如何拿准病人的病也是真问题。针对病人的病开方子即所谓对症下药，是真研究问题。如果病人得的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如时下仍在流行的新冠）或疑难杂症，世上还没有可借鉴的治疗先例，那么这种疾病的机理及治疗方法更是值得真研究的真问题。

因为提不出或没抓住问题也能写论文发论文，所以，如果把发表论文（哪怕所谓顶刊论文）而不是产出一流学术成果作为目标，那么有答案没问题的论文会越来越多，相应的，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的论文会越来越少。

最近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完善体制机制，支撑和保障教师潜心育人、做大先生、研究真问题，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如何引导学生从开始接触科学起就读、培养学生从开启科研生涯始就写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的论文，是“双一流”建设的真问题、值得真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