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学，要么功利，要么放弃，无他。影响因子、论文数量和基金金额，会长期控制和影响着学者们。阅读英国食品标准局首席科学顾问南安普顿大学生态教授Guy Poppy今天在《自然》发表的论文有感。

有时候，人们经常给发生学术不端的学者开脱，是扭曲的极端功利的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学术不端，应该让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节凑开展探索性研究，不能给科学家太多压力。但是释放或减轻科学家压力的做法在当今社会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造成压力的根本来源是目前人类的社会经济状态决定的，追求影响因子，追去更多研究经费，追求功利的科研已经成为国际潮流。

http://www.nature.com/news/science-must-prepare-for-impact-1.18459 

科学家应该对社会做什么? 一些学者对评价体系增加学术影响的过分要求非常恼火或怨恨。英国食品标准局首席科学顾问的经历让Guy Poppy改变这一看法，他相信这种提高对科学家产出要求的趋势只会增加，不会减弱。因为政策制定者们不会拿数十亿英镑纳税钱，换取一个模糊的承诺或美好愿望。

政客和社会对科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科学家必须调整，否则会失去公众支持。学者和科学界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在适应更广泛社会需求方面科学体系并不成功。

目前大多数大学使用的科学评价指标包括：引用次数、杂志影响力和研究经费。这些指标驱动着从研究生到终身教授的职业生涯，职业生涯的每一步骤都不会让你松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研究结构获得更快，更好，更强的科研成果。在这个职业过程中，博士毕业生供应明显过剩，导致博士们无法全部在学术界找到全职工作，只能屈尊反复博士后或离开学术生活，这一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关注哪些继续留在学术界摸爬滚打的科学家。虽然学术评价体系是造就一代代优秀科学家的模式，但这些身在其中的科学家们对这种评价模式往往非常反感。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需要更多青年科学家进入非学术领域。但现行制度下，在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策研究人员之间反复交换角色的情况并不常见。Guy Poppy教授个人比较特殊，他的职业生涯是农业生态研究、工业合作和政策相关性，但是他的学术表现仍然要按照学术指标来衡量。他是少数成功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能接受这种职业方式。

虽然学术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但让年轻科学家改变策略转到政策智库发展也非常艰难。根据自然选择规律，激烈的学术竞争一定会让少部分优秀和幸运分子在这快速发展的研究环境中取得成功，但是这种竞争容易扼杀个性和风格，对创造性工作十分有害。跨学科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许多年轻学者有很让人激动的思路，但是因为担心无法满足科研评价指标，不敢冒险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最终放弃这种想法。有趣的是，对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需求，就是为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或提供新的知识经济增长点。

如何鼓励年轻学者变换职业方向，博士训练阶段是关键。如工业博士需要到合作单位开展专业实习已经是一种常见模式。一方面鼓励更多博士们到其他领域发展，另一方面，大学研究机构应该调整评价模式，减少对论文和基金的要求，增加学术表现方面的分量。另外大学应该把教学能力作为重要指标。美国一些农业专业大学已经把农业研究人员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作为评价指标。

科学是复杂的，关于科学的认识和问题解决方案也是复杂的。对科学职业进行简单管理和评价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希望做科学家，就准备好时间和汗水，迎接来自社会的功利主义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