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自然》重点关注抑郁症的问题和研究，对抑郁症研究有兴趣的学者是一个全面了解这一领域的好机会。这里对其中一篇关于抑郁症和癌症研究对比分析的评论介绍如下。

国际上有超过3.5亿人抑郁症患者，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常见疾病。抑郁症不仅会导致生活工作能力下降，也是自杀的最主要原因（2/3）。

虽然抑郁症非常普遍，但也经常被人们忽视。大约3/4的英国抑郁症患者没有被诊断，或被诊断但没有被治疗。即使获得治疗的患者，抗抑郁症药物也只对50%的患者有效。纽卡斯尔大学Tom Foley教授说，这似乎非常不可思议，如果癌症也发生这种情况，这简直就是医疗丑闻。

癌症患者已经超过3200万，每年有800万患者死于癌症，确实远超过抑郁症的死亡人数。癌症当然也非常可怕，但这已经受到广泛认知，绝大多数癌症患者都知道寻求积极治疗。

对抑郁症研究的关注也远不如癌症，癌症研究今天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已发现数量巨大的关于癌症相关基因突变，建立了多种基因靶向治疗方法和先进的动物模型。但关于抑郁症的研究，显得非常单薄。一些曾经充满希望的治疗方法在临床研究中屡遭失败，遗传学研究也毫无斩获。

抑郁症研究的经费也远少于癌症研究，NIH2013年在癌症研究方面的投入达53亿美元，在全部精神疾病方面只有22亿美元，其中在抑郁症方面仅仅有4.15亿美元。欧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盟在精神疾病方面每年大约投入5430万欧元，其中800万用于抑郁症研究。但癌症研究经费达到2.05亿欧元。在癌症研究方面投入重资无人反对，但精神疾病方面也应该受到相应重视，否则将会导致为这类疾病付出高昂医疗费用。

为什么抑郁症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虽然许多学者人为投入大能使研究进展加快，但技术问题需要慢慢解决，如探测和分析大脑神经回路的技术才刚刚建立。一些科学家希望大脑研究计划能促进精神疾病研究的快速发展。Foley说，癌症领域投入大，进展快，抑郁症投入小，进展不可能快。

关于疾病研究的投入，不仅单纯因为人类整体需要，也会受到政治、社会、经济和患者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关于抑郁症和癌症研究的对比可以从历史上分析，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动了一场“抗癌战争”，宣布要在最短时间里“降低癌症的发病率”。虽然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但从那时起，大量研究经费投入癌症研究领域，也获得了不少成绩，尤其对癌症发生的原因和治疗药物方面确实成绩斐然。但从来没有那个国家向抑郁症发起这样规模的挑战。根据世界精神健康组织主席Garen Staglin的估计，每年美国在癌症方面的投入大约10亿美元，但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投入只有不到2亿美元。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加州大学精神遗传学家Nelson Freimer说，大多数人人为抑郁症不算个事，只是这些人自己感觉不好，抑郁症患者应该停止胡思乱想，应该立刻收拾收拾回到工作岗位。

癌症也曾经被作为一种耻辱，人们过去不愿意直接谈论癌症，甚至只隐晦地用C代表这种疾病，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改变，随着治疗能力提高，许多人发起向癌症挑战的行动。癌症本身也比较容易被普通人理解，肿瘤的样子能看到或检测到，也能被切除。但是抑郁症就完全不同了，受到影响的组织藏在大脑内，很难被看到，也不能被切除。精神病医生需要2个小时以上时间和患者见面交谈，才能区分抑郁症和重性抑郁障碍。同一个患者也可有两种抑郁症表现。更为糟糕的是，由于精神疾病缺乏明确的病理学证据，导致一些人不认为这是一种真实的疾病。

关于抑郁症的定义和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去年，NIH精神疾病研究所所长Thomas Insel推动研究人员能超越古典的精神疾病诊断方法，建立能根据特定客观症状如焦虑和社交障碍作为诊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标准。以推动关于抑郁症研究能从分子水平上深入研究。当然这一任务也十分艰巨。

癌症遗传学分类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许多国家已经投入大量经费分析多种癌症的基因组，这给癌症研究带来非常重要的进步，大量和癌症相关的突变被发现，有的突变已经作为选择治疗方法的有力工具。虽然研究仍然不断前进中，但已经将癌症带入个性化治疗的最前沿。癌症研究方面的这一成功给其他领域提供了借鉴，有一些科学家希望采用类似方法帮助精确定义抑郁症或区分不同亚类。

抑郁症的研究没有癌症研究那么红火，最大规模的一项研究也只是对16000多名重性抑郁障碍患者和6万名对照人群进行全基因序列分析。牛津大学精神病学家Jonathan Flint长期关注抑郁症的遗传学研究，他说许多同事都问他怎么一直干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将所有被诊断的重性抑郁障碍（也被称为临床抑郁症、重性抑郁障碍、单相抑郁，是一种精神疾病）进行遗传学研究类似于寻找发烧的遗传基础一样可笑。Flint解释说，这些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可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癌症和大量不同疾病患者的混合体。这种研究需要更大规模的投入才能解决问题。

在精神疾病方面，科学家早就确定了一些疾病相关基因，例如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易感基因。和抑郁症一样，精神分裂症也很难精确诊断，这也给研究易感基因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国际同行通过精神病学的基因组学联合会积累样本量，提高统计分析的精确度减少噪音等手段解决这个问题。2014年9月，精神病学的基因组学联合会发布了将近4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分析结果，发现人类基因组中有108个和该疾病关系密切的重要区域。该机构现在计划对抑郁症开展类似研究，计划收集6万名抑郁症患者的基因数据。

动物实验方面的遗传学研究也能帮助科学家解决一些问题，如可以开发出更理想的抑郁症动物模型，科学家在研究癌症中已经有许多可以选择的遗传学模型。例如用基因工程小鼠建立癌症相关基因高表达模型，研究人类特定类型的肿瘤，也可以将人类肿瘤移植给动物建立个性化动物模型。抑郁症研究需要建立行为学异常，将面临更大挑战(see page200).。

研究抑郁症动物模型经常使用躯体应激作为手段，最常用的检测手段是强迫游泳实验，实验时将动物抛入水中，记录动物试图挣扎逃脱的持续时间。抑郁症动物的典型表现是很快放弃这种挣扎欲望。这种实验经常被用于筛选药物，许多抗抑郁药物能延长动物游泳时间，但是人类的情况和动物有很大区别，人类抑郁症很少是躯体应激造成，对动物抑郁症立刻有效的药物，对人类产生效果往往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为了模拟人类抑郁症的情况，Nestler等选择慢性社会应激为工具建立抑郁症动物模型，这种社会隔离模型是将动物和一些个头大具有攻击性的动物放在一起，这些大型小鼠会不断攻击幼小同伴，经过10天的折磨，这些小号小鼠出现典型的抑郁表现，他们不喜欢交配和喝糖水，不愿意社会交往，甚至出现性冷淡。这种情况和人类抑郁症表现非常类似。因此这种模型更符合人类抑郁症的情况。对人类抑郁症迅速产生效果的药物对这种抑郁症动物也可产生效果。

精神健康研究人员知道最理想的动物模型仍然和人类的情况存在区别，为理解人类疾病的本质，用是否喜欢糖水作为标准显然远远不够。用动物模型也无法研究安慰剂效应，而这种效应在抑郁症治疗中普遍存在，临床研究中必须重点考虑。

一些科学家甚至怀疑动物模型永远不可能真正模拟人类抑郁症。癌症遗传学研究发现，从基因突变角度看，肿瘤并不能简单地用组织来源进行如肺、肝和大肠癌进行分类。每个人每个细胞类型的肿瘤都存在遗传学和行为学差异的不同类型(see Nature 464, 972–974; 2010)。

抑郁症的复杂程度可能不少于癌症的情况。大脑结构异常复杂，每个神经细胞都可能与成千上万个其他细胞产生联系，对大脑的研究不仅需要确定神经细胞，而且要确定那些细胞与他们形成回路，不要说抑郁症的研究经费少，即使达到肿瘤研究的规模，也很难渴望在短时间内取得什么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