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使用西方医药公司开发的药物非常多，这些药物经过欧洲和美国政府机构批准后很容易进入中国医药市场，但是我们可能忽视了一种潜在风险，那就是药物效应存在种族和遗传性差异，对白人有效的药物未必对黄种人同样有效，甚至这些药物能导致更危险的后果。美国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证明这种担心确实存在。因此为保护我们的患者健康，我们在引进国外药物的时候，必须考虑重新进行本国居民的实验研究，至少要求医药公司提供针对亚洲人开展的专门临床研究的数据。

美国少数有色人种医疗条件相对较差，更少使用心脏搭桥手术和流感疫苗，少数裔死于哮喘、肿瘤的比例高于普通美国白人。一般人不了解一个事实，许多药物对欧洲裔人的效果更好，例如一种长效哮喘药物β2受体兴奋剂就是这样，这种药物甚至可能导致非洲裔美国人更高的死亡率。

药物在不同种族患者的效果不同，但在进行药物研究时，非欧洲裔等少数族人往往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生物医学研究必须考虑这种因素，以避免导致恶劣后果。

EstebanG. Burchard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专门研究药物效应的个体和种族差异。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妈妈是墨西哥人移民，从小生活在少数裔环境中，本身对少数族有比较深的感情。1997年，当他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住院医生时，遇到一个非洲裔儿童治疗期间死于哮喘，这让他对药物作用的个体差异产生兴趣。当他们对这名死亡儿童的基因进行分析后发现，这名儿童白细胞介素4基因存在变异，这种细胞影子和免疫炎症反应关系密切。在一项772人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存在这种变异的个体往往肺功能比较差，容易发生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虽然黑人儿童死于哮喘的比例高于白人，但是这次研究中黑人的比例比较低，无法确定这种种族差异的统计学显著性。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黑人出现这种变异的比例在人群中高达40%。这次研究让Burchard教授思考，一些医学相关研究结果是否存在种族遗传性差异。

1997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东北部西班牙裔美国人哮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西海岸美国人的3倍。Burchard看到这个数据后马上意识到这一数据体现出波多黎各后裔和墨西哥裔的遗传差异。1998年，在波士顿、纽约和旧金山等地区开展了一项关于拉丁美后裔哮喘遗传学的研究。研究中，受试者儿童被要求用一个呼吸检测装置分析药物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影响药物效果的因素中，种族比年龄、性别和病情轻重更密切。普通治疗哮喘的药物对波多黎各后裔效果明显不如墨西哥后裔和非洲后裔。

这种种族差异在其他疾病中也普遍存在，心脏病和中风是人类死亡最多的疾病，氯吡格雷是这类患者作为预防性药物服用最多的药物。夏威夷政府今年3月控告制药公司没有披露这种药物对东亚和太平洋岛屿人群一般没有效果，而且会提高这些人发生心脏病的几率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