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在人才问题上和中国的情况有一定类似性，或者对这些国家人才政策的了解有助于中国相关政策制定和思考。本期《自然》对南美洲的科技人才问题进行了特别关注，其中一篇是讨论人才流失和引进问题，比较有价值，介绍如下。

一个国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强大的科学基础，但破坏这种科学基础则非常容易。德国曾经是一个典型案例，历史上的德国作为世界科学的领导者曾经持续100多年，但是被纳粹统治期间遭到致命破坏，大批国际顶级的科学家逃离德国，随后这个领导地位被美国取代。后来，德国用了数十年才达到比较出色的水平。德国的经验和拉丁美洲有许多类似性，20世纪中期，独裁主义在南美洲各个国家如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等成为主流，结果这些国家的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移民到美国、欧洲和加拿大。80和90年代，这些独裁政府先后下台，但这些科学家仍没有动力返回负债累累的祖国。

拉丁美洲在科学上曾经非常辉煌。例如，1947年因为发现垂体葡萄糖调节激素获得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的Bernardo Houssay教授（南美洲诺贝尔奖获得者奥赛），曾作为所长主持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生理学研究所（他也是南美第一个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1943年，他因为主张民主被政府解除所长职务。他的学生Luis Leloir，1970年获得化学诺贝尔奖。1980年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委内瑞拉免疫学家Baruj Benacerraf。1984年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根廷生物化学家César Milstein。这些世界顶级科学家大部分都移民海外。

在此背景下，皮尤拉美研究员计划致力于重建和加强该地区的生物医学研究。这一项目每年资助20名有潜力的拉丁美洲裔科学家，资助周期为4年，经费来自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是美国费城一家非赢利组织。1989年3月，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召开的年会上，参加会议的学者对墨西哥同行缺乏资源的情况是非吃惊，于是向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总裁Rebecca Rimel寻求帮助。Rebecca后来主持建立一种训练拉丁美洲学生的方法，并最终形成了这种计划。

皮尤拉美研究员计划建立于1991年，每年资助大约10名研究生受到资助到北美最优秀的实验室从事2年博士后研究。一些学者在项目结束后，留在发达国家继续发展自己的职业。让人吃惊的是，70%的学者选择返回自己的国家，虽然在本国无法获得从事先进科学研究的资源。作为对比，另外一项多国资助的人类先进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项目，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资助，但不到50%的学者在完成学业后返回本国工作。继续留在北美的皮尤学者一般都在一流大学工作，有的已经和本国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并协助本国培养新人。

2013年的一份对1991年－2011年期间202名皮尤学者的调查，收回151份。返回本国的学者超过半数已经成为系主任和大学教务长。每个学者平均发表论文15篇，返回本国的学者平均培养13名技术员、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上月，《细胞》杂志高调报道了一位2003年度的皮尤学者免疫学家Dario Zamboni，被认为是40岁以下40名最值得注意的科学家之一。Zamboni是巴西圣保罗大学固有免疫学和病原微生物学实验室主任，他的小组目前正在研究机体对细胞内疟原虫的反应，寻找南美农村地区穷人易患的恰加斯病的病因。在巴西从事科学研究需要遭遇许多美国科学家不可能遇到的障碍，但是Zamboni教授并没有退缩，并热衷于协助其他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

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都建立选拔皮尤学者的学者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前皮尤学者和资深科学家。每个委员会都通过对学术计划、面试等方式选拔出6名申请人。30个申请人被确定后，被美国拉丁美裔优秀科学家为主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评估。然后，将最后获胜者送到最好的实验室。

巴西圣保罗计划是对皮尤学者的补充，这些学者可以申请4年计划进入其他实验室工作。他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能使用各自资源扩展这一倡议，培养各自最优秀的科学家。

拉丁美皮尤学者的总规模非常小，在4亿人口地域范围内只有不到250名这样的学者。和这些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需求相比，学者计划只能是沧海一粒。也许应该建立更大规模的国外人才培养和人才吸引计划。如巴西的巴西科学流动性项目。

拉美人才项目就像是肥沃土壤中的植物种子，在过去2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计划无疑将会继续发挥更大作用。当然最终的成功应该是不需要这个计划，因为到那时每个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各自独立强大的科学体系。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拉丁美洲仍需要更多外来科技人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