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和Nakao教授的交流是因为他发表的关于呼吸氢气治疗小肠器官移植后损伤的研究，因为2008年国际上氢气生物学研究刚刚起步，每一篇最新发表的论文都是我的最爱，几乎会反复阅读数遍，以试图从中寻找一些前后的线索。当然能和作者直接取得联系进行交流是更为理想的方法，我前期已经和第一个发现氢气效应的日本著名学者太田成男教授取得联系，并切进行了很好的合作。Nakao教授的文章是美国这方面最早发表的研究，引起我的兴趣，不仅是他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而且是因为他对待学术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后来我们曾经有一些共同署名的论文，例如有一次，他有一篇关于氢气延长动物寿命的论文，这个内容主要是日本学者完成，因为语言问题，他来负责论文写作，另因为他对这个领域不熟悉，于是邀请我共同完成这个工作。可我的英文工夫实在欠缺，我最后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但他说因为我在这个文章的贡献不足以作为作者，能不能不加我为作者，但他会在致谢中感谢我，理由非常充分我当然也没有意见，于是大家非常愉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我们经常进行交流，我把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送到他实验室开展合作，他也非常欣赏这个学生，半年内就完成了一篇非常不错的研究，当然回国后又补充了部分研究内容，这个文章我是作为共同作者署名的，原因是我们参与这个工作的前期设计以及后期的研究经费和研究方案等。在这个研究基础上，他实验室另一个同事完成的另一项研究，由于主要我前期给于的建议，虽然我的贡献很小，他仍坚持将我作为共同作者。

第一次和Nakao教授见面是在2010年2月，我受到日本氢分子生物学学会邀请，作为大会特别邀请报告人，会议主席太田成男教授邀请我，Nakao教授作为我报告的主持人，我给大会作了我在国外第一个大会特邀报告，这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因为国际上三个从事这方面研究最多的学者第一次在东京会面。在会议上我们交流的并不多，因为他们的学者几乎全部都是日语报告，我只能根据幻灯和一些汉字猜测意思。会后我又到太田实验室作报告，那次短暂见面后就很3年没有见。

2011年，他希望邀请我去他匹兹堡大学的实验室访问，我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去。我当时告诉他已经计划到美国学习，可以在这期间去他们实验室。他知道后回信，说他了解和熟悉的许多美国学者，在研究眼光和水平上并不如我，为什么要去美国学习。我告诉他，从整体上，我个人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希望能到美国学习关于科研的理念，他认为科研的理念大家都懂得，何必到美国去学习。我当然不会因为他的疑问而放弃去美国学习的机会，而且经过短短一年的学习，收获确实也是很大的。

2011年4月，我到加洲学习，期间他再次邀请我去他实验室，又因为我在美国出了车祸而没有去成。他对此非常遗憾，主要是2011年3月发生了海啸，给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日本海啸发生后，作为医生的他，第一时间志愿从美国赶回日本灾区，这方面曾经有关于他访谈和介绍。后来他带领孩子老婆从美国返回日本，在美国他是作为研究人员，在日本他早就有医生执照，回到日本他在日本一个小城作为急救科医生，他说每天只睡眠3小时，其他时间都是在工作。

2014年3月19日，他作为特别报告人和太田成男教授一起接受我的邀请，参加我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氢分子生物医学学术交流会和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吃饭时他告诉我，他很吃惊，因为他没有想到中国在氢气方面的研究水平那么高，说明已经真正成为国际上的领导者，他祝贺我取得的很好成绩，并建议我能带领这个领域成立国际学术组织。

昨天，2014年5月22日，他再次接受我的邀请到上海访问，昨天我和邀请方和他共同吃饭。对一些疑问进行了交流。关于他为什么开展氢气生物学效应研究，他回顾了这段历史。当时他在美国主要从事一氧化碳器官保护的研究，在动物实验中结果很理想，但是当临床上使用呼吸一氧化碳的时候，效果不理想，分析原因是因为人类的血红蛋白和一氧化碳的结合能力非常强大，一旦呼吸了一氧化碳，则很难释放出来，也许是效果不好的原因。这一情况让他非常失望，难道多年的研究最终就这样失败的结果吗？在困惑中，他试图寻找其他气体是否能取代一氧化碳进行研究，这个时候太田教授关于氢气治疗疾病的文章已经在《自然医学》发表，他关注到这个新进展，于是决定开展这一研究。在研究条件上，所有的气体研究方法和条件都具备，但准备开始研究遇到了问题，因为氢气作为一种危险气体，存在爆炸危险，大学和气体公司都要求填写大量表格，经过多次的协商，终于获得了三瓶不同气体成分的混合气，一是氢、二是氦、三是氮，双盲研究迅速展开，学生很快获得结果，呼吸氢对小肠移植导致的组织损伤具有非常强大的保护效应，他们很快从氧化损伤和炎症角度确定了这一效应，并在《美国移植学杂志》发表，由于第一次证明氢具有抗炎症效应而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性研究论文。

Nakao教授现在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达到200篇以上，许多论文的影响都很大，尤其是一氧化碳和氢气在器官移植损伤保护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特色。他在美国已经工作10多年，孩子和夫人也已经习惯美国生活，但在2011年日本海啸发生后，他毅然决定回日本居住。我对此比较有兴趣，问他是如何考虑的。他谈到这个问题是，眼睛中闪烁着泪花。他说，当我回到日本灾区救灾时候，见到大量尸体和灾民，他们的生活和健康，尤其是大灾给他们带来的身体心理创伤十分巨大，作为同胞，他不能在美国继续安逸地生活，他认为应该给自己的同胞作点事情，就是利用自己的医术，那么显然应该返回日本从医，于是他回到日本。从我多年和他的交往中，我相信他是真心的，也是认真的。

每次来中国，他在电视中看到日本人的形象几乎都是令人憎恶的。他曾经问我，好象平时接触的中国人都不是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中国普通民众都十分憎恨日本人。日本在历史上确实有过错，日本政府也不是让人满意的政府，充满许多令人讨厌的政客，包括不向其他国家道歉的问题，但是中国人一直用历史上的问题鼓励大家憎恨日本人的作法他不能理解。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正面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