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对某一个具体的患者来说，许多药物没有必要吃，许多医学技术没有必要用，特别是一些新的药物和技术。也有一些必要的治疗方法因为存在不存在的风险而拒绝使用。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一、许多新的医疗技术的效果可能不如老的技术。研究发现，在现有的医疗操作中，有40%无效或有害，38%有益，其余22%则效果未知。在这些无效的甚至有害的医疗新技术中，有多少是因为崇拜新技术导致，又有多少是因为为了纵容患者需求，还有多少是因为那不能见光的回扣收入。例如，中国患者安放血管支架和血管搭桥手术的相对比例是美国的36倍，这里面要有多少是非医学因素。

二、临床医生有许多不必要的担心而拒绝使用一种有效技术。临床医生认为疫苗会造成多发性硬化症复燃，可能会拒绝为该病患者接种疫苗；也因为担心口服避孕药会加重病情，禁止女性狼疮患者使用口服避孕药。

三、也有错误的理论指导下的错误药物。例如长期以来临床使用ATP作为能量补充疗法在中国医院流行。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早就证明这种药物根本不可能通过注射给患者提供能量，只能导致其特殊受体的激活，属于一种典型的激素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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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人们采用新的医疗手段和药物是因为它们效果较好。但是，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许多新的技术和药物其实并不比原有的更有效，有的甚至还更糟。此外，有众多医生仍坚持使用已被证明是无用或有害的医疗操作。

在审查了2001年到2010年的各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后，科学家们总结发现，其中有363项研究对现有的临床实践进行了探讨。其中有146项研究表明当前使用的药物或医疗程序不优于或逊于以往。该报告刊登于8月的《梅奥诊所学报》(Mayo ClinicProceedings)上。

研究发现，在现有的医疗操作中，有40%无效或有害，38%有益，其余22%则效果未知。其中，无效或有害的医疗操作包括：在绝经后的女性中常规使用激素治疗；使用高剂量化疗和干细胞移植治疗乳腺癌，它不但既复杂又昂贵，治疗效果也并不优于常规化疗；对需接受重症监护的II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强化降糖治疗，这不仅不能减少心血管问题，实际上反而造成了死亡率的增加。

在某些情况下，即便并无证据表明某些有益的医疗程序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医生们仍会拒绝实施这些疗法。例如，因认为疫苗会造成多发性硬化症复燃，而毫无必要地拒绝为该病患者接种；由于害怕口服避孕药会加重病情而禁止女性狼疮患者使用该避孕途径；以及，基于硬膜外麻醉可能增加剖腹产率这一理论，推迟分娩过程中的硬膜外麻醉等。然而，高质量的研究表明，这些都不过是杞人忧天。

“这些不合理的临床实践通常不会在短期内销声匿迹，”该研究的主要作者维奈·普拉萨德(Vinay Prasad)博士说，“就像是带着惯性一样，它们往往会持续10年左右。”

奥尔巴尼市斯特拉顿VA医学中心(Stratton VA Medical Center)的内科主任威廉·E·博登(WilliamE. Boden)博士并没有参与上述工作，但他指出，该研究对医疗领域大有助益，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它迫使我们低下头来审视手头的工作，并探寻支持其使用的证据何在，”博登博士解释道，“为了确保医疗经费得到良好的利用，我们承受的压力正日渐增大。”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肿瘤内科的首席研究员普拉萨德博士说，“医疗设备领域的情况尤其糟糕，因为只要新产品与市场上的现有产品类似，就可能通过审批，”他以Swan-Ganz导管为例，对这个特殊的问题进行了解释。Swan-Ganz导管是一种可插入心脏的设备，用以监测心脏功能和血液流动。它可以提供非常准确的信息，但普拉萨德博士说，“可惜的是，这些信息并没带来什么实际的帮助。导管设备不断推陈出新，但能证实它们效果的证据却寥寥无几。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

通常，医生坚持使用缺乏证据支持的医疗手段是因为，“单论机制而言，它们看似都很有道理，”普拉萨德博士说。“比方说，如果你的动脉被胆固醇堵塞了，那么对它们进行疏通显然是个明智的选择。但经过研究之后，人们发现该程序并没能提高生存率。”

普拉萨德博士补充道，患者们也喜欢讨论机制。“他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某些基本要点——（新的医疗产品或手段）有哪些用途？工作原理如何？”他说，“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东西行得通么？有哪些证据支持它可以执行理论上的功能？有什么试验能表明它切实有效？在关心它如何发挥作用之前，您首先要确定它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