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Hayflick称为WI-38细胞之父绝对没错，不过WI-38细胞在人类医学研究中发挥辉煌作用的同时，制造她的Hayflick则蒙受不白之冤。这世道找谁去说理。

虽然拥有划时代的论文和培养WI-38的辉煌成就，但Hayflick感觉自己在威斯塔研究所好像低人一等。他从来没有被晋升为全职人员，他相信，到处公开忽悠WI-38的Koprowski（2013年4月11日去世）只把他视作一个技术员，而不是一个科学家。

有一天，当Hayflick知道Koprowski答应给英国的药厂伯勒斯惠康（被葛兰素史克收购）提供Hayflick的细胞培养技术、狂犬病毒疫苗和WI-38时，Hayflick的这种委屈终于爆发。Hayflick说，他对Koprowski的不齿行为非常震惊，并认为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1968年7月，Hayflick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获得一个医学微生物学的教授职位。1968年1月，他、Koprowski、NIH的代表、ATCC和罗克维尔（一个马里兰的一个细胞分发的非盈利组织）讨论如何处理剩余的370只安瓿WI-38细胞。代表们最后达成意见，同意Hayflick可以带走其中的10只细胞到斯坦福大学，10个放在Wistar研究所，其余的细胞放在NIH的癌症研究所，并将转移到ATCC，此后将继续由ATCC负责细胞分发工作。

Hayflick对这个计划十分恼火，他说自己是迫于压力才签名。他感到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他认为公司和研究所肯定都从他研究的细胞中获得各自利益，而他自己简直就是给他们义务劳动。当然研究所绝对不会承认他这种指控的。

这次会议后不久，Hayflick一定到Wistar的地下室小逛一次，并顺便用一个便携式30升液氮罐，把他的所有宝贝WI-38细胞安瓿悉数请走。1968年6月，他把这个保存WI-38细胞安瓿的液氮罐放在他绿色别克布利车后座，旁边就坐着他另外两个孩子，驶往加利福尼亚。“我带着这些细胞潜逃”他苦笑着说出这句话。

在斯坦福，Hayflick继续给其他科学家分发WI-38安瓿，不过已经他开始收费。收费标准是15美元，这和ATCC的运费一样，他将这些收入存入一个独立帐号，命名为“细胞培养基金”，1975年5月这个帐户总值已超过66000美元。

Hayflick之所以建立独立帐户基金，是希望将来有一天，某些独立机构确定谁有权拥有这些细胞和收入后送还。直到1975年，当他作为NIH国家老年研究所主任候选人时，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更严重的是，NIH指定负责调查基金管理不当指控的调查审查管理局介入调查此事，三个会计师到斯坦福Hayflick的实验室用数日对WI-38的库存和纪录进行详细检查。

1976年3月，调查报告被NIH公开给多名记者，帐户内容随后出现在《科学》和纽约时报头版。“24小时内，我的职业生涯跌到谷底” Hayflick说。报道说Hayflick变卖了政府资产，侵占了钱财；这些细胞没有得到合理保管，有的细胞被细菌污染等等。Hayflick强烈反对这些报道，他说没有法律规定这些细胞属于美国政府，他保存这些钱是希望确定所有者后奉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存在经费管理不当问题。至于为什么在1962年没按照常规作法在细胞内加入抗生素，他的解释是因为有的疫苗生产厂家担心加抗生素有可能会导致过敏反应。

 《科学》的论文发表前不久，Hayflick已经起诉了NIH。他说该机构触犯了美国1974年隐私法案，导致他被指控时没有包括他的反驳。当时，Hayflick正面临犯罪调查，斯坦福大学提醒地方检察官说这一案件可能是一起盗窃政府财产罪（检察官最后驳回该罪名指控）。这时，一些疫苗制造商担心没有足够WI-38满足市场需求，大量将他们的工作转向使用另一胚胎细胞系MRC-5。1976年2月，Hayflick无奈从斯坦福辞职，不久作为失业人员每周领取104美元救济金（优秀科学家竟然被打压到这样的程度，美国政府作孽）。不仅是失业，更严重的是失去他心爱的细胞系，NIH随后从实验室拿走了细胞。他曾经告诉《科学》记者，他把这些细胞看作他的孩子（投入太大感情）。

有成就的学者不已经受到应该获得的尊重，经过数年的抗争，他终于获得应该的权利，但最后的结果仍出人意料，一方面来自细胞的研究成果辉煌，另一方面细胞的制造者生活在内疚之中。后续故事，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