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院士指出，对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患者的尸体解剖很重要。17年前对SARS患者的尸体解剖说明了肺是怎样病变的，也显示了除肺部以外，病毒对全身脏器的影响情况。4月5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卞修武带领病理诊断与研究团队，完成39例新冠肺炎遗体病理解剖，建立了目前已知范围内全世界数量最多、病理数据最齐全的首个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病理即疾病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原理。”卞修武介绍，由解剖获得的新冠肺炎病理研究结果，对于认识新冠肺炎的病理改变和本质、揭示发生机制和发展规律、完善临床诊治方案等都有重大帮助，并能从根本上寻找新冠肺炎的致病和致死原因，为临床救治危重症患者提供依据。

这场全球大爆发的病毒感染，中国是受到冲击最早的国家，在党的领导和政府努力下，已经初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国际形式依然十分严峻，而研究和理解这种疾病的本质仍然需要大量工作，尸体解剖是其中最特殊也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一定是这场战役中的关键。最近《自然》对国际上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介绍，意外的是文章没有来自中国的声音，而且中国学者已经有文章发表，即使不采访也应该对相关内容进行简单介绍。

今年2月，当冠状病毒大流行袭击意大利贝加莫市时，当地的帕乔瓦尼二十三医院很快就人满为患。临床医生们竞相将这座本地区最大医院奉献给COVID-19患者。

然而，不久之后，病理学家安德里亚·吉亚纳蒂和同事们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不太明显的优先事项上:尸体解剖。“有必要了解这种疾病是如何影响各种器官的，”吉亚纳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解剖。”

在正常情况下，尸体解剖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传染病暴发期间，为避免被病毒污染的尸体传染，要求采取安全隔离措施，使操作更加艰难。自3月16日以来，吉亚纳团队已对80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死者进行了尸检。该团队过去通常每年仅解剖150例尸体。吉亚纳说，意大利很少有医院拥有这样高级别的安全设备和资源条件开展类似工作。

世界各地研究人员纷纷关注和研究COVID-19，这种疾病主要侵袭肺部，但对心脏、肾脏和大脑也有令人困惑的影响。世界范围的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锁，让收集组织样本工作变得复杂困难起来。研究人员需要收集组织样本，了解新型冠状病毒如何造成如此严重的人体伤害。现在，病理学家正在寻找系统收集这些样本并分享研究结果和方法。

比利时安特卫普GZA-ZNA医院病理学家罗伯托·萨尔加多说:“我们需要这些患者组织确定导致COVID-19患者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肺炎吗?是因为凝血亢进导致的血栓吗?为什么会出现肾衰竭?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线索。”

大流行时期很难集中精力进行组织收集研究。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包括个人防护设备和实验室试剂在内的必需品供应短缺，卫生工作者已经冒着巨大个人风险照顾病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病理学家安德鲁·康诺利说，在面临如此迫切的需求时，采取额外步骤收集血液和组织样本感觉像是转移了注意力。

最重要的是封锁和隔离程序的并发症。COVID-19重症患者有时会失去意识，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通常病人家属不允许去医院探望。因此，寻求患者同意捐赠遗体用于研究可能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家属那里获得同意，可能会令人担忧，因为特殊时期家人和工作人员之间缺乏信任纽带。康诺利说:“自己家人死了，一个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人提出要求要解剖死者。” 很难让人接受。

旧金山的严格封锁让康诺利很难与同行分享样本，因为这么多人都待在家里，要获得各种表格和签名都非常困难。

随着研究人员努力了解COVID-19对人体的诸多影响，他们迫切要求获得患者样本。英国诺丁汉大学临床研究协作组织目录和协调中心主任菲尔•昆兰表示，在英国疫情爆发最初几天，需求迅速增加。

现在每天都有请求，但昆兰没有什么选择。例如，米尔顿凯恩斯英国国家生物样本中心已被改造成COVID-19测试处理中心。即使是COVID-19患者血液等临床样本也很难获得。昆兰说:“如果你与参与临床试验项目的医生没有直接联系，你几乎肯定不会马上得到样本。”

即使在疫情爆发期间，一些中心也找到了收集数据的方法。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病理学家玛丽莎·多尔尼科夫和同事一直在使用微创尸检提取组织样本。多尔尼科夫团队没有使用标准程序，如采集整个器官，而是使用超声波作为指导，从身体不同部位进行针刺活组织检查。

多尔尼科夫说，这项技术比普通尸检更安全，后者会使病理学家暴露在感染源之下，必须在有负压实验室进行，巴西很少有医院具备这样的设备。她的团队分析了来自肺部、心脏、肾脏、肝脏、脾脏、皮肤和大脑的数十个样本，试图理解为什么在严重COVID-191患者中血栓很常见。

犹他州利希的数字病理学公司Lumea首席医疗官马修•莱维特说，为确定这些器官发生了什么病理变化，研究人员需要大量样本。他说:“正常情况下，尸体解剖可回答关于一个病人的问题。在一种新出现的疾病中，尸体解剖对全人类都至关重要。”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病理学家彼得·布尔建立了一个COVID-19尸检数据库，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分享他们的数据，不需要识别信息。他想在国际上分享，但很快发现，即使在德国国内，这存在巨大的后勤挑战。每个县对尸体解剖和病人隐私的法律要求都不一样。

萨尔加多、莱维特和一组病理学家正在努力创建国际COVID-19病理库。他们正在与WHO合作，该组织维护着一个肿瘤病理数据库，并有应对法律要求的经验。他们正在制定安全收集尸检样本的指导方针以及记录结果的标准化方法。

科罗拉多州西敏斯特数字病理公司Visiopharm的常务董事阿曼达·洛说，到目前为止，来自25个国家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有兴趣参与其中，尽管完成这样一个存储库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每个人只要能向前走一步，哪怕只能从一个病人那里得到组织，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doi: 10.1038 / d41586 - 020 - 01355 -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