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知识分子》发表谢灿教授一篇调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的短文，其中对研究内容，预期研究结果，研究计划等都进行了点评，提出这些八股形式的申请书表格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因为对没有开展的研究项目，不可能有详细准确的计划，研究内容不能提前安排，研究结果不可能提前预期，当然研究经费使用计划也不能提前安排。其实这个问题是国际共同存在的现象，一些研究基金，尤其是私立研究基金采用资助人为标准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中心，但是这也是根据学者既往的学术成进行的奖励性资助计划，也无法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判断。

有人提出，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样的项目，本质上是根据一份申请书判读一个学者是否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而不是对项目本身的评判，但是这一点又有多少人理解和执行，大多数评审员不就是对项目的各个部分进行评判，对申请人水平也只是根据过去承担项目完成和论文发表的情况来判断。

《自然》杂志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应该给学者更加灵活的政策，不要纠结于既往研究经历，重点关注问题的重要性。科学研究基金需要对有价值的问题投入，但是科学家获得资助需要靠对过去研究信用的审查，这显然类似22条军规。

文章作者之一开普敦大学公共卫生学家妥鲁香奥妮就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她注意到许多城市内的艾滋病和结核病患者往往伴随高血压和肥胖等非感染性疾病。为了确认这一假说，她准备开展对艾滋病和结核病患者非感染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对这种从没有人研究和解决过的问题，（how and why）为什么要开展研究和如何进行检验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也没有办法对综合预防和管理策略进行调查。她提出的研究申请没有被评审员认可，评语是她过去没有提出过类似问题。

科研工作本身能引导学者关注更重要的问题，通常因为这些新方向包含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显然改变游戏规则对促进更重要研究工作有意义，但是资助者政策和研究机构并不这么认为。评估基金申请书和学术成就时，评论员主要关注在某一个特定领域的学术记录。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年轻科学家往往不敢选择风险太大的研究项目。

年轻科学家改变研究方向的成功故事由来已久，从物理学转到结构生物学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拉马克里希南拥有美国籍，因“对核糖体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在文卡特拉曼的诺贝尔传记中，他说曾经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的研究机构工作，为了完成论文发表任务不得不开展没有风险的研究，追求真正的科学问题让他放弃了丰厚待遇，从美国来到英国，也让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许多类似故事中，做出理性选择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科学问题，宁愿放弃自己的核心专业。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意外研究中心心理学家Eva Alisic更大胆，今年早些时候，Alisic开始研究叙利亚难民的孩子如何应对创伤。她所在研究所支持她开展这一研究，但这显然不是一个传统职业轨迹最安全的选择。她说自己宁愿放弃学术生涯也不会放弃这一研究项目，如果能更好地贡献社会，放弃学术界的职业也是值得的。

并不是说科学家都必需这样，改变研究方向需要权衡利弊，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束缚太紧。青年科学家改变研究方向是获得突破性成果必要的条件。大脑可塑性研究和学术产出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与专业化相比，多元化和多样化培养经历能促进新发现和决策能力的学术领袖品质。

基金项目中也存在一些促进有前途的中青年研究者，如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启动／巩固基金和授予国际研究学者的项目，这些项目由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威康信托基金会和卡洛斯特-古尔本金安基金会联合资助。

这类资金远远不够。2015年美国NIH参考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模式，资助了78项高风险研究，但同年给了15000多个传统研究项目。传统研究项目的申请人通常是领域内公认的专家，研究项目具备足够的前期研究数据。虽然学者评估需要等待足够时间，但是大学、研究委员会和基金资助机构必需建立一种新的工作机制，只要申请人能对新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研究经历信誉的证据，就应该获得资助。

需要改变两个重点问题是，一是强调学术问题合理性，不要拘泥于申请人的研究基础。申请人只要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学术研究的能力就可以。例如，Alisic能解释她和团队越来越需要以证据为基础逃离冲突儿童创伤的干预治疗，申请书中可以解释该领域缺乏前期研究，这样处理可给科学家们更多探索性研究机会。

另外应该加强同行评审培训，同行评审的能力可以帮助科学家提高多方面思考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对如何解决复杂的社会挑战和评估跨学科问题的能力。这对改变研究机构文化都有帮助。

http://www.nature.com/news/let-researchers-try-new-paths-1.20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