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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采访反思（二）：从人性的立场出发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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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的立场出发
——反思我所亲历的汶川地震新闻战
我的理性被灾难击垮
我的脚下踩着16户农家乐和难以计数的性命，这就是我渴望到达的现场？
5月12日之后连续三个晚上，我几乎彻夜守在电视机前。电视台不间断的直播让我坐立不安，一个强烈的念头是，作为记者，我应该在现场。
15日下午临近下班，忽然接到赴前线采访的命令。从那一刻开始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半飞机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我沉浸在接近现场的兴奋中。
16日14点28分，大地震后第96个小时，我和同事小韩来到彭州市市府广场前。巨大的广场上支起各种各样的帐篷，能感受到人们躲避灾难的强烈气息，但对灾难的直接感受仅限于偶尔倒塌的围墙。
出彭州市区，往小鱼洞方向，气氛开始变得沉重。一辆辆贴着“共赴国难”大字的起重机械和来自各地的救护车尖叫着奔往大山深处，我们挤在这些车辆中间，一路跟进。
过了小鱼洞，景象变得让人寒栗。到处都是废墟，只有废墟里的物件告诉我，5月12日14点28分之前，那里应该是温馨的家，那里应该是生意不错的小店……路也时断时续，到了距离银厂沟风景区还剩七八公里的谢家店子，路干脆没有了，原来的柏油路被一座翻倒的山深埋。
接下来了解到的信息让我战栗：当我攀上这座山的时候，脚下也踩着16户农家乐和难以计数的性命；
而再往里，有7对恋人在那一天去拍婚纱照，最终只有两个人幸免于难，却不是一对儿；
下午五点多，一个用白色被单裹着的人从银厂沟方向抬出来，旁边的老乡说找了几天几夜人可算找到了。可是我知道，那个身体已经没有生命了；
……
这就是我渴望到达的新闻现场？满眼伤悲、遍布死亡的新闻现场！我宁愿不要这样的现场！
我的理性被灾难击垮了，对眼前的一切我过去毫无体味。我不知道作为记者我该怎样真实而又不太过悲观地告诉我的读者，这里发生了什么，这里现在怎样。
回去的路上，我和小韩一直沉默着。直到好多天以后，我才知道，那一路上，他和我想着同一个问题：在如此惨烈的灾难面前，我们到底该记录什么，传播什么。
那天，我们向编辑部发回了第一篇通讯《他们，从没想过放弃》。因为，在灾难的窒息下，我们见闻了打通生命通道的官兵的一次次努力；我们感悟了冒死寻找几天几夜也要让逝者安息的人性；我们看到了每晚驱车深山只为带回迷路者的农民的坚持和厚道……
我们想要说的是，太多东西在灾难面前不堪一击，包括生命，但只有人性，愈摧愈坚。
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不出这是为什么，除了人性。只有人性的力量才能让人义无反顾。
然而，灵魂的撞击每天都要经受，而且一天比一天猛烈。青川、映秀、汉旺、都江堰、绵阳……当我们辗转于这些地方的时候，生命奇迹的记录每天刷新，真正能够拯救的生命越来越少。
救人仍然是重中之重。但在映秀和汉旺的废墟上，我们闻到的是尸体腐败的气味。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废墟下掩埋的微弱的希望终究成了绝望，一个个生命变成了冷冰冰的数字。
我们该怎么办？
生命奇迹要不要报道？要。但是日复一日的生命奇迹实际上带给人们的是绝望。只有救援难以及时施救的时候，顽强的个体才创造了生命的奇迹。那么更多的生命则在奇迹的光辉下一点点暗淡下去，直到消失。
科技的功用要不要报道？要。但是在救人仍是第一要务的时间里，除了生命探测仪、先进医疗设备，科技在更大范围内仍难以施展拳脚，而仁心人性乃决定生死的关键。
我们决定甩开科技。但是甩开科技之后呢？已经是七八天之后了，空前的救援还在继续，但生命奇迹屈指可数。次生灾害开始显迹。很多媒体开始回顾这场灾难：废墟、死亡、被粉碎的生命……我开始害怕，我要不要这么做？
我不能不承认这的确是被这场灾难凝固的真实，但还有正在延续着的真实，那就是面对“废墟、死亡、被粉碎的生命”，人们需要做什么，人们正在做什么。媒体该选择告知哪个？
悲伤的眼泪需要流淌，逝者的亡灵需要祭奠，但这不应成为灾后生活和工作的全部，或者说不应成为媒体关注的主流。媒体更应该做的是，告诉所有人，这里发生了灾难，现在如何，已经有人行动起来，还需要大家做什么。
堰塞湖、防疫等次生灾害必须关注；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人、拯救生命的人也必须关注。而对后者的关注更为重要，因为这关乎人性，关乎根本。
曾经在报道里，我讲述了这些故事——
从都江堰往映秀，多处山崩，无路可走。可从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清晨开始，在随时崩塌的乱石之间有很多徒步的攀越者带着食物和药品进山，他们与围困山中的人无亲无故，却心急如焚，无视危险；
在紧急抢救的医院里，很多曾被非议的80后、90后，为素不相识的伤者端屎端尿、擦身喂饭，昼夜不歇；
解放军总医院的10位勇士几次请命空降汶川的两个重灾乡镇，每一次都从山体崩塌的浓烟中挣脱，失败之后留守映秀，六天六夜；
79岁的院士卢世璧请命前往灾区，亲自检查救治上千伤员，奔袭千里穿越塌方山区，亲自巡诊；
都江堰的一个农民，地震中家中所有房屋倒塌，所幸家人安好，他从废墟中刨出存折，开着自己的小卡车每天清晨到彭州买菜，然后沿着都江堰往映秀方向的山里一天天免费送去；
……
正是这一个个故事被放大、复制，才绘就了一幅空前壮烈的支援、救援、自救的人类自强图。我想不出一个完美的理由来解释这是为什么，除了人性。只有人性的力量才能让人义无反顾。
所以在与编辑部讨论报道基调的时候，我们坚持人性的亮色和灾难的灰色并重。道理是简单的，因为有了灾难，才有了救灾；有了灾难的灰色，才凸现了人性的亮色。但人性是根本，人性的亮色越亮，灾难的灰色越淡。欣慰的是，编辑部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反思：我们错在哪里
对生命的尊重，对心灵的呵护，永远比新闻记录更重要。
真正要在人性的亮色和灾难的灰色之间拿捏是困难的。
在灾区采访的十几天里，更多时候我是矛盾的：要不要描写死亡的惨状？要不要直接接触幸存者，尤其是孩子？人性的亮色如何展现？
一不小心，就会走偏。
对于这么大的灾难报道，可以说我们毫无经验。1966年邢台大地震的时候，媒体的发达和开放程度远不及今日，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文革尚未结束，更不堪比。而这一次舆论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互联网、电视、广播的即时传播，一方面使媒体在信息发布和救灾动员中真正彰显了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管制的放松和对信息的需求使一些媒体无所适从。
有人说，我们的媒体经受住了考验。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更严苛地审视自己。我遗憾地看到，有的正面报道，一派斗志昂扬、慷慨豪迈，看不到丝毫灾难的阴影；有的现场特写，则一片凄凄惨惨，满纸献血和尸骨，看不到一点点希望；有的媒体，把一张张孩子们在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的照片放上显赫位置；有的记者，毫无道理地让救援停下来，自己与废墟下的生命对话，最终生命停息……
当我以读者的视角来审视这些的时候，我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的报道尽量远离死亡的惨状和不去触及受伤的心灵。
如果说，在灾难面前新闻报道要有一条准则的话，那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再去还原人性。我想，对死者尊严的维护，对生命的尊重，对心灵的呵护，应该是一种普遍的人文关怀，任何职业的使命都应该让位于此。
但我们在还原人性的时候，往往失之偏颇。承认人性的坚强，却忽略了人性的脆弱。对于心灵受伤的幸存者（尤其是孩子），我们企图从他们那里挖掘人性的亮色，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对这些受伤的心灵，我们应该回避。所以，很多记者以缺乏人性的方式在发掘人性、展现人性。
5月25日中午，我去位于绵阳长虹培训中心的北川中学安置点采访。一顶帐篷旁，两个男孩在下象棋，焦灼对弈的十几分钟里，他们不说一句话；不远处一个高个子男生闷头掷着一把小石子玩；女孩子端着洗干净的衣服匆匆走向晾衣绳……
这一切就像古罗马时代的默剧，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听力。眼前是一片军绿色的帐篷，帐篷里分明有上千孩子，怎能没有一点点声音！但我的听力确实没有问题，我跌进了一个无声的世界。
我收起采访本和照相机，走过一个帐篷便匆匆折回，因为我实在没有做好面对这些孩子的准备。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电视镜头里孩子们坚强的微笑、洪亮的歌声和镇定的回忆——也许这些就埋在孩子的内心，但我不忍心再去触碰。
斜坡上的梧桐树下坐着两个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得知我是记者的一瞬间，我从其中一位女志愿者的眼睛里看到了敌意。她以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我说：“求求你们，不要再打扰这些孩子了！”
她告诉我，几个记者走后，一名接受采访的高二女生冲进帐篷号啕大哭，眼神里布满惊恐，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黑色的星期一，而另一个女生则一个人躲到一边目光呆呆地坐着，却不哭不言。
那一次，我的采访对象只有那个女心理医生，确切地说，她也不能算作我的采访对象，她只是在向我控诉。
回到住地，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忍着眼泪写完《请让孩子们安静地告别伤痛》，算是对这些孩子有一个交待，也算是对自己冒昧打扰的一种救赎。
后来这篇报道被《新民晚报》全文转载、中央电视台和台湾《联合报》摘载，我很兴奋地告诉了周围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不是因为虚荣，而是发自内心地为我的报道更大范围传播而高兴。
报道见报第二天，我看到有关部门规定，不许记者随便接触灾区学生。虽然未必跟这篇报道有直接关系，但我内心获得安慰了。
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还看到一些电视记者常常把话筒戳到那些孩子面前，直到他们含泪讲到当天的惊恐和悲痛。我在想，在这次灾难面前我们已经尽现了媒体人的人性、良知与责任，也因此获得了记者职业的荣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再仁慈一次，把镜头和话筒从这些孩子的面前移开？
任何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媒体人。
但这一点虽成共识，却远未成为本能。灾难之后，我们需要补上人文关怀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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