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自我认识：2011年度视点

郑学军 李景凯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150006

摘 要 2011年图书馆学研究以及对21世纪10年的图书馆学研究的回顾，在内容上体现了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态势。对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方法论、哲学基础、学科理论等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由于在方法的选择、概念与理念、学科理论构建与学科史等方面的自我认识的路径不同，出现了相异的观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超越学科化和文献计量学的科学的自我认识。参考文献78。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自我认识

分类号 G250.1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Self Knowledge：Viewpoint 2011

Zheng Xuejun, Li Jingkai

Library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2011 and the review in the 21^st century 10 years, it reflected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new trend in the content. For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bject、methodology、philosophical basis、discipline theory of basic theory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path self knowledge, it appeared different from point of view in the choice of methods、concepts and ideas、discipline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history.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need scientific self knowledge beyond disciplinization and literature metrology. 78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Basic theory.  Self knowledge.

CLASS NUMBER G250.1

新世纪十年刚过去，对这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梳理与回顾就已开始。2011年第六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召开，吴慰慈先生在研讨会论文集序言中指出：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研究文献，尤其是21世纪头10年的文献，在内容上体现了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态势。2011年发表的图书馆学综述文章中，不仅依据论文引文，还采用全文转载^[1]、专著出版^[2]、博士学位论文^[3]等数据实证分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态势，年限也多限定在近10年^[4-5]。选择2011年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观点进行年度归纳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环境。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研究对象是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明确研究对象是学科的首要问题^[6]。确立和表述研究对象的原则要坚持特殊性，不能以所属事业领域来划分，不能等同于研究内容^[7]。研究对象必须是独特的，以往探讨只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内容(各种学说观点罗列)和历史问题(认识发展过程)，是纵向厚度问题，忽视横向宽度问题，是在图书馆内部，还是在图书馆外部^[8]。几种主流观点(交流说、知识或知识资源说)其实都是“图书馆”说的一部分，图书馆是研究范围不是研究对象，限定于“图书馆”是行不通的^[1]。文章^[7]也认为事业说、资源说仍局限在图书馆，知识组织说最接近确立研究对象的原则，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门学科放在信息资源管理流程中，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其他表述还有，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文献知识”^[6]，文章^[9]提出的“公共信息流通说”是对其本人1998年提出观点的详解。

相对于微弱的研究对象的新表述，对主流学说的新认识显得很突出。第二代图书馆学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最著名的是王云五先生的“要素说”、钱亚新先生的“本质说”，认为王云五“要素说”比杜、刘两位的要素说要早^[10]。吴稌年认为“要素说”和“动静说”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上的丰碑，但李小缘先生1926年提出的“动静说”长期被忽视，他的著名论文《藏书楼和公共图书馆》成为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对公共图书馆思想进行最为系统研究的论文之一，藏书楼是静的，图书馆是动的。文章对两种学说做了比较分析：两者都受到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影响，并具有深厚的历史思想和当代哲学渊源。要素说是“群体学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来源以古希腊思想为主；动静说主要以社会教育学科背景为依据，其历史来源主要是道家思想，中国近代图书馆理论界两大著名学说都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在图书馆界的应用与反映，要素说是哲学研究方法论，动静说是比较研究方法论^[1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被研究多年仍无法确定，似乎表现出图书馆理论发展一些后现代主义特征：对本质的否定，没有研究对象。文章^[12]主张不是找各观点的缺陷来修正创立观点，这样最终也被商榷。研究对象不是不变的，是认识的发展过程，现进入知识管理的第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与知识相关，许多观点都隐含知识管理思想和理念，只是研究范围和角度不同，现又重新回到文献本身包含的知识、信息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轮回。也有说是由“非图书馆”说向“图书馆”说回归^[8]。相反，“公共信息流通说”则表明不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锁在图书馆内部，图书馆能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来自图书馆外部而非自身^[9]。对于探寻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对象”的新思路起点，文章^[8]认为要引入主体性——人的视角，既注重客观存在、现实需求、学科水准，又注重人(读者与馆员)的实践感受，尤其注重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文性的具体把握和不断反思。

在10余篇研究对象相关研究中引用的基础理论专著有：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和《图书馆学基础》、徐引篪《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和《图书馆学是什么》、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金恩晖《图书馆学引论》等，尤其是《图书馆学概论》被引最多，涉及1985、2002和2008三个版本。在216篇总引文中有关“研究对象”的引文43篇(1篇博客)，引文跨度从1957年有50余年，最早的引文是周文骏先生1957年发表在《学术月刊》的“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管见”和黄宗忠先生1960年的“关于图书馆学的对象与任务”，均被引2次。1985年黄宗忠续写了“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90年代的引文9篇，近10年的引文28篇；引用较多的杂志是《中国图书馆学报》7篇，《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图书馆论坛》和《图书馆学研究》各4篇；被引较多的作者是马恒通5篇6次、黄宗忠3篇5次，单篇被引最多的是周九常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图书馆学对象研究的审问与批判”，被引3次。

2.方法论与方法的认识

2.1 方法论的认识

刘伟分别从方法论和方法体系方面梳理了21世纪体系结构和研究方法的新发展。指出近10年图书馆学在方法体系结构上创新很少，过程说、三维立体说，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定量定性说和信息资源论等是几个创新性的方法体系。他构想的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包括：思维方法、实证法、现代科学法和专门研究方法^[13]。对于近10年研究方法的新发展，他依据“层次说”做了分析，认为运用哲学方法对特定对象进行分析不多，但新兴的哲学方法异军突起：信息哲学方法、本体论方法；近10年在一般研究方法上的新发展有：模糊数学方法用于信息检索和服务质量的评价。引入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系统综合法、关键事件技术、实证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矩阵思考法、情景分析法等。专门方法中，非交互文献的知识发现法上升为图书情报的又一专门方法，李勇还在目前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的开放式发现模式的基础上对三阶知识发现方法作了探讨。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实证和针对网络化的研究方法，在引进上，国外较成熟的方法没有及时引进和广泛应用，如扎根理论、民族志方法和话语分析法^[14]——这些多为定性方法。

近10年方法论研究一是关于方法的划分，二是对专门方法的确认，未跳出20世纪的框框，创新仅体现在方法划分的标准上以及专门方法的增加上。从思维方式上看“层次说”，哲学方法是思维方法，本身就是方法论，不应是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层次，“图书馆学方法论”提法不妥，“图书馆学研究法”更为科学，它分为图书馆理论研究法和工作方法^[15]。

梁灿兴指出，哲学能给具体学科提供的主要是跟价值观有关的认识框架。现代哲学的领域，实际上只剩下以逻辑和价值观为核心的少数领域，比如现象学方法，归根结底是为提供不同的价值服务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习惯将哲学归入方法论中，于理不通^[16]。

解释法对方法论的理解与传统科学有很大不同，理解先于方法，方法是理解之后的事情。传统的观念是方法先于理解，它立足于一个错误前提上，即方法是能与个人主体分离的公共工具。解释学对方法观念的最大改变和贡献是：方法是理解和解释过的东西，没有脱离个人理解的方法，方法总是个人性的方法，每个人的理解是从主体的“前理解”开始。解释学理论对引进新的哲学方法有重要启示，首先，不可能到新理论中剥离出所谓的公用工具——方法，其次，在阅读和研究新哲学理论中，要不断对比反省我们“前理解”中的传统观念，才可能形成个人性的新的哲学方法。文章^[17]认为虽然尝试解释学、谱系学新方法，但没有方法论的突破。解释学和谱系学是新的哲学理论。解释学分两种：本体论解释学(哲学解释学)是反对方法论的、方法论解释学被批判是脱离解释学本体论，两种解释学是相互对立的。而福柯谱系学与中国的谱系学在方法论上也是相反的，谱系学反对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目的性，它的真实任务是关注局部以对抗整体性统一的理论，是共时性研究，中国的谱系学建立一种逻辑的连续性，是历时性的研究。

邱景华分析说波普尔“世界3”引起的大争论近期影响是一元论“三层次说”成为方法论的权威理论；远期影响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哲学方法的研究和引进基本停滞了，而另外两个层次，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却较快发展。从哲学层面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位一体，知识论从属认识论，在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进程中，可观察到认识论比方法论更重要，即知识论比方法论更重要，方法论向知识论转移^[18]。

在有关方法论引文中，王崇德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延续至今。2000年以前的引文有1篇就是1988年王崇德的文章。在引用的著作中也包含王崇德《图书情报学方法论》，其他引用的方法论研究专著有：赵云龙《图书馆学研究与方法》、张寒生《当代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台湾张绍勋《研究方法》和吴彭鹏翻译的布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等。其他是引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中的方法论论述，如吴慰慈《图书馆学概论》和《图书馆学基础》、倪波《理论图书馆学》、谭迪昭《图书馆学概论》、宓浩《图书馆学原理》、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和于良芝《图书馆学导论》等。

2.2 方法的选择

傅正认为，方法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各种方法上的保证。刘伟认为，方法论研究的核心是专门方法的建立。近年图书馆学界兴起了一股反思研究方法的小热潮，焦点是实证方法。其实是针对理论与实践、国际化和本土化、科学与人文、定量与定性诸多关系问题的方法选择。

定量研究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科学的根本特征是实证的方法，有“方法是科学的灵魂”之说。实证方法应用从2007年开始快速上升。实证研究方法根植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叶飞对实证研究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情况做了分析^[19]。徐建华试图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一个假设：是否通过科学方法的导入使图书馆学研究有实质性变化，认为图书馆学低水平发展核心问题是科学精神的缺失，学科发展需要思辨，并以“D-7流程控制法”为样本提出规范实证研究，认为大规模推行规范化实证研究的时机已成熟^[20]。另有观点指出，实证研究的缺失并不是实证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根源不在实证的数量或方法，理论与实证是科学研究中互相联系的两个阶段，却误解为两个对立的对手，其实只是在科学研究中研究的起点不同，一个是探索性，一个是验证性研究而已，实证缺乏理论，对理论的应用不够，对数据描述多，对规律总结少^[21]。

面向科学或学科的方法论研究，反映了科学或学科视野一直是方法选择的第一依据。李满花呼吁应面向问题来进行方法选择。实证适用于类似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问题，专门方法适用于单纯图书馆学学科的专业问题。在图书馆学研究中，问题比方法具有根本优先性，选择何种方法，要视问题的性质而定。问题决定方法，图书馆学研究即面临人的问题又面临物的问题，既要对图书馆性质和行为等现实问题做出回应又要面向未来理想图书馆蓝图的勾勒，需要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不同方法^[22]。张艳芳则认为方法选取和使用应源于研究主题的性质，本土化需要规范的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更适合理论构建，适合于本土研究。扎根理论是本土化研究的新视角^[23]。扎根理论、行动研究法、叙事研究等新方法的引进都属于定性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方法最显著的特点主要强调发展理论，其理论来源之一是实用主义，扎根理论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任何理论都有经验事实做依据，主张从资料中发现和发展理论，资料反映了当事人的经验，从被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动过程中达到“融合”。

行动研究法是将科学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之智慧与能力结合起来以解决某一事实的一种定性研究法，起源于教育领域。图书情报领域应用仅在国外和台湾地区有少量文献报道，该方法受到高校图书馆的青睐，与教育领域不同，图书情报领域往往是行动者和研究者共同合作，寻求各方有用的信息和证据，通过科研途径解决实践问题，促进馆员与研究者、馆员与读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实践与研究的融合^[24]。

叙事研究是通过描述个体图书馆生活，搜集和讲述个体图书馆故事，在解构和重构图书馆叙事材料的过程中对个人行为和经验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即讲故事，叙事最初是语言学和文学等领域使用的表现手法，它也是一种认知方式。20世纪50年代现象学、解释学相关理论被引进叙事研究中，其研究方法更加成熟。叙事研究是质的研究中的一种具体方法，强调叙事者的主体性。图书馆学不应只面向工作对象——物的研究，应同时关注人(读者与馆员)的研究。

人类存在两种不同认知模式和思想模式，范式性认知倚重科学逻辑，叙事性认知通过故事来认知。与此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量的和质的研究^[25]。

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对象外以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观察与描述研究对象^[19]。而解释法对方法论的理解却认为不可能到新理论中剥离出所谓的公用工具——方法，方法总是个人性的方法。而定性研究者最大的学术旨趣是对本体的追问，它是图书馆学定性研究的一个特点^[26]。

文章^[27]说图书馆学习惯称定性研究为理论研究或图书馆哲学。相对主义者总是从“技术”角度来理解定性研究；科学主义者把科学视为最高价值取向，把科学当做至高无上的神物来崇拜。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是图书馆学定性研究趣味的敌人，科学主义是第一敌人。叙事研究在当时学术研究实证化的取向中曾受到抑制，80年代后现代主义盛行，叙事研究才受到重视^[25]。

具体的定量研究范式，如实证主义方法等，实质是数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但这些范式不是万能的，要认识到科学或定量研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26]。对定性研究的误解主要是它的主观性，但片面夸大主观性，就相当于否认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23]。任何绝对化都是不妥的，哲学并没有提供实证的方法，只是提供实证的价值观。数学方法代替逻辑和哲学方法不妥，不能用实证代替科学性的判断。不同研究方法适用于不用研究领域，主张加强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4]。
    科学性的判断引发范式情结。范式实质上是知识分类的另一种表述。图书馆学人有较浓“范式”情结，较淡的定性研究阐释模型情结。学术界误认为定性研究无范式，无“技术”而言，阐释无章可循，更无模型可讲。陈业奎总结了四种定性研究的阐释模型：从抽象到具体模型、形式逻辑的概念关系模型、哲学辩证关系模型、分析综合模型。理性的定性研究成果也应成为图书馆学的硬科学^[26]。定性研究真正形成操作体系、影响广泛的有五种类型：传记研究、现象学研究、民族志研究、扎根理论和个案研究。扎根理论被视为定性研究方法中最科学的一种方法^[23]。

图书馆学中定性研究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其作用不应盲目扩大，也不应被整体否定。

3.概念、理念与哲学基础

3.1 概念与理念

理论必须借助概念来阐释其所揭示的社会现象，社会学理论的本质就是一系列抽象概念及其建构，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理论发展在很多程度上依赖于概念的发展，一方面是原有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和变化，另一方面是新概念的创造和使用^[21]。

从图书馆学范畴体系讲，它是由图书馆学理论的基本概念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整体，就图书馆学而言，其范畴体系只是逻辑体系的具体化，逻辑终点是图书馆学整个概念体系的终极范畴(相对意义上的)^[28]。刘慈恒认为现有图书馆学理论中有特色的学科概念偏少，理论研究首先要构建起精确的概念体系，保证推理和验证^[29]，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科学化的问题之一是移植的简单化概念搬运。

图书馆学繁荣最直观的表现是新概念的大量诞生和广泛应用，高频词汇构成了基本概念群，人文关怀、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制度、图书馆权利等成为21世纪开局10年具有破冰意义的重要概念。免费服务、开放存取、图书馆2.0、图书馆法等新概念则源于道德指向下图书馆日益理性的实践活动，成为联接实践与理念的纽带，特别是与“免费服务”相关的概念，是新概念中具有理念与实践高度统一，并上升到国家政策局面的独特概念。

虽然没有以前“知识”、“信息”那样的概念讨论，也没有“可获得性”学科概念的探索，但也看到了个别概念的讨论，如相对于信息素养象征着更高能力层次的新术语“信息通晓”^[30]。新的认识主要表现在概念生成机理的研究和概念与理念的分析上，前者如王平通过对现有“信息”概念的解构，指出“信息”概念化路径从本体到相关性的转移，在此基础上提出信息是在话语、情景和认知三大路径被建构的^[31]。金胜勇认为科学概念是由专业术语表达的，专业术语的生成主要有转译型、移植型、概念揭示型三种生成机制，并从科学性、稳定性、习惯性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三种生成机制的优缺点^[32]。
    后者对概念、观念和理念有不同的理解。如有观点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无论是人文层面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还是比较偏重技术的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图书馆2.0等都属于规范性研究，都是依据某种观念或技术力量着力于理想图书馆的塑造^[28]。也有观点认为：观念经过理性思维与升华后导致“观念的变革”，进而形成图书馆理念，基于“人性善”或“人性恶”可提出“用户永远是正确的”或“用户永远是错误的”相反观点^[33]。

于良芝认为理论与研究不等同，研究结果不是只有理论一种形态，研究活动可产生理念、理论、技术(含方法)和解决问题方案^[34]，理念或理论只有转化为智慧才会影响实践。刘慈恒在论及非科学化现象时提出科学与伦理、真理与价值问题，认为研究观念而非概念的理论研究者，把国外的图书馆理念作为价值杠杆。科学理论讲究概念的界定。“用户永远是正确的”作为职业伦理是可以的，把伦理问题当科学问题是错误的。文献^[35]针对“图书馆学研究观念而非概念”的提法分析认为，观念是宏观的、抽象的；概念是微观的、具象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免费服务等都是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本身就具有观念的性质，单纯从理论研究者角度看，各有各的价值取向。文献^[36]从认识论层面论述为：理念是一个哲学概念，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的认识、理想和观念体系。图书馆理念是指图书馆的理性认识，追求及所持的图书馆哲学观念或观点，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等，是图书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图书馆理念可从方法论层面(管理层面)，如人本管理、绩效管理理念等来认识，和从认识论层面，如平等服务、知识自由、社会包容理念等来认识。

3.2 原理与教材

2011年是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发表80周年。范丽娟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国内研究“图书馆学五定律”的进展^[37]。五定律可说是图书馆学原理领域中开创性的成果，影响了图书馆几代人的思想，阮氏五定律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比较20世纪30年代与Web2.0时代的环境差异，“数字鸿沟”问题突显，越是符合第三定律的便捷要求，越是违背第二定律的平等精神，很难调和，是当代图书馆职业面临的一大困境，国外也讨论了长尾理论与阮冈纳赞五定律中第二、三定律的关系。认为以国外为代表的几种五定律版本是对阮氏五定律的继承，我国一批有影响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先后从不同角度拓展了阮氏五定律，形成了一批定理与原理：如程焕文信息共享四定理、梁灿兴可获得性原理、周五常五原理、黄俊贵五原理及黄宗忠十原理等。

原理的阐述与教材出版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图书馆学原理的基础理论教材是1981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2011年也适逢出版30周年。新世纪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是在《图书馆学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且理论色彩更浓厚、个性化更突出、更注重现代图书馆理念和职业精神两个理论研究核心的论述^[2]。20世纪80年代代表性教材有倪波《理论图书馆学》、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宓浩《图书馆学原理》和吴慰慈《图书馆学概念》1985版，新世纪代表性教材有于良芝《图书馆学导论》、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蒋永福《图书馆学通论》和吴慰慈《图书馆学概念》2002版和《图书馆学基础》2004版等。

从基础理论研究图书引用情况也可看出以上教材引用较多，国外的著作主要引用1986年谢拉《图书馆学引论》中译本。周余娇关注了巴特勒《图书馆学导论》在中国的首次译介，发现这篇被忽视的译文对于廓清我国图书馆学界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认识有重要意义，也惊醒我们要重视学术著作的传承问题。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巴特勒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对图书馆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等提出独特的见解。美国另一位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评论该书是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真正里程碑。1936年，即出版3年后，我国李永安就作了及时译介“图书馆学问题”，原著者译为卜特勒(Butler)，这将我国学人对“芝加哥学派”的认识向前推进10年^[38]。

而张大英则逐章介绍了《图书馆学导论》的主要内容及思想^[39]，虽然巴特勒并没有明确阐明图书馆学有哪些原理，但其贡献是首次将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图书馆学，以对现代科学性质的探讨作为认识图书馆学的基础和依据，试图构建科学的图书馆学体系，揭示了图书馆是将社会记忆转移到人们意识之中的一种社会机构这一本质功能。其缺陷是他认为图书馆学应是精确的方法和实证的知识，没有把人文因素纳入图书馆学研究范围内。巴特勒在二、三章的社会学、心理学问题论述中都涉及阅读，但对阅读的审美需求和对个人精神生活的效果等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后来他也意识到这一点，发现它太过定量和科学化了，迷失在实用主义的简单中。

两篇文章共同引用了3位作者的文献，但其中张大英引用范凡的是“芝加哥学派的阅读研究”，周余娇作为北京大学90级博士生引用的是范凡08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范凡发现李永安的译文比周余娇还早。

3.3 哲学基础

图书馆学寻求元哲学的解读有两方面，其一是哲学方法论的应用，这仅是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与研究内容无关，是范式和方法；其二是寻求理论依据^[40]。梁灿兴认为本学科的哲学基础研究经历两代：辩证唯物主义及唯物辩证法、客观知识论。辩证法根本特征是辩证，是语言上的认识；科学的根本特征是实证，要求事实与结论的契合，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虽然互联网的兴盛被视为“世界3”理论的预见之一，但直接使用客观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合适的。图书馆价值探讨的则是图书馆对于社会的意义，图书馆价值的哲学基础是产生图书馆价值(知识自由、平等服务等)现象的基础，图书馆价值的哲学基础应蕴含于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基础之中，提出“公共交流理论”是图书馆学的哲学基础，也是图书馆价值的哲学基础^[16]。

张福学2003年提出信息哲学可成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信息哲学是图书情报领域产生的第三种形态的哲学理论。信息哲学在21世纪前10年发展迅速，许亮认为图书馆哲学不同于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应属于科学技术哲学，是一门应用哲学。21世纪研究轴心从图书馆向信息转移，信息时代的图书馆哲学应紧跟哲学的“信息转向”，从信息哲学角度重新思考图书馆哲学内涵^[41]。图书情报范式由图书馆服务范式向信息范式转换，图书馆哲学应改变旧有范式和研究方法，把关注重点从图书馆本质的讨论转向对信息本质的考察——转向信息哲学。

近年在定义图书馆哲学上，于鸣镝归纳为五种：理论基础说、基础理论说、三层次说、现象本质说、根本问题说，共同点是认为图书馆实践活动与哲学有直接的关系。丁国顺认为就方法论而言，哲学的应用是直接的；在理论诉求上哲学与图书馆实践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关系是以信息科学为中介的，关联只能是间接的。图书馆学以信息科学为理论平台，信息科学通过信息哲学连接哲学。信息哲学认为信息是客体与主体结合的产物，图书馆两者的结合即产生了社会公共信息的流通。图书馆本质问题就由信息哲学来阐释，而图书馆价值问题首先要阐释图书馆活动中的各种价值关系问题，图书馆活动中价值实现的过程是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过程，面对这样一种价值关系探索，对于尚处初创阶段的信息哲学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通过元哲学搭建的理论平台求助于价值哲学^[40]。

关于本体论的3篇论述来自熊伟，他在谱系分析基础上引入“广义本体论”分析框架，解读图书馆的独特本质是“人类永久记忆客观知识精华的社会机制”^[42]。他引入图书馆学“核心论域”的概念来转变思维方式，从“客观知识本体论”视域的转向提出重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个思想提纲^[43]，指出核心论域有图书馆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的两种基本指称，设定核心论域就是建立起图书馆运动的独特价值目标体系，探索建立专属智慧科学，致力寻求“计算之智”与“本体之慧”，基本任务是揭示图书馆从知识服务走向智慧服务的工作规律：转知成识、转识成智、转智成慧，完成知识发现、智能呈现、智慧涌现三个能力层次的客观知识关联任务^[44]。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和方法对中国图书情报学影响明显。陈立华两篇论述引文均为2-3篇，第一篇引文均为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幻想》这本译著，也都以蒋永福教授“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品格”为结语。蒋永福是“后现代图书馆学”的最早命名者。邱景华在3篇论述中均提及误读问题，自然也是围绕蒋永福的论述。

陈立华先是就后现代主义理论学说对现代图书馆学实践论的影响作了说明，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真理来源于实践是一种幻想，“真”仅是表面上对真理和实践的主观联想，具体到图书馆学，实践的意义基本上已不存在，人们只能从主观上对图书馆化的实践论作出随意的评价，后现代对事物的研究是依据个人价值观的标准来判别是非的，并认为本土化与后现代图书馆学思想在权利话语方面存在共生的土壤^[45]；其后是就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图书馆学价值取向的作用作了阐述：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即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方法论。詹姆逊强调对实践论的抛弃，建立主观的想象思维理论。詹姆逊的批判论不能算是纯后现代主义，他试图通过思维逻辑重组把图书馆学引向一条平衡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道路^[46]。

邱景华从哲学解释学角度对福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作为沿袭的思路，把后现代也理解为一种“态度”， 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福柯谱系学强调非连续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种把历史说成线性进化论的观点是福柯否定的。所谓态度指的是“与当代现实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群所作的自愿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基于此，认为是存在误读的，并以国内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研究最有成果影响最大的郑敏先生为例指出，后现代主义最重要学说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考古学/谱系学、德国的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性理论，核心是无中心论、非整体论，否定二元对抗，方法是多元与非线性^[47]。刘慈恒认为：后现代主义一个优点是多元化，指出理论构建的主观性质，对传统科学只见物不见人的批判也是中肯的^[29]。

4.学科理论的认识

4.1 学科理论与构建

一门学科通常会在三种意义上理解和规范这门学科，即知识(knowledge)意义上的科学，科学(science)意义上的学科和学科(-ology)意义上的科学。
    刘慈恒指出科学、学科、专业三个概念各有侧重，科学内涵侧重知识本身，科学理论对应的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论体系；学科内涵侧重对科学的划分；专业很大程度上是管理的产物，与专业研究对应的概念框架是职业规训纲要。图书馆学理论构建面向科学的理论体系远比面向职业的理论体系要全面深刻得多。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出版为分水岭，之前为“经验图书馆学”，之后为“理论图书馆学”，这是学科角度的划分，不是科学的角度^[29]。
    张金国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学科，要慎提“科学”。“科学”与“学科”在内涵和理论与现实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差别很大。图书馆学是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人文“科学”。突出的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主张，用以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果地指导实践^[48]。

刘慈恒认为综合性学科包含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次层次。我国除信息组织理论、文献资源建设理论、文献计量理论外，应用理论并不多。有效可靠的应用理论是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关键。这方面可借鉴默顿社会学“中层理论”。中层理论以事实经验为基础来解释各种现象，能融入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理论研究方法论。实证可形成作为科学结论的知识，但知识并非理论。理论是系统化知识，理论形成需主观建构。“中层理论”方法主要的逻辑方法是归纳法。董基娜基于“应用研究对于图书馆学而言可称为事业理论研究”的观点，谈了构建应用图书馆学体系、应用图书馆学与基础理论关系等问题的看法^[49]。

黄斌认为学科基本理论是最本质和基础性的原理和概念。在理论体系中图书馆学基本理论是主体，发展图书馆学理论、比较图书馆学理论和宏观图书馆学理论是支撑，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法是手段。应用图书馆学理论是基本理论的具体化，是联系图书馆学基本理论与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桥梁，直接指导图书馆工作实践^[50]。实践与理论不对应的矛盾表现在：电子资源知识组织和检索、资源整合都缺乏理论指导。理论与实证如何联系在一起？文章^[21]认为争论源于演绎、归纳能力不足，忽视科学研究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对专门技术的热衷，过分迷恋先进的技术概念，印证了缺乏理论指导。云计算或Web2.0技术概念基本上脱胎于分布式和交互这样的理论中。

对于学科理论的构建，黄斌观点是建构以读者为核心的图书馆学。刘慈恒着眼于理论研究未来的发展，指出信息技术的盲目崇拜使图书馆学出现单向度发展的倾向，他借用莱德福德观点“图书馆学的目标是使读者和作者自由建构自己的知识，而不是理解外界强加的知识排序”。于良芝也借用德尔文“意义建构”理论阐述：信息的利用过程不是信息接受者按预设方式“解码”信息，提取意义的过程，而是信息利用者解释、赋予意义的过程。刘慈恒认为今后图书馆学理论应围绕用户来构建，不能单纯以文献、知识、信息资源为理论的逻辑起点^[29]。

在图书馆学科研究中，人文体现于价值层面，技术是为实现这种价值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属于两个层次的概念。人文与技术的此消彼长所暴露的问题便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信息技术是图书馆学发展的新增长点，技术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更多实证的空间。技术至少有两个维度：科学的和人文的，文章^[51]提出构建人文技术。人文技术是以人文科学为根据而建构起来的技术，图书馆人文技术是以科学的人文思想与理论为依据，以建设人文关怀的图书馆而构建起来的技术，根据人的认识来展开技术建构。
    傅荣贤在文化观视野上，从技术维度角度指出，所有的工具技术都体现了人的目标、意义和价值。根据馆员主体的不同定位，图书馆技术完全可以导致大异其趣的设计。图书馆学要从本体论高度掌控技术的根本取向；而就理论维度而言，图书馆学的学科取向是从客观知识之学到文化之学。主体移入和价值关涉应成为其基本学科特征。图书馆将从单纯客观知识传递转向包含客观知识在内的文化传承，从而促进人与文化的双重建构，图书馆学则要揭示双重建构原理和可能路径^[52]。

学科论是图书馆学研究自身的学问，学科论要对学科形成发展及影响因素、学科本质及构成要素、学科的价值及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主要任务是对图书馆学的结构与学科体系的研究。王宏鑫提出了“地球结构”的学科体系图：核心价值观是“地球”自转轴心，以共时结构为经、历时结构为纬，学科对象为核心，现象学层次为地核，元学层次为地幔，方法学层次为地壳，以理论、方法、应用研究为三维坐标。这是一种“他律性”和“自律性”双律性发生结构，其层次结构是学科对象层次(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形成学科内容层次(现象学、元学、方法学)^[53]。

于良芝表述理论的价值在于同时承担创新知识体系和参与解决实践问题的双重任务，用单一实践标准判断研究成果的价值不合适。当研究的目标是创新知识体系时，国际化为主要取向；支持决策或实践界对复杂问题的解决，本土化为主要取向^[34]。张玲从图书馆学本土化概念、特征、研究目的、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基本内容，总结分析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理论性与实践性、本土化命题的真伪等关系^[54]。我们既可从本土化视角看待理论方法，如扎根理论，也可从传统文化传承所带有的本土化意蕴来构建理论，如基于儒家思想对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55]。价值在哲学领域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是一种关系范畴。

4.2 学科属性与学科史

服务是贯穿图书馆发展的主线，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所在，图书馆服务活动本身就是具有服务科学、管理与工程(简称服务科学)的属性。因此王培林对图书馆引入服务科学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56]：服务科学强调跨学科性，图书馆服务是借助于多学科优势建立的现代服务业的一个分支。图书馆服务具有内在多学科性，学科间知识的结合与碰撞有利于推动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服务科学的产生也是为服务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改变一直没有突破原有的学科属性。依据不同的研究范式可将科学分为形式科学、解释科学和设计科学。管理学与信息技术更多影响了图书馆学从解释科学范式转向设计科学范式。设计科学是以技术为基础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以实用价值为评价标准。设计科学不仅联系科学与人文，具有实践指向，也培养了评价文化。图书馆战略规划研究、数字图书馆系统分析设计、面向领域的本体设计、信息构建与共享空间等都体现了图书馆的设计科学属性^[57]。

袁百成延伸了图书馆预测学理论，提出图书馆决策学论纲。图书馆决策学是图书馆学与决策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同时也是图书馆预测学的延伸学科，主要内容为资源决策学、行为决策学、发展决策学等三个方面，简单地为“图书馆决策学”建立了学科体系^[58]。
    在图书馆学发展方向上，武旭指出，与展望未来的预测相比，历史回顾研究中的力作更瞩目^[4]。刘宇总结说构建学科认同的两个基本方式^[59]，一种是学科史的构建，另一种是思辨性的学科理论构建，常用的研究路径有四种：一是书籍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这是图书馆学史的主流路径；从图书馆学人出发描绘图书馆学思想历程是图书馆学史第三种研究策略，2011年主要论述有对刘国钧和杜定友图书馆学思想的比较研究^[60-62]、张琪玉情报语言学思想研究^[63]、周文俊史学研究精神^[64]、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斯波福德思想研究^[65]等，尹吉星对第二代学人图书馆学思想研究作了综述^[10]。第二代学人严文郁称民国7-26年(1918-1937)是图书馆学发展最迅速的时期。2011年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包括：刘亮^[66-68]和范凡^[69]对该时期图书馆学的研究整体上的概括，郑锦怀对谭卓垣^[70]、戴志骞^[71]、查修^[72]的介绍；吴稌年对金敏甫^[73]；潘梅对袁同礼^[74]的介绍，所研究的这些图书馆学人基本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物；第四种研究策略是从组织机构入手，如彭敏惠对文华图专的研究^[75]。

刘宇提出了学科认同的新路径：学科制度视角。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不仅意味学术思想、理论的发展，也并非是职业化的事业发展史。学科发展史是学科思想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的综合，学科制度史又由学科制度精神和结构研究构成，应从学科制度史角度重构学术史。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关注学科文化的形成。学科的自我认同在于学术共同体、学科视野和学科边界两方面；他者认同在于跨学科交流(知识谱系中位置)、跨文化交流(本土化与国际化)两方面；而社会认同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分析^[59]。

龚蛟腾在对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中总结了古代图书馆学的理论成就。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主要表现为基于校雠学说的文献学学科群。古代图书馆承担了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职责，文献成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与学术史都离不开古代图书馆所藏典籍，不能忽视古代有关文献管理的学术思想^[76]。刘和文对清初著名文献学家张潮“注重文献学思想运用与研究相结合，以‘西学’研‘国学’的西学中用方法”的研究体现了对文献学思想的重视^[77]。显示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深层的本体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应从学科角度为传统文化类型和特征提供独一无二的解释。我国古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既是世界图书馆学多元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发展的母体基础^[76]。

“很少有学者将学理的应然与实践的实然进行反思与辩证”袁月分析说，传统的图书馆史观强调时间的连续性及事件的因果性，将图书馆发展叙述为简单的线性模式。大部分图书馆学者在研究图书馆发展史中都是按思想史的方法，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强调历史的断裂性、事物的复杂性，它不是一种思想史的回顾，以给近日的成就以依据，更不是为图书馆的发展规划路线以预示。图书馆知识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历程、规律，而是关注图书馆本身^[78]。

结语

无论是总结2011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还是回顾新世纪十年的学术史，各种图书馆学范式都各有长处和局限，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也要看到其复杂性，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复杂性推动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发展^[47]。但范式是源于科学性的判断，范式性认知倚重的是科学逻辑。对科学进行自我认识的科学学也几乎是自然科学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自我认识缺乏研究。

中国式学术文化特征的学科情结与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式情结是从学科学和科学化视角，从“哲学”和“科学”两个路径进行学科分析和学理反思。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超越学科化和文献计量学的科学的自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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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学军，男，1965年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发文40余篇。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66号土木楼后楼图书馆168室。邮编：15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