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虫剂DDT：从宠儿到弃儿

2022-03-02 10:13苏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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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脊髓灰质炎比斯疟疾

苏静静

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杀虫剂DDT。有关它的传奇，可谓一半是童话故事，一半是恐怖故事。它一度是人类的宠儿，如今已沦为人类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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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DDT最早被一个十几岁的化学学徒发现，然后被遗忘了近70年。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PaulMuller）再次合成了DDT，并进行了一些实验，发现DDT是一种对昆虫具有惊人效力的接触性毒药。1940年，DDT在瑞士获得专利。根据美国当时的数据统计，使用DDT后农田的单位产量比未使用时提高了60%。DDT为保罗·穆勒赢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它还被视为20世纪的工业奇迹之一。

刚一上市，DDT对昆虫的杀伤力就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杀虫剂的几百倍。奇迹般地，它似乎对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无害。这是因为它对控制神经电活动的“钠通道”具有选择性作用。DDT是一种带刺的、像螃蟹一样的分子，可以楔入昆虫神经的“钠通道”。神经会持续放电，使收缩中的肌肉瘫痪，在几秒钟内杀死昆虫。哺乳动物则能幸免于难，因为它们的“钠通道”有一个紧密的入口，可以将DDT挡在外面。而且由于DDT的驻留效应，无须直接对着蚊虫喷洒就能达到杀虫效果。

DDT最初是在1940年开始被广泛应用的。它被喷洒在远东的沼泽地上，以消灭传播疟疾的蚊子，并喷洒在士兵身上，使他们摆脱携带斑疹伤寒的体虱。美国公众第一次听说DDT，是在1944年冬天的报纸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进行的一项秘密实验中，美国士兵将DDT粉尘吹进100多万意大利人的腰带和衣领，杀死了携带斑疹伤寒的体虱，使这座城市免于流行病。到了夏天，军队宣布DDT也将很快被用于防治疟疾，使用鱼雷轰炸机将DDT喷洒在蚊子出没的大片土地上。DDT被大量投产，1944年，美国生产了420万公斤DDT。到194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100万公斤以上，到1957年则高达7100万公斤。

当时的照片显示，棉田、果树、家禽、房屋、游泳池中的儿童和海滩上的日光浴者，都被喷上了浓浓的DDT灰雾。家庭主妇们肆无忌惮地四处喷洒DDT，因为罐子上写着“对哺乳动物无害”。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疟疾一直是热带疾病的“典范”。即便到了20世纪末，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仍然疟疾肆虐。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导致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在其复杂的生命周期里有两个脆弱的时间点。一是在人体内繁殖，二是由按蚊携带成为潜在感染源。虽然人们为了消除疟疾，利用这两个弱点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始终对什么是预防人体感染最有效的方式争论不休。一些学者主张在潜在的蚊虫繁殖点排水，在家里和农田使用杀虫剂，并向大眾广泛发放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

DDT这一神药的出现，使人们对根除疟疾燃起了希望。1945年后，抗疟疾运动主要依靠喷洒DDT。1950年，在乌干达坎帕拉召开了疟疾大会，会上人们讨论了全球消除疟疾规划的可能性。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一位代表最后站起来，双手交叉，轻轻地说：“让我们喷吧。”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全球根除疟疾规划，依赖DDT喷洒，以全球消灭疟疾为目标的措施，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们一方面对根除疟疾规划的前景充满期待，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蚊虫已经开始对DDT产生耐药性。不过，这只会加快喷洒DDT的步伐。

但毫无疑问，事情已经开始变味了。随着另一场瘟疫席卷欧美，人们对DDT产生了两极化的论战，尤其是在美国内部。

1944年夏天，美国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数量达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和季节关系密切的传染病，在温暖的月份病人数量激增，预计会在1945年春天卷土重来，社区因此开始讨论如何更好地控制这种疾病。

1945年8月9日，伊利诺伊州温尼贝戈县记录了16个新的麻痹性感染脊髓灰质炎病例。这些病例使该县自7月初以来的病例总数达到62例。这还不足以构成一场流行，但“突然暴发”的严重程度促使当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野餐聚会、舞会、集会一概被取消。次日，卫生专员宣布，该市将尝试一些新的措施——向这座城市喷洒杀虫剂DDT。这将是“第一次”使用这种强大的杀虫剂来防治脊髓灰质炎。

1953年，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的比斯金德医生首次提出DDT和小儿麻痹症之间存在联系。比斯金德认为，DDT是“人类历史上最密集的大规模中毒行动”。他对DDT出现后小儿麻痹症流行的恶化，以及小儿麻痹症向墨西哥、菲律宾和以色列等国家的蔓延感到震惊。比斯金德还挖出了1944年一项“被忽视”的研究。该研究显示，大量的DDT注射到实验动物身上会造成脊髓前角损伤，这种损伤“通常足以造成严重的影响”。

比斯金德的说法很快就被美国政府官员否认了。据估计，DDT对成年人的致死剂量为20～30克，这使得它的致死剂量只有扑尔敏的一半。美国囚犯曾被喂食DDT长达21个月，其总剂量远远超过致死阈值的一半。一次打赌之后，在德国的一名英军军官吃了6块用DDT代替面粉制成的煎饼，结果是“非常享受这顿饭，没有任何不适的影响”。这些受试者中没有出现任何类似小儿麻痹症的症状。

比斯金德深信，美国DDT的使用和小儿麻痹症的发病，二者存在相关性。他绘制的图表显示，20世纪30～50年代，美国的DDT使用量和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同时上升，但他忽略了早在DDT大规模使用前几十年，脊髓灰质炎就已经在美国蔓延了。

但与此同时，更多的迹象表明，大规模使用DDT可能会杀死其他物种：无鱼湖泊、堆满死蟹的佛罗里达海滩、数量骤减的鹈鹕和鹰。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发现DDT的浓度在食物链中呈指数增长，在鱼类和贝类中的浓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大概是水中的7万倍。而DDT的分解速度如此之慢，以至于它在土壤中会停留几十年。

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雄辩地说明了使用DDT会威胁环境。这本书迅速成为畅销书，标志着现代环境精神运动的开始。于是，众多专家学者展开研究调查，最终发现了DDT的危害。

DDT也进入了人类体内，并停留在那里。2001年，在禁止使用DDT近30年后，在正常美国人的身体脂肪中仍可轻易检测到DDT。事实证明了DDT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它导致了耐DDT的蚊子菌株的出现，同时严重损害了其他动物的生命。20世纪60年代，随着蚊子对DDT耐药性的增加，抗疟药物的有效性面临严峻挑战，依赖DDT喷洒的全球疟疾根除规划也就基本搁浅了。

1972年，全球多个国家宣布禁用DDT，包括一些疟疾肆虐的国家。而背后的账单也是不容忽视的，农药的使用似乎使美国的农作物产值每年提高了400亿美元，但这些收益必须与使用和滥用农药对公众和环境健康的直接、间接损害进行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