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经济”到“生物经济”：变与不变

已有 5110 次阅读 2007-9-30 09:47 |个人分类:他山之石

 从“信息经济”到“生物经济”：变与不变
封颖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复兴路15号，100038
From Information Economy to Bioeconomy: What Has Changed and What Hasn’t
Feng Ying (Assistant Researcher) Wu Yishan (Research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15 Fu Xing Road, Beijing 100038, China
（发表于《科技导报》2007年18期）

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概念最早于2000年5月由美国管理咨询专家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迈耶提出。他们说:我们正处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中期，该时代大约到2020年代结束，接着，人们将迎来生物经济时代。不久的将来，生物经济的规模将10倍于信息经济。[1] 从2001年开始，我国学者邓心安、张田勘、封展旗、马述忠、陈章良、陈竺、王宏广等分别就此概念撰文论述。大家讨论的核心其实是这样几个问题：我们是否面临生物经济取代信息经济的发展演替？这一演替将给我们带来何种战略机遇？从信息经济到生物经济的演替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又没有变？

变之一：信息经济步入成熟，生物经济悄然兴起
经济发展具有动态演替性，它包括经济发展主导产业（指经济部类或产业）的演替和经济发展主导要素（指构成性的动力要素）的演替。生物经济取代信息经济，属于前一种演替。目前，信息业的研发活动已高度集中在应用产品的开发；信息业的关键技术已基本定型，人们基本不再指望有突破性的核心专利问世；信息业技术标准和竞争规则的制定权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各类信息产品较为普及并逐步廉价。有鉴于这几点，人们认为信息经济已处于成熟期，其领头羊地位将逐渐被生物经济所取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保罗预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代表科学将由信息科学转为生物科学。” [2] 与此相应，生物经济将走向前台。

变之二：生物经济的战略意义十分明显
生物经济的战略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物经济关联度大，产业链长，对农业、医药、能源、材料、环保等其他产业的发展有较强的带动和诱导作用。二是有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生物技术与产业具有资源依赖性强、技术通用性强的特点。资源依赖性强，就为生物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得机遇；技术通用性强，则不易形成市场垄断，而容易实现在不同应用领域的技术转移，从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利基市场。三是生物经济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生物科技研究的外溢效应非常广泛，它几乎可以在任何运用物质的产业中转化为生产力。
变之三：生物经济的载体――生物技术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评价一项高技术的发展态势，一般可以看R&D投入和专利数量。目前，发达国家对生命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已大大超过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专家观察到，信息技术的专利在专利总额中所占份额在缓慢下降，而生物技术专利数量所占份额则与日俱增。[3] 

不变之一：先进理念引导实践，高技术引领未来经济发展
从信息经济到生物经济，美国政府和学者一直都非常重视先进理念对实践的引导。这一点没有变化。
1961年斯蒂格勒提出信息经济”1962年麦克卢普提出知识产业，1980年代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都描述和展望了信息经济模式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1993年克林顿当局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导致“信息经济”的理念风行全球。美国在信息经济这场博弈中走出了漂亮的开局，至今稳居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可见，信息经济理念逐渐展开的过程，就是美国将自身科技优势组合为经济－社会模式并通过全球化的机制予以推广的过程。先进的理念始则为变革先声，终化为累累硕果。
步入21世纪，科技发展的新理念明显在酝酿和涌动之中，生物经济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呼声。美国又开始了新一轮布局。当然，说生物经济代替信息经济，不是说将后者推下历史舞台，只是说前者将吸引更多的聚光灯光。事实上，有人认为发展潜力最大的应是几个高技术领域的融合，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的融合。

不变之二：现代科技的本质是产业科技和国家科技
“二战”后现代科技的本质不再是科学家群体的科技，而变为产业科技和国家科技。科技发展必须与一国的经济战略、产业政策、社会发展相联动，这种联动，意味着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确定劳动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从信息经济到生物经济，这一点也没有变化。
所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打破了学科界限 ，学科的综合化、交叉化，不同领域的整合重组成了常态，也成了趋势——农业、制药、食品、化工、基因等领域等一应被整合在生物经济之中，这是为了迎接新的生产力，是为了生产更人性化的产品，是为了给人们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方式。
所以，科技界不再只是关心如何苦思冥想，如何设计实验，如何在好奇心驱使下捕捉灵感等，而更需要关心如何基于现有有限资源去寻找创新点和经济增长点，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如何配置资源等。
所以，科技活动的布局（即生产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力量调配方式）将更少地按“数理化天地生”展开，而更多地按国家和产业的大计划、大项目（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来形成和配置。现代“大科学”发展的主体必然不仅包括科技界，也包括政府，这也是科技政策作为一门学科在“二战”后应运而生和蓬勃兴起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科技价值观方面，人们更多地或者更普遍地注重科技的实用性，注重其经济价值和市场实现，哪怕是基础科学研究也要对应着长远效益，而不再是纯然地挑战智力极限抑或寻求终极真理。这不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或“一切向钱看”，而是时代的嬗变向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Stan Davis and Christopher Meyer.What will replace the Tech Economy[J].Time, 2000,155(21):76-77.
[2]陈建辉.生物经济将十倍于信息经济.经济日报.2004年7月19日.第9版
[3][美]理查德?奥利弗.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M].p.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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