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看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势

 

南开大学哲学系李翔海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新儒家哲学与后现代哲学比较研究》（批准号为97BZX015）于1997年立项，2004年2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专著《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引论》。课题组主要成员有：王元明、张允熠、耿开君、王兴国。现将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中西文化的发展阶段存在着时间差异，当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时，西方文化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与中国当代文化追求“现代性”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反省和批判“现代性”为其基本理论特征。由于后现代主义重新反思人类文化的特质，且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关联紧密，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思想理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中，与现代新儒学一起，被学界看作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迅速兴起”并“特别引人注目”的两股思潮。

长期以来，人们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立足点是现代化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人们重新评价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如何将后现代主义思潮纳入思考的参照系，重新反省、研究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所须面对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为了深入厘清中国文化的理论特质，更好地总结和回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开展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未来走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现代新儒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如何看待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特质？这是开展两者之比较研究应当厘清的前提之一。新儒学是目前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意见分歧比较集中的所在。主张将其完全归结为与中国现代化相背逆的“前现代”者有之；认为它在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理论成就”，甚至认定中国理当按照新儒学指引的方向进行现代化者亦有之。该成果认为，将现代新儒学放置在“儒家传统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当代人类基本存在境遇”之交会处，从比较视野中加以考量，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理论向度是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经过从先秦到宋明清的发展，儒学体现出了“即哲学即宗教”的基本特质，现代新儒学是传统儒学面向现代社会势所必至的一步历史性转进，因而表现出了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贯通为一的理论旨归。这一方面是由儒学传统在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如何整合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正是当代人类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此，新儒学的有关理论努力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看作是对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作了中国式的解答。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代表了面对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处理宗教、哲学与科学之整体关系的基本取向上所可能有的两种相反的基本选择，因而也就以特定的方式关涉到了人类的未来。当然，在新儒学的有关理论展开中，也存在着理论基础不稳固、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后顾性、科学理性精神遭到扭曲等几方面的内在限制。

三、“自由”与“虚无”的交织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

怎样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倾向？这也同样是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应当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在时下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有人只注意到它对“自由”的强调而片面强调其积极意义；亦有人主张将它完全归结为虚无主义因而彻底拒斥。该成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所见，同时亦均有一定的片面性。无论是自由还是虚无，都是西方文化其来自有的传统。文艺复兴开启的“放逐上帝”的历史进程，在体现了寻求人之解放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亦打碎了在基督教主导下的西方文化传统中原有的结构均衡，使虚无主义开始现身，自由与虚无就共同成为体现西方文化之基本精神的“一体之两面”。后现代主义则相承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对个体自由的彻底推崇中把虚无主义推向了极端。因此，不是自由或者虚无中的某一个维度而是自由与虚无的交织，共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典型地表征了西方当代文化的成就与问题。由此，后现代主义中的“否定性”向度与“建设性”向度之间保持了紧密的内在关联，并体现出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西方文化主流传统的解构、对世俗化的进一步推进、建设性向度的突显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理论特质。

四、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

后现代主义代表了西方哲学在当代发展中思想主题的转向。在时下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讨论中，有人过于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认为两者无论在时代性还是在民族性上都存在着无法消弥的张力；有人则过于强调两者之间的类同性，甚至认为这种类同性表征了西方文化将向中国文化“复归”。该成果认为，与文艺复兴以来宗教的衰退相联系，为了解决“终极关怀”问题，西方哲学对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近代的兴盛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表征。与西方文化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进相一致，西方文化在思想主题上也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向：由从以理性的方式认知客观世界为中心向以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为中心的转变。这在后现代哲学明确弃置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并转而关注生命意义的转向中得到了最初的表现。因而，西方哲学在思想主题上，显然与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哲学传统之间有了相当程度的类同性。后现代主义的转向有助于从人之生命本质的层面，更充分地认识中国哲学之传统主题的重要意义，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之传统主题强韧生命力的一个有力旁证。但是，这种类同性并不能作为西方哲学向中国哲学“复归”的见证，这不仅是因为这种转向有其内在于西方哲学自身的逻辑，而且由于历史传统的积淀，不同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即使面对相同的思想主题也会体现出不尽相同的理论倾向。因此，不可能得出“西方文化将向中国文化复归”的结论。

五、如何谋求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

“面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基本存在境遇，如何谋求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时代课题。对此，该成果认为，第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使中国文化由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而陷入两难困境的同时，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人类文化的现代历程及其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中国文化与西方后现代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提供了更为现实的机缘；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西方文化中心论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从而为非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第二，面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基本存在境遇，中国文化既不应当轻言丢弃和颠覆现代化，又必须充分注意后现代主义的警策性意义。只有切实完成——“真正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和“成就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双重历史任务，才能真正摆脱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左冲右突的两难境地，并最终完成将自己独异的智慧精神贡献于人类新的“轴心时代”这一中国文化面向21世纪的历史使命。第三，必须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必须立足于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必须摒弃因为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而坚持非此即彼之僵硬思考的思维模式，在古今中西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构成整体性的“诠释圆环”，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第四，在走向新的“轴心时代”的过程中，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应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为改变现代性范式下形成的以绝对化地、直线式地追求“永恒增长”为基本目标的文化生态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六、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新”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该成果认为，从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整体逻辑进程来看，现代性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表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即“现代性”始于作为一个外在于中国文化的存在而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冲击，而终于成为内在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面向未来，中国文化将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与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通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综合创新”而成就与“传统”相对应的、超胜于西方式的、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新”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实现了现代复兴的中国文化必将成为未来人类多元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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