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贤文化的历史演变 

乡贤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乡土社会，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复杂而丰富的演变过程。在探讨皖北和皖南乡贤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差异之前，有必要对乡贤文化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的梳理。本节将从乡贤文化的起源、发展、鼎盛以及近代以来的变迁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乡贤文化的起源

乡贤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尽管西周时期并未形成明确的乡贤制度或文化，但从西周官学制度的设置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代人才培养和选拔的基本状况。一部分未能进入官府系统的精英留在民间，逐渐成为民间领袖，这可以被视为“乡贤”的雏形。

乡贤作为一个明确的群体，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这与汉朝的选官制度密不可分。汉朝采用“察举制”选拔人才，地方长官按照“孝廉”的标准推荐合适人选送入太学培养，然后择优分发各地为官。乡贤作为民间储备的人才，经过征辟荐举，形成民间人才储备，有效补充了政府官员的不足。这些乡贤在地方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具备丰富的学识和较高的地位，还受到当地百姓的崇敬和敬仰。

二、乡贤文化的发展

乡贤文化在东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乡贤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使得大量平民子弟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然而，科举录取人数有限，许多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人无法立即获得官职，这些人往往回到乡间，成为乡贤。

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但由于参加考试的人数过多，再加上历代帝王通过“恩科”等特殊选拔方式增加录取人数，导致整体上科举录取总数不断放宽，录取人数逐年增多。然而，录取人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顺利得到官职，许多人只能“候补”。于是，大量获得了科举功名却无官职实缺的进士、举人和秀才，以及辞官或告老还乡的官员、九试不第的知识分子，共同组成了乡贤群体。这些乡贤长期学习儒家“修己治人”之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他们在乡间教书育人、代人书写信件诉状，调解纠纷，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权威人物。

三、乡贤文化的鼎盛

在明清时期，乡贤文化达到了鼎盛。这一时期，乡贤不仅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成为沟通政府和民众的重要桥梁。他们通过自身的学识和威望，在乡间架起了一座座沟通的桥梁，协助政府管理民众，同时也为民众代言，向政府传达底层的声音。乡贤在地方上承担着“为生民立命”的责任，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通过架桥铺路、赈济救灾、创办学堂等善行义举，获得了当地乡民的信赖和认可。

在这一时期，乡贤文化不仅体现在乡贤个体的行为上，还体现在地方社会自治的实践中。由于“王权不下县”，县以下的社会治理基本依靠乡贤和士绅阶层。乡贤和士绅阶层作为在皇权与基层之间上传下达的中间过渡身份，上可向上传达底层声音，向下可以协助皇权治理基层，是维持国家集权的重要通道。

四、近代以来的变迁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乡贤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涌入打破了原本政府、乡贤和农民之间的均衡关系，引发了三者之间关系的恶化。传统产业的农民破产之后，一部分成为革命者，一部分则陷入贫困和绝望。乡贤群体也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乡贤向现代工业转型，逐渐发展成为民族资本家；一部分乡贤则因经济能力下降而失去社会地位；还有一部分乡贤则坚守传统，努力维护地方稳定和秩序。

在这种背景下，乡贤在民众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他们无法再有效地代表民众，也无法再承担沟通政府和民众的责任。农民不断组织反抗，乡贤为了稳固地方稳定，不得不组织武装力量，但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与乡贤之间的矛盾。最终，乡贤和农民异化为势同水火的两个阶级，乡贤文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然而，尽管乡贤文化在近代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地区仍然保留着乡贤文化的传统，乡贤们通过项目回迁、资金回流、智力回乡等方式反哺家乡，投身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乡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成立乡贤文化学术社团、举办主题展演活动等方式，加强乡贤文化的宣传和推广。

结语

综上所述，乡贤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起源、发展、鼎盛到近代变迁的复杂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贤文化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乡贤个体的行为上，还体现在地方社会自治的实践中。尽管近代以来乡贤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它仍然在某些地区保留下来，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新的作用。在探讨皖北和皖南乡贤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差异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乡贤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以及它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独特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