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性的评论有两种。（a）个体或群体进行教育和被教育可以是同一个过程，正如它们发生在自我教育的任何过程中那样。（b）（4）所表达的教育意义，能被理解为是对（1）、（2）和（3）的研究所作的定义；（3）所表达的教育意义，能被理解为是（1）和（2）的结果；而（2）所表达的教育意义，是（1）所表达的意义的反面。因此，虽然这四种理解是不同的，但有一种很好的统一性表现其中。

这将是非常简捷的，如杜威所做的一样，使用“性状”来表示，经由指定的活动来进行教育培养的各种能力、信念、知识、技巧、特性或价值，虽然杜威在别的地方喜欢用“习性”一词。使用“性状”一词多少有些扩大和不寻常，因为，这意味着“性状”所标示的，不仅指类似高兴这样的东西，而且指类似行为能力、物理学知识、及对上帝或教育的信仰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们这里需要单一的术语，我们所选择的任何普通词语，必须能扩大到涵盖我们讨论所涉及的最为丰富的现象。

我们认为，教育思想是通过确定的活动培养他人各种性状的人的思想。准确地说，教育思想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阐述如下：

严格地讲，只有当X运用方法Z，在Y身上培养性状W ，我们才能说X教育Y，当然，这仅仅针对教育在（1）中所表达的含义的理解，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教育在其它三个方面的含义，能够按照这一种理解进行解释。在这个范围内，被给出的表达式所代表的观念可以被称为教育思想。然而，我们对这个观念没有进行全面的分析，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必须知道更多的东西，范围内一系列被涉及到的变量。如果我们用任何事物来代替X和Y，任何性状来代替W，任何方法来代替Z，那么，我们还能说这是在进行教育吗？按照卢梭（写于1762）说的，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他认为对于我们的教育有三个来源，自然、人和事物，因为它们作用于我们（爱弥尔[1962], p. 11)。我们的问题在于，仅仅是概念性，而并不规范，这需要进行必要的考察。例如，我们没有考虑，如果教育已经被定义，它将培养什么性状或它将使用什么方法，我们仍需要确定它，并且提出疑问，是否任何特定的性状都可以被培养，是否任何方法都可以被用来构建恰当的教育观念（比如，加入我们的界说）。

彼得斯已经做出了非常透彻的回答，除非我们如卢梭一样扩大教育术语的含义，否则，我们不能说X正教育Y，如果他正培养不符合意愿和道德上有争论的性状，或者使用不符合意愿和道德上有争论的方法；例如，如果他正帮助Y形成坏习惯和错误的信念，或者如果他正使用有害的药物、洗脑或催眠暗示（教育概念[1967], pp. 1-6)。这似乎需要被修正。的确，我们可以说X正在做的是“坏教育”，但是，我们更愿意说它根本不是教育。教育，正常地说，至少是一个褒义词，它的褒义似乎是被构建的。如果说X正在教育Y，那么，它必需是X正在培养符合意愿的和道德上无争论（优秀）的性状并运用同品质的方法。教育必须培养符合意愿的和道德上无争论的性状及运用同品质的方法，或者至少被认为是这样，否则，它就不是教育。

我们追求教育观念强加任何更多的限制给性状和方法吗？我们可以和应该构建更多的东西于教育的定义之中吗？我们有时候假设，教育被定义仅仅与促进知识和智力优秀有关。因此，R. M.哈钦斯写道，“教育意味着教学，教学意味着知识。”（ 高等教育[1962], p.66)。另外，“教育研究的是人的智力的发展。人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属于家庭和教会的范围。” (教育中的矛盾[1953], p. 69)。

人们当然可以这样界定教育，但是，教育在观念上的限制是更随意的，因为我们一般认为教育包括道德和宗教教育。如果有人认为，对于道德和精神力的培养不是教育，而是别的东西，可能是它想要的，这种认识不仅排斥我们通常说的方式，而且迫使我们寻找别的术语，涵盖我们在历史中始终使用的“教育”和它相等的意思所具有的思想。

彼得斯也已经寻找构建加入更多标准的教育观念。他认为，教育正在发生意味着，只有当X正启发Y进入某种活动形式、某种知识体或行为模式，这些形式、知识体或模式，只能是被公众在语言中铭记的标准所管制的东西，并且是教者和学者都必须信奉的东西。教育“在于启发别人接受活动、被规范地写入以供参考如何行为、思考的行动与思想的模式、感觉到的各种程度的技巧、相关性和审美。（教育即萌生[1964], p. 41)。

彼得斯进一步主张，教育意味着教者和学者至少在一开始，就都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并且关心它；虽然教育象包括培养智力一样包括培养道德和精神力，它总是使某种认知或智力的发展更为必需，如“知道怎样”一样“知道那个”；教育方法必须是适合被描述的萌生中涉及的性状，并且也能够与学者所知道的正在做的和关心的东西相容。这是个比哈钦斯的更适当的观点，并且人们正被吸引着接受它，如果它至少能被用来概括身体技巧训练、手工培训、审美教育和职业预备，所有我们通常用“教育”一词概括的事物。

在另一方面，彼得斯的定义将概括所有这些事物是不完全清晰的。而且，他表现出正在思考活动的形式，和思考X启发Y必须是哪一种在过去已经发展的公众方法，如此，虽然他尝试着提供批判性思考的教学，他似乎排除了教育的某种可能性，X启发Y本可以用一些新的活动模式或公众还没有接受其标准的思想，或一些根本没有标准的“生活形式”，或仅仅那些Y看作是他“自己的事”或对自己负责的一些“选择”和“决定”。这些可能性，似乎正被当前那些提倡“新”或“自由”教育的人构想，随意一点说，他们正构想的不仅仅是教育的形式，即使它转化为毫无异议地符合意愿和道德（正如它不可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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