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凡此种种，称其为在时代转换后导致个人写作风格“异乎寻常的变异”，意在猜度作为作家、学者和新文学图书收藏者的唐弢其创作心理究竟是真诚的与时俱进还是一种不得已的写作策略还是两者兼具？好在当年的当事人、约请唐弢在《人民日报》撰写书话的姜德明后来谈到此事，似乎可以给出部分解释，他说：“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姜德明《现代书话丛书·序言》1996）。

还可以比照的是，在《人民日报》约稿前的1956年，他首先在上海《读书月报》上发表《域外小说集》、《画册的装帧》、《线装诗集》、《儒勒·凡尔纳》和《药用植物及其他》，《人民日报》之后的1965和1966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书城八记”系列，从题目到内容都并不格外“左翼”，而多为纯正的书话体散文。看来，也许真的是“党报”性质和对于特定读者趣味的疑虑决定了《人民日报》时期唐弢书话的革命政治色彩，“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显然有出于写作策略考虑的因素。这种写作策略导致的书话风格“异乎寻常的变异”，就连当时的评论者都注意到了，以至于将其视为书话的“不足之处”，并且建议作者“反动作家的书刊等也无妨谈谈，因为后者还可以作为反面材料来教育读者”（榆屋《别致的〈书话〉》1962）。而到了1979年，尽管时风已变，民国时期较为中性的书话皆可收入《晦庵书话》，但某些依然涉及政治性“禁书”的书话，还是被作者习惯性地添加上了时代话语。

可是，1956年开始在《读书月报》刊载书话的《开场白》和1962年版《书话》序中两段同中有异的关于当年书话“碰痛了一个大特务”的插语，似乎就不见得是非如此不可的写作策略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具体的、真实的、而又未必如唐弢所说“一个大特务”的人，在那样严峻的时代，难道唐弢先生不知道这样说会导致什么后果吗？那么，唐弢对此人如此执着地揪住不放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真是因为一点点个人恩怨就采取的不光彩的“落井下石”行为吗？

一部《晦庵书话》，伴随着时代的不断转换，竟有着如此曲折幽微的文字修辞变迁和书外故事，由此观人观史，不亦深致而多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