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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印刷品挂号邮件,一时想不到跟自己有何关系,拆开看了,原来是
这样,回来我就把《寻访北山楼》的稿子寄出去了。后来《芳草地》上一直没见到此文,
眼前的这部《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除卷首的《编选者言》外,共收入海内外四十六位作者的回忆文章,所记内容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新世纪第三年,涉及蛰存老人生活、治学、人格的方方面面,为这位寿及百龄的文学耆宿留下了不少鲜活、生动的影像,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访谈和书信资料,应该说大体实现了编选者“对施蛰存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所裨益,有所推动”的期望吧。遗憾当然也有,那就是施蛰存早年和上海时期的文学活动及交游缺少相应的回忆作旁证,而这个遗憾如今已根本无法弥补,因其文学黄金时代的同代人,无论是戴望舒、杜衡、冯雪峰、苏雪林,还是周作人、鲁迅、赵家璧、钱锺书,无一不或早或晚地先他而去了。
但后来者自有后来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通过与老人或长或短的交往,通过对老人“趣味世界”或深或浅的探究,那以后学之心或隔代之眼感受到、观察到的“施蛰存现象”的点点滴滴,仍不能不说是有所会心和给人启迪。
譬如“中间派”一说,即施蛰存在与人闲谈中款款道出的个人处世立场,实则表达的却是20世纪逐步积累起来、且始终在险恶情势中生长着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可贵的独立精神。按照施蛰存的说法,他与鲁迅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从抄古碑走向革命,而他则是由革命走向了抄古碑。所谓“抄古碑”云云,并非真正去遗世独立,事实上施蛰存与所谓“第三种人”还是有所不同,他不过是强调保持一点个人见解的必要性,或者避免对人对事往往趋于极端的那种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中点只是一个概念,人不能恰恰站在这细微的一点上,偏左或偏右是不免的。但偏左毕竟不是左,偏右也毕竟不是右,然则,无论偏左还是偏右,还只能属于中。”我不知道这与哲学上的中庸有无关系,但以为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中间派”的态度,“中间派”不等于中立,更不等于无是非,而是要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个人见解的不媚俗立场。考察一下此老在“反右”后和“文革”中乃至新时期的“个人表现”,你就能比较出他与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不一样来。困境中无忧怨,顺利时不矫情,一切安之若素,顺生达观,随时给来客奉献“建议”而从不以导师自居,这就是施蛰存。
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记得我在《寻访北山楼》里提到拜访
其实,说到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责任,又岂可离开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可以误解施蛰存,施蛰存也可以回敬鲁迅,皆被视为自然而然的学术争鸣,说明较之封建时代,中国的文化环境好得多了。孰料过了二十多年,施蛰存反而以区区一篇杂文《才与德》换来一顶“右派”高帽,继之以不间断的“改造”和“牛鬼蛇神”的待遇,在这种时代的退步中,还遑论什么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责任呢?那是连“中间派”和“旁观者”都做不成的时代,而蛰存老人竟然平平静静地做到了,岂不已经是一个奇迹?
(原载《书城》2008年11月号,发表时标题为
《中间派、旁观者与棉花——施蛰存纪念集谈琐》)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黄裳、小思、李欧梵等著,陈子善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版。定价: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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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5-1-10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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