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孝养

    我从初生牛犊的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曾在内科临床一线战斗了20年。2002年后来美国从事肺癌研究，也已快8个年头。近年来，中医的废存吵得沸沸扬扬，然而，许多中医的坚定支持者常以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来看待中医，缺乏科学的理性思考。在这里，我以自己的知识和亲生体会来和网友们分享我对中医的认识。

       八十年代我还在读医学院医学专业（非中医）的时候，开设了一年的中医课(每周2个学时)，我怀着对祖国医学无比崇敬的心情努力的学着这深奥的中医。当时的感觉是中医的“阴阳五行、虚实寒热”理论似乎看得见，又似乎看不见。就在我背下了好几百个的汤头药方口诀的时候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给人看病（当时国内尚没有发放行医执照，不算非法行医）。我的第一个病人是我的父亲，他全身多处胀痛，而且部位游走不定，没有鼻子塞、流涕、咳嗽或发烧的感冒症状。当时就我的西医医学知识，我真不知道是什么病，于是我想到了我正在学的中医，“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根据其痛无定处”，那是“气痛”，应该用理气治疗，我给他开了逍遥散加减，结果刚服了两副中药病就好了。当时别提多高兴了，我的父亲也为有这样一个19岁就会治病的儿子感到自豪。从那时起我对中医有一种神秘感的崇拜。

       在我当上临床内科医生后，我对一些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病人，常常请老中医医师会诊。随着我对中医中药的应用增多，我逐渐发现中医在临床上并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效果。记得我在给一位来自农村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是一位晚期的肺结核，肺内有空洞和纤维化，还合并肺部细菌的感染。他实际上已经有症状好几年了，可该病人极为相信中医，一有症状就去找中医开几副中药治疗，结果病情越发展越严重，本来肺结核早期，只要系统的服6至9个月的抗结核药一般都可治愈。我在从事20多年的内科临床生涯中，类似的例子碰到不少。逐渐地，我在临床上用中药越来越少，我只对那些中医的强烈追随者患了绝症，如晚期转移性肺癌病人，在西医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推荐用些中药作为安慰治疗。

        从医初期，我对中医和西医的发展历史不甚了解，只是从自己的临床经验中感受出对中医疗效的怀疑。在我接受了医学硕士、医学博士阶段的学习和在美国7年的严格科研训练后，我对中医有了新认识。首先，中医的理论物质基础模糊，比如中医所说的“心”多即指心，也指脑，可又对心脑的描述含糊不清，中医说的“脾胃”通常指消化系统，可对消化器官的病变部位含糊不清，仅以“上脘、中脘、下脘”搪塞之。现代医学的物质基础已发展到分子水平，而中医的理论还处在似乎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模糊水平。所以，中医理论更像一部圣经，而不是由明确物质基础的医学科学。第二，中医的诊断“望、闻、问、切”中，除了问诊和西医的问病史一样外，其他诊断方法缺乏可靠的操作性，尤其是“切脉”，也叫“号脉”是中医的重要诊断手段。曾有人请不同的老中医给同一病人号脉，却号出五花八门的脉象。比如中医的浮脉和沉脉，在比较肥胖的病人，就有可能把浮脉诊断成沉脉。可想而知，这样缺乏可操作性的诊断用于临床对于治疗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第三，中药的治疗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在现代医学里，一种药物要进入临床应用，要经过体外细胞实验、体内动物实验，再到临床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临床人体试验，最后经国家药品管理局批准才可正式用于临床，常耗时近十年，耗资十余亿美元方可完成。而中药只是根据“神龙尝百草”的方法即用于临床，对其安全性完全没有保障。比如古方“龙胆泻肝丸” 长期服用导致肾功能衰竭（慢性马兜铃酸肾病）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显然是中医把个案当成了经验，把经验当成了普遍规律所造成的后果。第四， 中医的教材对疾病诊治的描述缺乏科学性，最明显的是很少有对疾病预后和药物副作用的描述，这给中医教材的读者一个误导，以为中药什么病都能治，而且没有毒副作用，这显然违背了科学规律。

       尽管中医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科学，但数千年积累的经验不应全盘否定。在临床上，中医可以当成一种信仰，让相信中医的人自由选择中医中药治疗。在科研上，将中医理论作为线索，筛选出对疾病真正有效的药物，并将药物的作用机理做深入的研究，用严格的科学数据来说服全世界人民，只有这样中药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