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周来祥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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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来祥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孔智光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吊唁美学大师周来祥先生时，站在和蔼可亲的先生遗像前，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热泪夺眶而出。头天晚上，在梦中还见到先生呢，真不敢相信把美学事业视为生命的恩师已经溘然长逝。我总觉得，先生没有走，那一桩桩难以忘怀的往事，不断浮上心头。
周先生不只是我考取山东大学首届美学和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后的导师，而且是我1962年考取山大中文系本科后，把我引上美学之路的导师。由于受父亲从事美术创作与教学的影响，我自初中时起就喜欢语文也喜欢美术，特别是喜欢诗书画印融为一炉的中国绘画艺术。考进山大后，在中文系东风宣传组搞美术时，还不大明白美术与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一听美学二字就格外喜欢。后来听说周来祥先生是主教美学的老师，是参加过五十年代后期全国性美学论辩的著名美学家，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便利用课余时间前往先生家中拜访求学。六十年代初期，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高校教师生活条件相当困难。记得周先生家住房很小，室内拥挤，家具简陋，且光线昏暗，书房与卧室是合用的，摆在墙脚里的小书架不够用，图书杂志撂到天花板，连床头床尾也堆得满满的。后来，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说到陈景润几麻袋演算纸堆满狭小房间时，我就联想到周先生的斗室里到处塞满图书的情景。正是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周先生阅读了大量哲学社会科学原著，写出许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美学论著。面对前来拜访求学的年青学子，周先生满面春风，侃侃而谈。他说我喜欢文学与绘画是好事，对学习美学相当有利，因为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是审美关系，可在它的具体研究对象中，艺术是主要对象，黑格尔、朱光潜等美学名家都把艺术视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他还说到，搞文学创作，绘画创作，形象思惟能力强，而学习美学理论则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惟能力，所以在辩证思惟能力的培养上尚需加强，要认真阅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小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宁的《哲学笔记》等论著。听了先生一席话，有顿开茅塞之感。后来，我在山大书亭买来两部厚厚的哲学著作，一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一读才知道非常抽象，有些地方能明白一二，不少地方如堕云雾，不知所云。带着这些问题再去请教，周先生先是鼓励，说穷学生能攒钱买书是好事，而后便提出知难而进的要求。他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哲学论著都抽象，不好懂，很正常。要是好懂，一看就明白，那就不需要科学了。说实话，我虽下功夫去读，有些心得，但到大学毕业时也没能完全读懂它们。要说明白多一些，理解深一些，那是考取研究生，经过系统专业学习后的事。
1979年，我从东北考回山大，成为首届美学和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周先生在系统讲授美学专业理论和基础知识时，还从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等角度，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为我们开出系统的阅读书目。为了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学习时间再抢回来，我们这些胡子拉碴、拖儿带女的“赶末班车”的老学生，都铆足了劲，不用扬鞭自奋蹄，不论是在课堂上，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还是在宿舍内，都在勤奋读书，深入思考，努力掌握先生讲授美学专题的基本内容，深入领会中外美学史上那些美学大家的学术思想。周先生深夜苦读和笔耕是出了名的，大概受到这种影响吧，我们这些研究生不管是烈日炎炎的夏天，还是风雪交加的隆冬，都把夜读笔耕视为一大快事，有时通宵达旦，再苦再累，也乐在其中。
我在本科阶段向周先生求学美学时，他就要求加强辩证思惟能力的培养，到了研究生阶段，这种要求更高了。先生常说，对科学研究来说，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特定情况下，新的科学方法往往会给整个学科带来重大变革。所以，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坚持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指导专业学习，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在他看来，只有自觉运用辩证思惟方法把握对象，才能透过纷纭复杂的现象，抓住对象内在的本质规律。先生不只是要求弟子这样做，他自己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运用辩证思惟方法来进行美学理论教学，进行和谐美学体系的建构。我们不会忘记，他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古今中外大量美学现象中抽象出“和谐”的理念，以它为逻辑起点展开环环相扣的螺旋上升过程，展开越来越具体的自运动自发展过程；我们不会忘记，他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审视对象，把美的形态的历史演进与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内在联系起来，把美的创造阶段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有机联系起来，把整个人类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视为由古代素朴和谐美，到近代崇高美，再到现当代更高层次的新型和谐美即社会主义和谐美的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我们不会忘记，他运用理论与实践对立统一的方法，从掌握和分析大量古今中外文艺创作经验，深入剖析主观与客观、再现与表现、形式与内容、现实与理想等矛盾关系入手，对东西方艺术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其异同点进行科学的说明。我们深深认识到，正因为周先生能自觉运用辩证思惟方法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才能通过长期执着的探求，呕心呖血的思索，创造性地建构起和谐美学的大厦；他才能在数十年来的课堂教学中，在国内外一系列学术会议上，高层建瓴地讲述人类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东西方美学的异同，审美理想与人类文明、时代精神、民族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新型和谐美与古代素朴和谐美的联系与区分，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和谐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是那样睿智，那样博学，不论是讲课还是作学术报告，广征博引，非常自由，思路清晰，特别透彻，充满学术的自信和逻辑的征服力量，我们听起来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
周先生常说，学习辩证思惟方法非常重要，更需注意的是要把这种方法自觉运用到科研活动中去。所以，他要求弟子在认真阅读美学名著和努力掌握课堂所学美学理论的基础上，要努力把它贯彻到阅读、思考、探索、分析、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去，一定要避免形而上学的静态把握，避免那种极端性的思惟方式。记得1980年，我写过一篇《论艺术真实》的论文，主要是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形象真实与情感真实的辩证关系入手探索艺术真实的本质、形成和基本特征等问题（该文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论集《新时期文学探索》，1981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周先生阅后，鼓励说，还不错，用辩证思惟方法思考问题，这是个开始，还要多读多写。1981年，我又写了一篇题为《高尔基文学真实观初探》的论文（载《俄苏文学》总第5期，1982年7月出版）。先生阅后，高兴地说，有进步，从现象与本质、共性与个性、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几方面的辩证统一来论述，比较全面。他特别指出，论文中的“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是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主观能动的审美反映。所谓文学的真实与否，实质上就是艺术家的这种审美反映与客观现实生活是否一致。在审美反映过程中，这种主客观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文学真实的性质”这段话涉及到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是一种创见，颇有新意，好。周先生的肯定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这段关于“审美反映”和“审美意识形态”的论述，实质上是新时期以来首次提出的关于文学艺术本质的崭新看法，是从审美性与社会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角度来界定文艺本质的理论主张。后来，无论是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艺术时间与空间的本质和规律》（这篇论文分为《论艺术时间与空间的本质》和《论艺术时间与空间的规律》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试论艺术时空》为题，发表于《文史哲》1982年第6期；第二部分以《论艺术时间与空间的规律》为题，发表于《文苑纵横谈》第9期，1984年3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是在研究生毕业后所写的《文学艺术的本质与自我表现的界定》（载《山东大学报》1987年6月6日第3版），《关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索》（收入论集《文艺沉思录》，华龄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等论文中，我都对“文学艺术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深入论证。当我的第一部论集，即包括这些重要论文在内的《文艺沉思录》即将出版时，周先生非常高兴，拨冗作序，继续给予热情鼓励，他说：“智光君的这本论著中的有些文章，我过去是看过的，这次重读倍感亲切。粗粗翻阅，我觉得这本论著有它明显的特点。一是运用辩证思惟的自觉意识。智光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惟方法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力图用辩证思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与那些片面的极端论者形成鲜明的对照。二是智光对待科学的严肃性，探讨问题的执着精神，闪耀在字里行间。这种态度和精神是弥足珍贵的，是应该弘扬的。三是他的探索精神，智光力求在文艺学、美学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自己的理解，求得更进一步的认识。如《关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索》，就力图从社会意识的角度，作出多层次、多侧面的深入分析。文章认为，文艺意识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这论断具有自己的特色。再如《论艺术时间与空间的本质》和《论艺术时间与空间的规律》两文，无异是智光的力作，这里有他的探索和发现，不少新鲜的见解，更令我读来兴奋不已。”周先生这些话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鞭策，是更高的期待。从1962年考取山大中文系开始到现在，五十年来，先生把我引上美学之路，每迈出一步，都是与先生的多方教诲，悉心指导，严格要求，热情鼓励分不开的。
周先生博学多识，师德高尚，不仅表现在课堂教学上，还表现在平日的言传身教上。先生常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对于做学问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在研究生临近毕业时，周先生就率领我们外出美学实习，从开封白马寺，洛阳龙门石窟，到西安始皇陵、茂陵、乾陵，经大足石窟，再到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青城山、都江堰，后至重庆乘船，沿江而下，过三峡、九江、武汉，到南京，再返回泉城，参观游览了半个中国。那时，由于实习经费紧张，为节省住宿开支，我们尽量住在车上船上，下车下船后抓紧一切时间参观游览。那时吃喝也很简单，哪里有钱进饭店呀，随身带上点干粮就出发了。就是这样一种艰苦的生活条件，先生和我们同吃同住同游览，还是谈笑风生，兴趣甚浓。在参观白马寺、龙门石窟、大足石窟等名胜时，周先生为我们讲述佛教文化与佛教艺术的关系，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特点，比如龙门石窟中的巨型主佛像雍容大度，庄重大方，面部有丰润之感，据说此造像与女皇武则天推崇佛教文化有关，所以可能与唐代以丰腴为美有些联系。又如，参观大足石窟时，先生站在数珠手观音塑像前，为我们讲述佛教造像艺术由神性化向人性化的转换，讲述这尊妩媚多姿的观音造像被人们誉为“东方维那斯”的原因。周先生博学多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为我们行云流水般讲述相关美学知识。在青城山，他兴致勃勃地讲述道家以自然为美的美学思想，讲述那些飞檐翘起、颇有动感的道教建筑所展现的“羽化而登仙”的文化意蕴；在都江堰，他感概颇深地讲述这一雄伟的水利工程是对“劳动创造美”的最好佐证；在三峡，他饶有兴致地讲述巫山神女的传说，讲述自然被人化而成为人化自然的思想……在美学实习的漫长旅途中，先生的这些精彩讲述犹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不断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恩师与世长辞，我感到非常沉痛。作为美学大师，周先生学贯中西、道通古今，却又那样谦逊谨慎，虚怀若谷，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知不足斋”；作为学术泰斗，周先生开创和谐美学大业，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却没有架子，待学生情同手足，这些高风亮节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总觉得，周先生并没有离开我们，他还在图书已经撂到天花板的书房里，不避寒暑，深夜苦读；他还在校园的林荫路上漫步，放开思绪，探索着那些放不下的美学问题；他还在美学研究所的书案上，凝神思考，笔耕不辍；他还在教室讲台上，在学术报告厅里，为一级又一级大学生，为一届又一届研究生讲授着美、美感和艺术……周先生啊，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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