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促进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要发挥科学技术引领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科学传播必不可少。

科学传播不仅仅是向公众传递科学进展，也是以科学精神武装公众和与社会其他资源互动从而实现技术转移的过程，同时，它也是让广大纳税人了解其税款在科研领域被如何使用、以及要求科学界为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民主过程。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科学的旗舰，中国科学院在科学传播方面更应该发挥带头作用。

实际上，促进科学传播的要求恰恰与中国科学院要作人民的科学院这一历史使命不谋而合。历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求中科院要做好人民的科学院，为人民贡献更大的科技智慧，这事实上即意味着中科院要把面向人民大众的科学传播工作做好。

这一点，历代科学院领导已经有清醒的认识，正如白春礼院长曾指出：历史昭示我们，一个缺乏科学理念和创新精神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

但尽管如此，在整个中国科学界与广大公众的互动减少、互信减弱的情况下，中科院向广大公众传递科学思想和创新精神的活动也受到影响，甚至力度相对减弱。为此，中科院也应该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国情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不断提高和改进科学传播工作，让中科院能在塑造国民科学理念和创新精神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不辱人民科学院的历史使命。

本文从中国科学界与公众互动的现状、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中科院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几个方面，充分说明中国科学院如何以科学传播履行人民科学院的历史责任。

近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一直在强调和努力，尽管科普经费在不断增加，我国的科学传播工作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科学家与媒体和公众的直接沟通日渐减少，科研机构的科普活动流于形式，大众刊物中发表的科学报道数量一直减少，很多科学媒体发行数量锐减，新闻单位内部致力于科学新闻事业的部门不断缩减，很多科技专栏也被取消。

不仅如此，媒体科学素质令人堪忧。在食品安全、医药卫生、能源发展、转基因育种等一系列问题上，媒体不断暴露出科学与事实错误，不但影响了一些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且造成了公众恐慌和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

应该说，我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了通过媒体宣传科学的重要性。2002年颁布了《科普法》，这是当时全球唯一的一部此类法律。2006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计划出版《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并于当年年底由中国科协正式发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科学在报纸、杂志、电视台以及其他传播途径中的覆盖率。2011年，中宣部、中科院、中国科协等六部委再次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宣传工作的意见》。

而且，根据历次全国科学素质调查，普通大众仍然对与科学相关的信息有很大的兴趣。例如，2005年进行的第6次全国科学素质调查显示，普通大众仍然对与科学相关的信息有很大的兴趣。超过73%的被调查者需要了解卫生健康知识，这是信息需求最大的群体；54.5%的被调查者想了解新的科学发现方面的信息，名列第三。这些需求超过被调查者对经济发展信息的需求、体育和娱乐信息的需求、以及外交信息的需求。

实际上，公众对科技的需求与科学内容供给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科学界的信息提供与市场及公众需求之间的的脱节，而科技界与媒体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的桥梁与平台，也是造成这种脱节的重要因素。

相比下面介绍的国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界的科普活动更多是以宣传科研成就为主。

例如，对2007年10月1日到2008年3月31日期间，中科院网站科研进展栏目的报道有383篇，数量不可谓不多，然而，我们发现，在这383篇新闻稿中，有116篇的发布是由于有重要的论文发表，192篇是因为所报道的研究项目获得了资助，或是因为通过了中期或终期评估，或由于获取了科学奖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科院网站发布其科研进展类的新闻，其由头主要在于上述对于科学界而言的标志性事件。

但是，对于科学界重要的标准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对公众同样重要。就以大众为主要读者的新闻媒体而言，这种科学界的标准并不能促使媒体记者撰写相关报道。

而且，大多数中科院网站科研新闻题目的用词加大了科学价值与大众相关性之间的距离。典型的中科院网站上的新闻用词是“某科学家(科研院所或研究团队)在某(高影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者“某科学家(科研院所或研究团队)通过了xx评估”。

这样的标题只能对小范围的科研共同体内部的人有一定意义。结果，在上述中科院网站发表的383篇新闻稿中，除《科学时报》以外的社会媒体采用极低。（上述研究引自贾鹤鹏《科研宣传与大众传媒的脱节——对中国科研机构传播体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科普研究》2009年第一期）

媒体的采用只是一个方面，而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这种科学传播或科普的方式已经脱离了“人民科学院为人民”的应有模式，变成了按照小范围的科研共同体的评价标准，自下而上向领导汇报工作成绩的产物。

这样的工作，怎么能让我们的人民具有“科学理念和创新精神”？

当然，并不是说每一项科研成果都需要向公众进行传播，很多研究由于专业性太强和距离公众生活太遥远，其传播的模式主要是从小圈子的本专业的学术共同体到大圈子的整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但如果所有研究成果，其传播的出发点不是传递科学理念和创新精神，而只是向领导、基金评议人介绍其工作成就，那么在这样的传播视野中，是没有“人民”存在的。

另一方面，公众除了要了解科学家的科研进展外，也需要科学家们在热点问题、争议问题和大家广泛关注的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及时答疑解惑。由于公众的高度关注和被激发出来的学习精神，这个时刻往往是传递科学理念的重要时机。

然而，包括中科院科学家在内的科学家群体在此时更愿意选择集体缄默，错失了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往往是通过媒体）武装广大人民的机会。

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界与公众及媒体的交流与沟通。从机制上，促成这种沟通的，主要是三类部门，第一是科学界的公共信息部门（与我国科研机构的宣传部门功能并不完全相同）；第二是广大科技期刊；第三则是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开设的EurekAlert!及各国科学媒体（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在内的中介服务机构。

西方科技界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员（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 PIO）的作用，不仅仅是向公众宣传本机构所取得的科研成绩，同时也是一个沟通公众需求与科学家信息发布甚至是选题立项之间桥梁的部门。在西方，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都有专职的公共信息部门和公共信息官。他们不仅会把本单位重要的科技进展制作成新闻稿向媒体发布，还会经常参加各种公众活动，了解媒体与公众的信息需求，是否可以通过本科研机构的研究力量得到满足。而且，他们还会与刊发科学家论文的重要学术期刊联系，探讨如何将本院所的科研论文制作成新闻。

例如，在最近召开的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传播部门负责人就介绍，该机构不仅会及时接受媒体质询，也会对每一个主要的科研项目指定传播策略，并鼓励CERN的科学家以各种形式与公众交流，即使交流内容并不属于本机构科研工作。

在欧洲科学界看起来，这是科学界体现透明化和民主化的重要工作，其目的就是形成informed public，这与中科院白春礼院长所强调的向人民传递“科学理念和创新精神”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发达国家，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信息发布和信息反馈渠道。诸如《科学》杂志、《自然》出版集团和爱思唯尔出版集团，都会向记者们发布旗下期刊发表的重要论文新闻稿、摘要及其全文。国际科技期刊界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与媒体沟通的做法和体系，它由编辑约稿、作者撰（新闻）稿、公共新闻网站发稿、记者注册、新闻稿的时限和禁发制度（Embargo system）等组成。

从科学新闻工作从业者的角度而言，获得科技期刊的论文新闻稿可以扩大新闻线索。而且，基于论文的新闻稿都是经过同行评议，在科学上是可靠的，在表述上则比较准确。

除了科研院所和科技期刊自身的公共信息部门外，在西方科学与媒体的互动过程中，中介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方面，包括以信息发布为主的平台和促进科学界与媒体直接交流、以及促进科学家传播能力和媒体科学素质的中介平台。前者包括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EurekAlert!系统(www.eurekalert.net )，每天都会向免费注册的记者们提供20-30篇各种科技期刊发表的重要论文的新闻稿，欧洲则有类似的AlphaGalileo系统(www.Alphagalileo.org)，主要刊载欧洲科学家的科研论文的新闻稿。EurekAlert!和AlphaGalileo作为非盈利机构，主要面向科研机构或科研期刊收费，费用通常为每个机构和每个期刊每年1000多美元。应该说，这个金额相对于EurekAlert!和AlphaGalileo可能为科研机构或科技期刊产生的影响而言，并不算多。

后者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的科学媒体中心。

英国的科学媒体中心作为最早诞生的科学与媒体之间的中介机构，会帮助记者寻找就其问题最为恰当的科学家，也经常会组织记者就热点问题与相关科学家进行专访，此外还会不定期的举办科研院所公共信息管的培训和科学家传播能力的建设活动。自从该中心于2002年建立以来，它已经在开发药用转基因作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合法化、气候变化以及核电发展方面就社会热点问题组织了多次科学家与媒体的沟通活动，为上述科研项目在英国国会中获得支持贡献了重要力量。

作为西方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科学传播机构，英国的科学媒体中心并不是单向传播科技界的进展，而是将热点科学问题的交流、推荐在热点问题上最为恰当的科学家、满足媒体报道需求、科学家的传播能力建设和记者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素质的培养结合在一起。

虽然科学媒体中心是一个民间非营利机构，但它得到英国大部分权威科研机构和一些大型企业的支持和赞助。目前，它已经形成了包括近2000名公共信息官、上万名科学家以及数千名与科学相关的记者的数据库，出现热点问题时根据需要调用，当然，它也同时依赖科学机构和企业公共信息官的推荐来选择适当的科学家。

为了确保其独立性，科学媒体中心要求任何一个赞助商提供的经费不得超过其年度运营经费的5%，目前科学媒体中心有大约70多家赞助机构，该机构不承担任何为赞助商进行宣传的任务。

由于科学媒体中心的成就，它的模式已经被多个国家学习，科学传播者相继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日本、挪威、丹麦等国建立了科学媒体中心，中国的一些科学传播界人士，也在酝酿成立一家中国的科学媒介中心。

2011年6月26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媒体中心成员汇聚一堂，举行各国科学媒体中心联席会议。2011年7月25-28日，中国的科学媒介中心将在由该机构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举办的东亚气候变化新闻研修班上正式成立。

驱动西方国家科研机构主动进行科学传播工作的动力，虽然不乏社会责任感，但说到底是为了提高机构的显示度，证明其获得资助的合理性以及通过提高机构形象来扩展更大的资助来源。

既然西方国家科研机构基于显示度的需求能进行大量传播工作，那么作为人民科学院的中科院就更应该出于对人民负责的高度历史使命感与提升中华民族科学精神的社会责任感，大力传播科学发现、科学思想和创新精神。

不仅如此，通过大幅加大科学传播工作，中科院作为人民科学院的显示度也能大幅度提高，也能更加体现中科院是一家为人民负责，而不只是从事在象牙塔中搭建知识积木的精英行为的机构，也才能说明，作为中国获得科研经费最高的研究机构，中科院的工作如何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嘱托。

而且，作为人民科学院，中科院的科学传播工作，如果能在全院层次上自发地开展，也能成为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职业化修养的重要步骤。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对于科学家而言，能用通俗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甚至是别人的研究，其本身代表着对研究的更加深入的理解。

作为人民科学院的中科院，其科学传播工作就不仅仅是做给自己机构的，也应该成为一个表率，引领全国科学界在科学传播的道路上大步迈进，同时要搭建起适合全国科学界高水平科研成果实现更深更广传播的平台，并向科学界来开放这些平台。作为人民科学院的中科院，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让科学成为人民的科学。

要落实人民科学院为人民深入传播科学知识、科学理念和创新精神的责任，就需要中科院为传播工作制定一整套战略。

就内容而论，人民科学院的传播战略包括科学新知的传播、社会热点问题中面向公众的科学精神的供给、以及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中科院作为人民科研机构形象的建设。

就形式而论，人民科学院的传播战略包括科研信息的院内和社会发布平台、各院所中心与媒体及公众的互动机制、面向国内职能部门和合作机构的科研成果展示、以及面向国际的科学公共外交手段。

就参与者与参与机制而言，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人民科学院的传播战略包括科学家个人的传播意识的培养和传播能力培训，课题组的信息发布机制，院所中心级的信息发布措施及考评机制，全院的对外发布和国际展示及其与院所中心的互动。

尽管就机构设置而言，中科院大多数院所中心都设立了新闻发布的职能，但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研究表明，中国科学院（含各所）发布的新闻，被百姓喜闻乐见的都市报转载、报道的数量不足2%。如前所述，这是由于中国科研机构新闻发布职能被定位为宣传科技成就，而不能解决百姓日常生活中紧密关注的与科学相关的问题。

在人民科学院的传播模式下，宣传科技成就的作法相对居于下位，而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科学传播将被放置到更加优先的位置上，这就要求我们的科学传播者要甄别出那些不论在趣味性上还是在科学精神上或者在创新启示上对广大人民真正重要的科研内容，以覆盖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为主要目标，同时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目标群体开发出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并选用不同的传播载体。

为了让科学为人民、科学院为人民，必须建立一个面向新闻媒体发布的科研新闻平台，类似美国的Eurekalert!或者欧洲的alphagaglileo这样的机制。由于其广泛的覆盖性，该新闻发布平台是中科院院网的科研进展栏目无法替代的，至少以院网现有的报科研工作进展的形式，是无法替代这样一个面向公众媒体发布科研新闻的平台。何况，这一平台不仅仅是静态地摆在那里，还要包括与媒体的沟通和互动，以及面向媒体和公众网站的推广。作为人民科学院，这样的科研新闻发布平台应该面向全国所有科研机构开放，当然这种开放并非一定是免费的。

在互联网和社会媒体时代，公众网站和互动性网站应该是为了人民的科学要努力占据的阵地，微博应该成为科学与公众沟通的主要渠道之一，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中科院系统在微博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真正做到科学为人民，科学院为人民，中科院就必须成为人民群众的科学精神的引领者。这就需要中科院不仅仅作为科学成果的发布单位，而且中科院院士和中科院的科学家也同样应该成为热点问题上的权威解读者。目前的情况是，中科院的科学家（包括院士）在社会热点话题——如食品安全、如极端气候、如核电地震——解读方面退居三舍，而这些看起来与己无关的热点问题，其实是提升民智的重要渠道，这方面，应该有统一的组织，既避免接受过多采访影响科学家工作，又要在这些热点话题上传递人民科学院的声音。

要做到人民科学院为人民，中科院的科学传播工作也要时刻紧扣历史主旋律，其中之一就是顺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和巩固中国崛起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要做到这一点，实打实的科研工作当然是根本，但同时，科学传播工作也要跟上，要让科学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学本来也可以充分发挥公共外交载体的作用。

那么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呢？这就要求我们要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让科学能成为各国的人民科学。这就需要中科院在各种国际科学组织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且不仅仅是从促进科研项目合作和国际科技政策形成的角度，也要从促进国际科学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科学界传播能力建设的角度做出更多贡献。

在这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国际科联（ICSU）以及InterAcademy Council的作用，并在这些机制中，由中国牵头做出更多更加主动的科学传播工作。初期，由中科院支持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青年科学家（也包括中科院科学家）培养传播能力的培训，是最可行和最便捷的。

如上所述，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方科学中介机构（平台）在科学传播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科学信息发布以及沟通媒体与科学界的公共平台，中国的科技期刊也没有建立起重要科研内容的新闻发布制度。

基于这种情况，中国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沟通社会公众（主要表现形式为各种媒体）与科学界交流的公共平台。这个平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一．它协助科技界向媒体传播满足受众需求的内容；

二．向科学界传导媒体所代表的广大公众的信息需求，并组织科学共同体来完成供给；

三．此外，它也是媒体科学素质培养和科学家传播能力建设的承载单位。它可以协助科学界不但将自身进行的研究以符合媒体特点的形式向大众有效传播，而且还能通过在热点问题上输送科学知识和基于证据的科学精神来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目前，已有的科学传播工作仍然注重单向科技信息发布，无法与公众形成互动。此外，一些承载宣传功能的学会，由于历史原因和实力有限，也没有承担起科学媒体平台的工作。这种情况，使得新建立一个科学与媒体互动的平台变得很有必要。

作为人民科学院的中科院，理所应当支持这样一个中介服务平台的建设，与此同时，这样一个平台也可以满足中科院自身做好科学传播工作的需要。

目前中国的科学传播人士在酝酿中的科学媒介中心将努力承担起该平台的工作，它主要包括如下职能：

* 深入开展科学与媒体互动机制的研究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传播技术研究；

* 协助科技界以媒体愿意接受的方式进行重要信息的发布；

* 组织科学界和媒体就科学界和社会上热点问题进行对话；

* 培训媒体记者的科学报道能力和弘扬科学精神；

* 促进科学家和科学界信息官员传播能力建设；

* 跟踪与科学和科学界相关的互联网舆情并制定解决方案。

酝酿中的科学媒介中心将颠覆科学信息单向传播的模式，通过科学界与媒体广泛的互动，改善科技界的传播能力和媒体的科学素质，并以此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贡献力量。它有可能成为帮助中科院等重要科研机构实现其服务人民属性的力量之一。

（作者为科学媒介中心（筹）执行主任、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访问学者、世界科学记者联盟前执行理事及《科学新闻》杂志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