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分子机器”情结

2016年10月5日，新闻上报道了“分子机器的合成和设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为Sauvage, Stoddart和Feringa。看到这则新闻，百千思绪涌上我的心头。这三个名字太熟悉不过了，多少次文献阅读，多少次文献引用。还有，Stoddart爵士是我博后导师赵彦利教授的博后导师，Feringa先生是我师兄曲大辉教授的博后导师。这还不够的话，还有，更重要的是，“分子机器”是我“曾经”奋斗过的研究方向，我为其倾注了研究生阶段最美好的年华……

和很多研究生一样，我当年开始研究生课题时的方向也是由导师划定的。但我进入“分子机器”研究领域尹始就对自己课题的前景充满信心，这不但是因为我们课题组在这个方向出过很多好文章（精神鼓励），更是因为我们课题组对这个领域的传承有个全局的概念（一张“世界地图”可以清晰地反映这个领域有哪些知名教授在做，最关键是数的过来的。）在这张“地图”中，Sauvage, Stoddart和Feringa的名字赫然在目，他们也成为我研究生文献阅读的重点追逐对象。

我的导师田禾教授也是这个“分子机器”方向在国内的先驱，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有一席之地。这使得我们一直有眼光和机会跟世界各地的同行进行切磋。一个非常幸运的机会就是，2007年，我的母校以我们课题组为班底举办了“分子机器和分子探针”国际会议（同时为Stoddart过65周岁生日）。在那次会议上，Stoddart和Feringa也来了，我有幸跟Stoddart爵士有过面对面的交流。那次交流我在心底自诩为“竹筏”和“航母”的对话。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对我科研生涯的成长有很多感触和铭刻的东西。

后来出于种种原因，我直到博士快毕业了还没有在这个领域做出足够新的建树（根据这些年的学术大环境，还不是以文章来评价？）。接下去我也考虑了继续找同一个方向的国外课题组从事博后，但又有些犹豫，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钻得太久可能缺少点新鲜的东西，又有些想尝试一些新方向。正好在这个时候，Stoddart课题组一位优秀的博士后赵彦利出站了，正在南洋理工开始组建独立的团队。我心想，如果加盟赵彦利博士这个新兴团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元素可以汲取。但又是大圈子里面的人，即使学术内容有变动，也容易适应。

后来在新加坡，我的研究方向有一些改变，在这些改变的方向中我也做出来一些相对的成绩。但“分子机器”的情怀依然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Stoddart先生有一次来南洋理工访问，我第二次见到了他。也通过赵彦利教授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样，纵然我后面的研究方向继续偏离着原来的体系，但我依然对分子机器行业和Stoddart先生保持关注。

再后来，我打算去美国做博后。我给Stoddart投了简历，但他却没有给我机会。这就好比把一篇自认为很好的论文投到了顶级期刊去没入编辑法眼送审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可以以“缘分不够”聊以自慰。但那次可能也是最近的、又是最后的一点缘分了。之后我去了哥大，在那里从事的研究方向跟分子机器的体系就更加疏远了。

现在，我已经在复旦大学开始了独立的科研工作，现阶段的研究方向是超分子π功能单一体系在多模式发光方面的应用基础研究。看起来依然不似我过去从事的分子机器的研究方向，但那颗“分子机器”的心依然被我收藏在心底。事实上，我可以把“分子机器”理解为很广义的，我现在的研究或多或少也是运用着“分子机器”中的刺激响应超分子思想和观念，去组建一个新的系统研究工程。或许有一天，我能够“重操旧业”，让人们看到我全新的研究方向中更多有关“分子机器”的影子。

当然，无论学术水平多少，无论学术成就高低，只要能够用心为人类科学进步事业中的“有意义的工作”而奋斗，这也足够了。生命的自豪感就是通过这样的情结来体现的。

相关专题：2016年诺贝尔奖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朱亮亮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9604-1006918.html

上一篇：于同隐教授百岁华诞昨天在复旦大学举行
下一篇：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朱亮亮课题组2017年招生招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