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女儿茜茜能上“第一小学”，虎妈赵薇花光了所有积蓄，卖了宽敞住房，搬入9万元一平米的破旧学区房。这是茜茜上重点小学的唯一途径。全家人都作出让步：奶奶上交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姑姑投入了自己的教育股份。

　　这是2015年热播剧《虎妈猫爸》的剧情。

　　现实更富戏剧性：有家长砸锅卖铁花了数百万买下学位房，却因学区调整与梦想中的好小学失之交臂；有家长因恐孩子被统筹到次等学区，咬咬牙决定假离婚，到了民政局竟遇到了抱有同样想法的夫妇……

　　2014年1月，教育部对全国19个重点城市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2015年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划片入学。

　　2015年4月，“史上最严择校禁令”再度加码，必须实现划片就近入学的重点城市，从19个扩展至24个。

　　而就在当月，长春市南关区，明珠小区未能被划分到小区内部的明珠学校，业主和当地教育局就“什么是历史沿革”争论不休；广州市天河区，因新楼盘的挤入，家门口的小学被划出，华港花园业主与教育部门据理力争。

　　学区如何划分，谁主导划分，以何标准划分，南方周末记者对24个重点城市的做法进行了摸底调查。

　　“就近”不近

　　家住南京市建邺区吉庆家园的顾明提起女儿入学一事，满腹疑惑：明明家门口有小学，为何却只能去更遥远的学校？

　　十多年来，吉庆家园一直没有正式的施教区，这里的孩子都被派位到小区往东2公里外南湖三小就读，一路要穿越8个红绿灯。

　　2014年，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北校区（简称“新城北小”）在小区南面400米处落成。然而，建邺区教育局2014年5月划分的学区结果显示，吉庆家园仍不属于新城北小的施教区。

　　“舍近求远”的学区划分，不止是个案。

　　据媒体报道，2012年，北京西斯莱小区的业主看到大兴区的学区划分文件后目瞪口呆：该小区被划到南侧步行约30分钟的滨河小学，而分别位于其西南和东南的中铁五院和康顺园两个小区的孩子，却能越过西斯莱，到其正北方仅数步之遥的景山小学就读。

　　在南部两个小区和景山小学形成的“品”字形结构中，位于中心的西斯莱小区偏偏被单“踢”出来，愤愤不平的业主用“抠窟窿”来形容这种划片方式。

　　在沈阳市和平区，翡翠城社区居民李亚（化名）惊讶地发现，从2012年到2014年，自家所在的小区，“三年换了三个学区，而且越来越远，距家路程从5分钟递增到40分钟”。

　　2014年8月，李亚得知翡翠城社区被划到和平区南京一校二分校，而该小学仍在建设中，两年后才投入使用。当地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说，因为每年生源地不同，区教育局根据调查会重新划分学区；对于三年三换学区，“只能说赶上了”。

　　“教育局说2014年是按街道划分，我们小区和之前就读的学校不在一个街道，所以划出。”当问到为什么不能去同在一个街道的铁五小学时，对方并未回答。李亚还发现，教育部门是在入学前半个月突然变的学区。据媒体报道，该局主管初教工作的一副局长承认他们工作存在失误，但明确称“公布了就不能改了”。

　　华南某地教育局副局长李玉介绍，每年学区划分公布后，都会出现家长不满的情形。2014年，其所在的教育局被前来讨说法的家长围堵长达半月之久。教育局领导甚至只能另辟他地办公。

　　为了女儿的“就近入学权”，2014年7月，南京市民顾明状告建邺区教育局。

　　在法庭上，顾明提出，依照建邺区教育局2014年对各学区的摸底数据，新城北小学（每年）可招收适龄儿童202人，但当年实际招生只有155人，空缺47个名额。而吉庆家园及其相邻的香榭丽舍小区一共才31名适龄入学儿童，新城北小完全可以容纳。

　　建邺区教育局则称，就算新城北小实际招生人数与摸底不同，这也是部分学生择校或者选择民办学校导致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将吉庆家园适龄儿童纳入到学区，“否则会直接影响到南湖三小的就学率，甚至造成资源浪费”。

　　眼下，顾明的女儿今年已到了入学的年龄，看来是无法入读家门口的新城北小了。而被划入新城北小的两个小区，直到现在还未有业主入住。“区教育局反而为他们早早安排妥当。这就像一个尚在腹中，一个嗷嗷待哺，何以厚此薄彼？”

　　南方周末记者就上述问题联系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

　　2015年4月起，随着各地本年度的学区划分方案陆续出台，在长春、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地，被迫“舍近求远”的家长又纷纷到教育部门讨说法。

　　这些城市均是教育部“就近入学新政”的改革对象。

　　闭门“划区”

　　面对愤怒的家长，教育部门通常给的答复是，“就近不是最近”：除了考虑学校与小区的物理距离外，学区划分还要考虑学校规模、适龄儿童数、交通状况、历史沿革等多重因素。

　　“就近入学划片并非新政，但一直以来都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早在1983年8月，“划片就近入学”正式出现在教育部的文件中，“以利于把小学生从过重的负担和压力下解放出来”。

　　之后，官方几次对此进行细化。1986年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提出，中学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米，小学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米。1987年又改为，学生居住地与学校距离原则上应在3公里以内。

　　到了2002年，细则被原则所取代—“学校的服务半径要根据学校规模、交通条件、方便学生就学等原则确定”。（出自《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的通知》）

　　2014年的提法是，“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所在学区、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入学原则，依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划分。”

　　对于这些“多重因素”，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各地入学纷争案例发现，家长们和教育部门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

　　2015年初，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谈及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时，要求各地在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完善实施方案，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得懂、理得清、说得明”。刘利民还表示，“不管是划片过程、结果，还是招生过程、结果，都要把相关信息向社会广泛公开”。

　　学区划分的具体工作，一般由区县一级的教育部门负责实施，每年公布一次。李玉曾参加过学区划片工作，首先是基于对区域内适龄儿童数和学校招生规模的摸底。在每年4、5月份确定学区划分方案，上局长办公会讨论，由局长拍板决定。

　　虽然文件规定了“学校的服务半径”，但实际划分时往往并不以学校为圆心，而是以行政区域为依据。在往年做法的基础上，根据适龄儿童数量、学校规模等因素进行微调。

　　“这意味着，可能你家门口有个学校，但不属于你所在的行政区，就无法入学，只能舍近求远。”储朝晖说。

　　在储朝晖看来，学区划分是项非常严谨的技术活儿。“好的划分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专业和民意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可惜现实的状况是，行政部门多是闭门造车，一不请教专家，二没很好地听取民意。”

　　南方周末记者对教育部要求公开学区划片的24个重点城市进行了梳理。

　　截止到2015年5月20日，只有北京、广州等8个城市的相关县区级教育部门公布了招生的实施细则。但具体到学区划分，多数语焉不详—只有5个城市作了进一步规定，如在济南，“小学生的走读半径一般为2公里”，深圳探索“大学区制”，以志愿次序和积分高低录取；一半以上城市沿袭了教育部的说法；剩下6个城市基本上一笔带过。

　　除了重庆市沙坪坝区、长沙市芙蓉区之外，多数地方均有“信息公开”的相关表述。但南方周末记者向南京市建邺区等教育局申请信息公开，得到的回答是，“只公开（学区划片）结果，（划片）过程不公开”。

　　仅有广州市越秀区、济南市中区、宁波市海曙区等6个城市的相关区县在招生细则中提到“公众参与”。24个重点城市中，就学区划分举行听证会的，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开报道中仅发现长春一例。

　　听证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也寥寥无几。2015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教育局曾就区内凤凰小学学区划分召开了听证会。该局教育管理室专干许向明坦言，摸底数据难以做到准确，一般不公开，为了使划分结果经得起“推敲”，就需要听证。

　　“学区划分涉及因素复杂，办听证会，是想搭建一个沟通、解释的平台，也是要打破教育部门‘一言堂’的说法。”该局办公室主任温炜说。

　　权力潜行

　　以就近入学为原则的学区划分，往往也面临着特殊群体抑或说权力的影响。在24个重点城市中，因为历史原因，往往存在着一些大型企业、省属或部属机构或高校，这些机构的附属子弟学校，仍以照顾单位子弟为主。譬如长沙市2015年公布的学区划分显示，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附属小学，其服务范围仍简略地描述成，主要招收教职工子弟等。 再比如，武汉市的同济附小、武汉大学附属小学、华师附小的招生范围主要是医院正式在编职工、教职工的子女及第三代。

　　在这类学校里，往往剩余的名额，才参与到学区划分中来。

　　在安徽某地，多年前，就曾发生地方政府强行将省属高校子弟小学纳入教育均等化资源分配，结果引发高校与地方政府的激烈矛盾。

　　权力或利益体的影响，在如今教育公平日益强化的大背景下，更多地则采取个案突破的途径，譬如熟知的“条子生”。

　　北京一位孙姓家长曾创建一个QQ群，取名“无权不牛小升初”。在群简介中，他讲述了自家孩子“奥数与音乐齐修，苦茶与咖啡作陪”的日常生活。“有权的用条子，有钱的用票子，像我们这样的小市民，只能是拼孩子了。”

　　而现在，“拼孩子”的路断了。所有与就近入学政策相悖的做法，都在取缔之列，比如，“逐步减少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

　　为了争抢名校资源，除了公开的电脑派位，推优、共建、特长、点招、占坑、双拥、定向、条子和私立等十多种招生方式或明或暗地共生共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11年，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只有48%的人进行电脑派位。这意味着当时半数以上的家庭在通过“拼爹”“拼权”或“拼孩子”等方式进行择校。

　　票子和条子是否依然有用？某区级教育局官员李文反问南方周末记者，“你相信领导的孩子会甘心被摇号，然后派到普通学校吗？”

　　李文所在的城市，正处于教育部2014年公布的首批19个重点城市之列。在“条子生”理应绝迹的2015年，他仍看到局领导桌上放着一大堆条子。

　　“局长说他也很头疼，这么多条子，不可能都满足。在优质学位有限的情况下，排谁不排谁，最终还得综合来定。在严格的政策面前，如果领导层不站出来做表率，都会失效。市一级的还不行，必须是省一级的。除非哪天省领导说，‘从我做起，不再写条子生’，这种现象才会缓解。”

　　有的人还想出了办法—换户籍。对普通人来说，户籍调动是件难事；但对北京某部门的王力来讲，从丰台到海淀的距离，只要1000元。他通过单位的关系，去了所属街道办，就顺利把孩子的户籍顺利调到了名校云集的海淀区。“找了片警，他要八百块，我直接给了一千，然后就办好了。”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了解，北京、广州、武汉等地仍然存在学校为职工提供入学名额的现象。

　　在禁止择校的同时，存在多年的“共建”制度也被取消。在北京，共建单位最早存在于军队和外交等部门，后来扩展到各大中央部委，北京市级机关、大型国有垄断性企业，甚至实力雄厚的民企。

　　一位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近入学的政策对于“权力中心”的影响并不大。多数部委或部委高级别官员住所附近均有优质中小学，仍可就近升入好学校。

　　因担心取消之后的“共建”由明转暗，教育观察者闻风曾呼吁北京市教委公布取消共建的成绩，包括从何时起、跟哪些单位取消共建、释放出多少招生名额、这些名额又如何分配等。

　　截止到目前，北京市教委尚未公布有关数据。

　　开发商“各显神通”

　　“600米内名校资源一应俱全”“学区房为孩子的未来筑梦”……类似这样的教育地产广告在生活中屡见不鲜。一些高端小区还打出“双学区护航孩子未来”的标语。

　　赵青曾在华南某知名房企任副总十多年，对学区房背后的操作颇有了解。他说，为了使自家楼盘划入名校学区，开发商下了不少功夫。

　　最常见的方式是缴纳赞助费。这已成为业界惯例，其数额在百万元至数千万元不等。“坦白说，原来我们年年都捐赠，建办公室、修操场、捐塑胶跑道，或给学生、校职工发些福利，和学校保持良好关系，这些投入都会换来回报。”

　　赵青介绍，杭州某楼盘与某名校正对门，开发商原以为依照就近原则也可以划入这所名校，打出学区房广告时，却遭有关部门查处。而周边一小区打出类似广告时，却安然无恙。后来“醒悟”了的开发商跑去与这所学校签约，缴纳一笔赞助费后，才正式被纳入该校学区。

　　在赵青看来，学校也乐意与开发商进行“合作”。“两个楼盘同样都在学校附近，划给谁都是划。重要的是，划给谁都不违反就近入学的政策。这种情况下，有人愿意赞助，学校又怎会不愿优先考虑呢？”

　　有实力的开发商更主动—引入名校。开发商出地出资，兴建校舍、购买设备并负责硬件设施的维护管理；名校出品牌，负责日常运营；教育局来主管。

　　依照就近原则，楼盘到学区内学校的距离通常在3公里内。赵青说，有时这一范围内的开发商会一起到教育部门“做工作”，在缴纳赞助费后得偿所愿。一些地段不好的楼盘，往往不惜重金也会争取进入名校的施教区。

　　而开发商付出的代价，最终会化为更高的回报。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做过相关的数据统计，在同等条件下，学区房比非学区房在价格上要高出10%-15%。而名校的溢价会更高。以一套价值300万的房子来说，学位就要占去三四十万。

　　南方周末记者向山西、广州、湖南等多地的学校求证，多数否认了与开发商间存在合作，有的称“不清楚”。山西太原某小学招生工作负责人称，“学校一般不插手，我们都是听教育局安排。”

　　广州教育系统一位中学招生工作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客观讲，整体趋势是公正、透明，但也不否认个案操纵存在的空间，毕竟目前的学区划分过程多是由行政部门在主导。”

　　在谈及学区划分的背后操作时，赵青以及一位广州地产商区域经理都提到，随着政策走向透明，暗箱操作的事件也在减少。但赵青补充道，“在缺少具体的可操作的划分标准时，就总能找到腾挪和运作的空间。”

　　行政主导能否打破

　　李向东在退休前曾负责管理某市基础教育工作。在他看来，划片就近入学的拦路虎是“择校”，而择校背后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他说，划片就近入学的概念最早作为原则提出来，并没有很强的现实约束力。“当时划片比较随意，重点学校依然可以在全市范围内挑选生源。”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弥补“文革”期间人才培养的缺失，国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决定推行重点学校的政策。“集中力量先办好一批重点学校”成了那一时期办学的指导思想。

　　时至今日，重点学校的政策早已取消，但各校之间的实力差距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口子越开越大，择校也逐渐变得难以收拾。”储朝晖说。

　　正是在社会持续多年的强烈呼声中，教育部连续两年发出了择校禁令，首先被拿来开刀的，就是优质教育最集中的那些重点城市。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2015年的工作要点中，还特点强调“防止‘择校热’反弹”。

　　就完善学区划分的细则上，教育学者熊丙奇开出“放权”的药方。“要想实现教育公平的划片入学，就必须打破行政治理体系。”

　　他主张，在每个区县教育局建立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校长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共同组成，该委员会是重大战略决策的机构。由学区教育委员会民主决策产生的资源配置方式，将会改变以前行政主导的方式。

　　在储朝晖看来，“如今的政策虽然是为了制止择校风，但它不能仅限于此。就近入学是项过渡政策，未来政府应鼓励适当的择校。目前还需要在教育均衡上下功夫，着重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2015年4月，顾明的起诉被驳回。理由是，起诉时，他的女儿只有5周岁，尚不是适龄儿童，与被诉方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局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顾明说，现在孩子已满6岁，“我打算上诉，较真到底。为了孩子上学，也为求学区划分更加透明、公开、公正。”

　　（应受访者要求，李玉、赵青、李向东、李文、王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