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杨玉圣诉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案”，2012年10月31日就已经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经过整整2年持续不断的据理力争，据知情人爆料，今天上午，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先错误处罚，著名学者杨玉圣教授全案胜诉。这里选登杨玉圣教授以原告的身份，在最后陈述中，他如此表达：

第一，我提起本诉，绝非着眼于被告对本人所作的一万元人民币处罚，而是不服被告对《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的所谓“非法出版物”的认定这一处罚决定。无论是被告、原告还是其代理人，作为法律人，我们都有义务像李有华律师所呼吁的，“应该勇敢地擎起维宪护法的大旗”。关于本案，我引用了我们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尊重的清华许章润教授在《保卫我们的生存方式》一文中的说法：“学界败类，狐假虎威，斯文扫地；执法机构，枉法裁判，理法皆阙”；此文“既在声援玉圣教授，并斥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大队之枉纵两失，更在于重申学术独立、表达自由之旨，而为保卫我们的生存方式呐喊！”

第二，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一组间接证据证明，包括被告即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在内，在中国学界、政界、商界等，内部交流资料是一种正常交流的重要载体。如果没有书号、准印证号就被认定为“非法出版物”的话，那么，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各级人民政府，包括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难辞其咎。或者说，若按被告的逻辑，也就意味着“非法出版物”泛滥成灾；若此说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从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到全国“扫黄打非办”涉嫌严重失职和渎职、涉嫌严重的行政不作为。而且，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内，还意味着图书馆在公开收藏并传播“非法出版物”。可是，“法”与“非法”之间，难道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吗？撇开法律和逻辑不论，哪怕仅仅是从常识的角度思考，能下这样的结论吗？      

第三，在座的各位，包括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被告代理人、旁听席上的各位朋友，出了这个法院的大门，都和我一样，其实都是普通的公民。今天被告能对我做出如此处罚，那么，也就完全有可能对包括各位在内的其他公民加以行政处罚。法律的尊严、法治的理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