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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深切送别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李伯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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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原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上海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师范大学支部主任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伯黍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9月10日凌晨1时5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上海今日举行告别仪式，来自海内外的学界代表为李先生作最后的送别，李伯黍先生从此将步入人类心理文化的浩瀚星空。
李伯黍先生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芙蓉圩李象桥, 15岁进横林小学读书，之后考入无锡师范学校求学，中师毕业后曾在上海川沙县观澜小学、常州雪堰桥小学等校任教。1939年，先生考入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继而先后在国立复旦大学(重庆北培校区/上海校区)、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解放初，先生在上海市立江湾中学任教职。1954年，先生应召受聘于刚建立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该校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及之后更名为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之前身。先生长于心理学史、德育心理领域的研究。尤其在德育心理领域，先生进行过一系列有突破性的研究，并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主要成果刊于心理学学术期刊及专著《品德心理研究》、《品德心理研究新进展》、《道德发展与德育模式》。先生从教数十载，授业无数，恩泽弟子、惠及学界。无论是对入室弟子、还是对来访学子，先生均以学术追求为圭臬，倾情呵护、悉心指点，让人倍感先生之道德文章。
1988年退休后，20多年来他依然为学术勤勉思考、笔耕不辍，约半数著述在此期间发表，直至《教育心理学（第三版）》于今年2010年的1月再次出版。2009年“李伯黍心理学学术思想研讨会”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建校55周年校庆的一项学术活动于6月23日隆重举行，众多学术界同行参会交流，先生尚能亲自莅临以激励后学。先生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兼职；担任过多部权威性学术著作的编委或分卷主编；曾任中国心理学会主办的《心理科学通讯》及其后更名为《心理科学》的副主编十余年；上海市心理学会德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中心成立时分别受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先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老会员，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民进支部的主任。李伯黍先生学术风范严谨创新、道德文章山高水长，将永驻我们心中！知名理论心理学家郭本禹教授在挽联中深情写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卓而不群无愧一代宗师，进德修业研经铸史道德文章堪称高山仰止。”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知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在《悼李伯黍先生》一文中写道：“惊悉李伯黍先生突然辞世，悲怆不已！在教师节之日，竟顿失吾师，更使我等后辈学子心感剧痛！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起先生睿智宽和的音容笑貌。先生多次于我受益良多的教诲和交往情境，仿佛刚刚发生过，依然历历在目。去年6月我还有幸参加李伯黍先生的学术研讨活动，当时我曾表示，李伯黍先生90华诞时我有幸拜寿，95华诞我也有幸聆听李伯黍先生的教诲，我自当在李伯黍先生百岁华诞时再来感受李伯黍先生海纳百川、高山仰止的风采！不想转瞬李伯黍先生竟已永远离开我们！想到今后再没有机会得到李伯黍先生当面教诲，不禁潸然！先生长先父两岁，现在，我心中陡然升起仿佛儿子辞别逝去父亲那样的心绪。面对先生的遗容，深深鞠躬致哀，内心含泪，默念：“先生，您走好！”李伯黍先生是中国心理学的一座丰碑。他在道德心理学和理论心理学方面的功绩都是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尤其是在道德心理学领域，先生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享有“南李（伯黍）北章（志光）”的美誉，中国心理学界的同仁永远难忘如先生般的一代学术宗师！正是他和老一辈心理学家的不懈努力，为中国心理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贡献将会不断地影响着一代代心理学后学们努力钻研中国的心理学问题，为中国人的福祉而奋斗！李伯黍先生之于我，既是良师，亦为慈父。先生的辞世，是我心中无法平复的痛！我当更加努力地向李伯黍先生那样追求心理学的大道，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哲人其萎，音容宛在。虽然李伯黍先生离开他心爱的心理学及热爱他的同事朋友们仓促而去，但他的为人风范必将是后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沉痛悼念、深切送别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李伯黍先生！
附录：
李丹编《李伯黍心理学文选》前言
李伯黍先生，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道德发展研究专家。1914年12月31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2年考入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就读。1935年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四年。1939年考入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五年制）学习，194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心理学助教。1945-1948年在国立复旦大学教育系担任心理学助教。1948-1949年在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研究生院担任心理学助教。1950-1954年在上海市立江湾中学任教。1954年以后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后改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先后被聘为副教授、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任职期间，兼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及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理事（委员），上海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等，担任过潘菽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编委会委员及教育心理学分卷副主编，担任朱智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编委暨外国心理学史分卷主编，担任《心理科学》（包括该杂志的前身《心理科学通讯》在内的）的副主编十余年。现为上海市心理学会德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中心的顾问。李伯黍先生于1955年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该组织的会员，并担任过该会上海师范大学支部的主任委员。
一
李伯黍先生是我国研究西方心理学史有数的几位专家之一，其在西方心理学史和流派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可从几项工作中略见一斑。他担任过《心理学大词典》外国心理学史分卷主编。在西方心理学史研究大家高觉敷主编的两部西方心理学史的奠基之作，即《西方近代心理学史》和《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中，他既是主要的编写者和统稿人，还是后部著作的第一副主编。此外，李先生还参与和主持了不少心理学条目、心理学家文选和心理学史著作的翻译工作，诸如《西方心理学家文选》、《现代心理学史》和《心理学词典》等。我们在文选中选编了李先生在《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一书编撰的两章内容，即“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和“实证主义的动摇与行为主义的转变”，为的是使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李先生在西方心理学历史和流派方面的精辟见解和学术功力。在对心理学历史上这两大最有势力的流派 “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所进行的观点诠释和分析点评中，李先生始终脉络清晰地把握着各个流派的走向，各个人物观点之间的相似与区别分析得极其透彻，使人读来感觉一清二楚、一目了然，少了阅读理论和历史的晦涩感，却多了几分轻盈与意趣盎然。
二
李伯黍先生也是教育教学心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李先生非常重视将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的实践相结合，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发表的几篇文章主要涉及学科教学心理领域。如《对建立公共必修心理学教材的几点意见》一文提出，作为高师心理学教师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只有深入中学教学实际，才能发现教育实践中需要心理学工作者加以解决和研究的问题，才能在教学中有的放矢。之后的两篇文章《中学生数学学习中的认知特点》和《<中小学生数学能力心理学>评介》均紧扣中小学数学教学实际，文中提到的很多观点，诸如教师要吃透学生认识过程中的矛盾，摸清学生学习数学困难的根本原因等，对今天的中学数学教学仍是富于启发的。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李先生对教育实践的关注集中于品德评定和道德教育领域，发表于《中学教育》杂志上的系列文章涉及学生品德评定方法的介绍，论及如何根据儿童青少年移情能力、自我概念体系的形成等自我发展的特点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对班主任的建议》一文更是具体到道德教育的任务、教育中的方法技术、班主任应有的个人品质以及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等诸多方面，班主任可从中获取许多有益儿童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关于道德教育模式的构思》、《模仿与榜样教育》、《略论青少年人生观教育问题》、《简论通情教育》等文章的观点，是李先生建立道德教育模式的构思雏形，最终在1999年出版了《道德发展与德育模式》学术专著，该著作获得了上海市第五届（1998-1999）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的殊荣。李先生在教育教学心理学领域的成果还集中体现于其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一书，该书体系新颖，教学内容紧密结合教育教学第一线，作为教育部指令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于1993年首次出版后，就被各高校纷纷选为教科书。后来，李先生组织编写组成员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更新和修改，于2001年出版了《教育心理学》第二版。迄今为止，该书第二版已经发行了十几万册，可见其受众面之广、受欢迎程度之高。
三
李伯黍先生更是我国德育心理研究的一位开创者。在20世纪60年代，德育心理的研究在我国尚属禁区，李先生顶着巨大压力第一个着手进行研究，开我国德育心理研究之先河。李先生认为，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人的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同其它事物的形成和发展一样，有其自身的内部规律性，儿童和青少年品德发展的规律同其它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道德现象，过去一直被哲学伦理学所思辨论证的问题，有些也可以应用科学手段进行心理学的研究。他首先在国内从事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工作，1964年在《心理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少年儿童道德行为动机特征的心理分析》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指出，儿童的道德动机随着年龄的增长具有了较高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少年儿童认识上的道德动机对实际行为情境中的不道德动机起着制约作用，但由于少年儿童的道德认识常随着具体情境变化而变化，上述的制约作用也就并不总是有效的。因此，教育工作者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要准确估计少年儿童道德动机发展的特点，并善于针对和利用引起不同年龄儿童道德动机的矛盾性。从现在的观点看来，李先生这一早期的研究不仅是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的道德发展规律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同时也是对道德认识与实际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为其后来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以及关于道德教育实践的思考奠定了基础。
在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势在必行。李先生就在上海师范大学（当时还是师范学院）开始着手收集、整理一些有关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并在当时的教育心理学教研室成立了一个儿童道德发展研究小组，开始在皮亚杰及其后继者柯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研究框架下进行研究。从1978年起，李伯黍先生和全国各地的同行协作，对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的理论作了系统的验证性研究与客观性评价。1982年，《国内18个地区5—11岁儿童道德判断发展调查》的报告在《心理科学通讯》杂志第1期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北京的《父母必读》杂志立即作了专门介绍，并在编者按中对父母们提出：你知道自己孩子的道德判断水平吗？不妨照此实验一下。社会的需要推动着李先生及其领导的研究小组深入进行儿童道德判断与道德认知发展的一系列研究课题。他所带领的研究小组就儿童对行为责任的道德判断和公正观念的发展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察，发现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确有顺序性和阶段性，研究结果基本支持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但也发现，中国儿童的道德判断由不成熟至成熟比皮亚杰所描述的要早。
除了大范围地检验皮亚杰的理论模式，李先生的课题研究更是对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理论与研究的创新。他强调课题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企图揭示“个体转化为人”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年龄阶段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并使这些科学的事实资料应用到德育管理、德育教材以及其它具体的道德教育措施中去。因此，从道德社会认知着手，实际解决品德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是李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孜孜以求的目标。
基于这样的目标，李先生带领他的研究小组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探索中国儿童的一些特殊的道德观念的发展，这是其课题研究的首要创新。 在整个80年代，李先生及其合作者连续发表了有关我国儿童和青少年公私观念、集体观念、公正观念、友谊观念、利他观念、责任观念，以及爱劳动、爱祖国观念等的发展研究报告，研究结果为我国德育工作的科学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在全国乃至海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先后有联邦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8位教授学者慕名来访，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彼得森(Peterson)教授还将李先生的研究小组所进行的集体观念发展研究的实验设计翻译成英文，对澳洲儿童进行了验证研究。
有关道德观念的研究最初只是企图查明汉族儿童的道德发展规律，到了80年代中期，李先生意识到在不同的民族中进行儿童道德发展的跨文化研究，对于探索儿童道德发展的一般模式以及探索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道德发展的影响都很有意义，而且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别很大，进行跨文化研究的条件非常有利。因此，从1985年起，他成立了儿童道德发展跨文化研究协作组，亲率课题组成员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对汉族儿童与蒙族、维吾尔族、壮族、土家族、苗族、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儿童的道德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各少数民族儿童公正观，惩罚观和公有观发展的总趋势与汉族儿童的发展基本一致，但各民族儿童的道德发展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人数比例的差异。这些发展规律的揭示有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差异，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对不同民族儿童采用不同的道德教育方式。
其次，李先生的创新在于强调道德认知的背后隐藏着的情感变化和动机斗争，以及道德认知与现实情境中的道德行为的关系。他认为，少年儿童的道德认识可能随着道德情境的变化而漂移不定，因而可能带来道德动机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左右着儿童的内心情绪波动，最终表现为各自不同的在道德情境中的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由于少年儿童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对道德事物或事件的标准衡量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个人的喜乐观，尚未能从社会规范或更高层次的角度考虑问题，对道德情境的认识如果与个人喜好相冲突时，行为就显得难以控制。因此，李先生主张，教育工作者应该在了解少年儿童道德发展年龄特点的前提下，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干预训练，这将有利于儿童更好地社会化，适应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变化。李先生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在一系列有关道德情绪归因、短期干预训练以及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在教育中运用的研究和论述上。
最后，李先生的创新在于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李先生非常强调用科学规范的实验研究设计，将所要研究的道德现象控制在一定条件的范围内，以获取儿童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客观的内在规律。由于道德现象的特殊性，投射测验方式而非直截了当的询问更能捕捉到儿童大脑中道德发展的客观资料。李先生的课题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虽源自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交谈（MJI）以及雷斯特（J. Rest）的确定问题测验（DIT）等方法，却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中，针对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例如，在研究儿童的惩罚观念时，不仅采纳对偶故事，让儿童就强制性惩罚和回敬性惩罚进行二择一选择，而且设计了开放式的问题，要求被试提出自认为公正、有效的惩罚办法。同时，还根据中国学校教育的特点，增加了批评性惩罚，让被试进行三择一选择。结果，发现了中国少年儿童特有的惩罚观发展规律，即从7岁到13岁回敬性惩罚观逐渐减弱，批评性惩罚观逐渐加强，强制性惩罚观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诸如此类的创新在系列研究中随处可见。
李先生在方法上的创新还在于编制了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该测验借鉴了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交谈法的思想和结构、雷斯特的确定问题测验的操作技术，并糅合了林德（G. Lind）和威根赫特（R. Wakenhut）的评价策略。道德两难问题的选择则完全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自由与自律、公与私、义与利、平等与公正这四对道德两难故事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状况，由此所测得的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是植根于他们的现实经验的。该测验的操作简便易行，可方便运用于获取大批量样本，四个故事可均分为两组灵活运用的测验模式，能够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和青少年的特点，对道德判断的态度和认知结构区分测量的测验设计弥补了道德判断交谈法将两者混合处理的不足。总之，该测验的编制及在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基础上制定的常模，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国内空白，也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科学地认识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发展状况提供了值得信赖的工具。
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心理学家、上海师范大学的燕国材教授，在李伯黍先生九十华诞庆典时有过一个书面发言，其中提到“李先生的研究虽是以西方心理学家皮亚杰、柯尔伯格等的理论为指导、为基础，但在研究理念与方法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不取亦取，虽师勿师’（清代袁枚语）的地步”。这样的评价对于李先生的研究是恰如其分的。
四
《李伯黍心理学文选》选编了李先生自1964年以来共43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大多集中于其倾注毕生心血的德育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领域，也有少部分涉及教学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研究。文选的分类编排主要依据论文性质和研究领域两个标准进行，各类选文则以论文发表的先后排序。共分成五类：品德心理发展的理论研究6篇，品德心理发展的实证研究17篇，道德判断能力测验3篇，教育与教学心理研究15篇，心理学历史与派别研究2篇。对于品德心理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来龙去脉，读者通过阅读第一编的6篇文章，可获得一个完整的思想；对于正在从事品德心理研究的读者，可从第二编的实证研究报告中获得有意义的启发；关心学生品德评定和学校道德教育的广大实践者，可从第三和第四编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理念与操作方法；而对于心理学历史或流派依旧思绪迷糊的学习者，通过阅读第五编的内容，或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样的分类原则以及选编哪些文章进入文选均是经过李先生本人亲自核定的。李先生虽年逾九旬，思路却仍然十分敏捷清晰，他希望自己的文选能对现在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有所助益。事实上，作为本文选编者的我，在整理、选编恩师著述的过程中，已经成了一个最大的思想受益者。
文选作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中心”的成果，得到了学校和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文选的选编更是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郭本禹教授为文选的选编和出版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切实的帮助；李先生的几位学生岑国桢、李正云、陈会昌、方文、陈欣银和邓治文等教授为文选的选编贡献了他们的许多建议和想法；陈斌斌、陆文婧、杜卫等几位研究生协助我查找有关李先生的论文，陈斌斌、黄蔷薇、陆文婧和阎婧等完成了文选的文字和图表的全部录入工作。本书承人民教育出版社纳入《中国现代心理学家文库》，鼎立相助予以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今年，恩师李伯黍先生将迎来九五华诞，这本文选是我们送给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同时，这一礼物也将激励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以老师为榜样，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地工作。
编者：李丹
2008年12月
草于紫荆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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