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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我有恩,恩似大海般宽阔,情似小溪般绵长。
我40岁出头报考博士生,按当时的政策本已超龄,但先生说,
1992年,苏联伦理学全国教学委员会主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阿·依·吉塔连柯接受我去做访问学者,当时没有公费计划,老师拿出自己的课题费,资助我自费留学。1993年我刚回国,她便把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担子交给了我。1994年,她亲自打电话动员我申报正教授,见我犹豫,在电话里干脆利索地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专业需要梯队,你必须快些接上来。那坚持的语调至今犹在耳际。那年,她还亲自出马,劝说组织放弃要我担任大学副校长的决定。她相信,我放弃13年行政工作的经历后投到她门下,确是诚意要从事专业工作的,并认定我还算有点专业潜质。但是,我后来的人生道路还是服从政治,再次担任行政职务,“双肩挑”一挑就又是15年。经历了三个行政领导工作的平台,有着很不相同的视野、服务对象及挑战,一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人生阅历,拓展了知识范围,或许也体现出个人对公共事业的某些价值,但同时也消耗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说对专业工作从不敢懈怠,学者生活也几乎一日未曾放弃,但终究不成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可以向老师交代。
由于“文革”前及至整个“文革”,大小政治运动不断,先生其实也是年过半百以后才有机会专心做专业,而真正摆脱行政管理事务,也已经60多岁。但正如她自己所言,她从此只专注做一件事。所谓“大德不器”,她做到了,而且实现了她自主选择生活意义的最大可能性。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先生的道德教育哲学建树从思考的范围、结构的完整、逻辑的缜密尤其是思想高度来说,我估计,迄今甚至相当一段时期里,国内德育学术界无人可望其项背。
现在我也63岁,开始进入老年,可望解甲归田,专事于心爱的专业工作了。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有人预言,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学科当是生物学和教育学。当时被这一预言极大鼓舞起来的学术热情和信念,今天依然强劲奔放。我深信,从情感入手研究人的道德品行乃至人格的发育与健全,恰是生物学与教育学学科交接联袂的地带,希望自己还有专注的心境和健康的体力,在这一领域里用哲学思考和人文方法的实证再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此外,学习导师,用道德之“眼”看教育、思教育,我愿意继续用人文哲学的思维、感受与话语方式总结自己37年教学、研究与行政服务之经验得失、职业感悟,揭示其中的道德意义。我希望这也可以成为我对老师补交的另一份道德教育哲学作业。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纪念的时刻到了。借此
望余生补过更新,仍
然,受自身天赋、基本功及专注能力之所限,吾自知永远无法抵达先生之学术成就与境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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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27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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