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技术：伦理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

特文特大学  维贝克杨庆峰（译）

原文发表在Techné 14:1 Winter 2010

【摘要】：在回顾和分析了过去35年技术哲学所经历的经验转向与伦理转向及其内在缺陷之后，作者提出了技术伴随的责任伦理学理论，这一理论旨在坚持人的中介特性与新型的人与技术的互动交互关系，并为这种关系的有效构建奠定伦理上的可能性。这一理论能够有效整合技术哲学发展中的经验转向与伦理转向并克服上述二重转向的内在缺陷。它不仅克服了经验转向中批判缺席的缺陷，还克服了传统技术伦理学规范立法者的缺陷。

【作者简介】P.P维贝克，1970年生，现为荷兰特文特大学哲学系教授，特文特大学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中心主任。代尔夫大学苏格拉底教席兼职教授，研究兴趣是技术哲学。主要著作有《物何为：技术、主体与设计的哲学反思》（2005）、《道德化的技术：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2011）等。

35年来技术哲学把我们带到了何方？近年来我们面前的领域又应该走向何方？在这短文中，我将指出技术哲学过去35年所经历的“经验转向”、“伦理转向”使自身受益非浅，而且这两次转向的目标越来越接近。“经验转向”使得更加技术哲学关注现实技术，而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的“伦理转向”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再次撕裂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而缩短二者的距离是经验转向和STS倡导者所自豪的地方。为了反对技术评估的伦理模式，保护人性免于技术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我将捍卫一种“技术伴随”的责任伦理学。

经验转向

20世纪70年代技术哲学大多处于其教父海德格尔、艾吕尔、约纳斯的影响之下，80年代和90年代技术哲学做出了重要转向。部分原因是源于与科学技术元堪领域的紧密联系，部分原因是日渐增长的对卡尔,米切姆所说的“工程主义技术哲学”（米切姆，1994）的关注。这一关注的焦点是从把技术作为广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朝向研究现实技术的转变。它们反对经典的技术哲学充满了抽象和过分的悲观主义路径，于是一种从分析哲学传统和大陆哲学传统而来的更加注重经验化的技术哲学模式得以出现。有时候这一转变被称之为“经验转向”——类比于科学哲学中的“经验转向”（阿特胡斯，2001;卡洛斯和梅耶斯，2000）。它原初的目标是理解现实技术，不仅是在他们的本质和结构上，还有他们的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意义。

早些年，我已论证过这些“经验转向”代表了技术研究路径的典型转向（维贝克2005）。它突破了早期对于技术条件的过度关注。这一经典特性被称之为先验论，因为它与以可能性条件的术语来理解现象的先验哲学相伴生。经典立场不是聚焦于技术物自身以及他们的社会的、文化影响，而是倾向于把这些人工物还原到它们得以存在的条件，例如一种它们所需要的解蔽现实的特殊方式（海德格尔），或者来自其中并且侵犯本真的人类存在的巨生产系统（雅斯贝斯）。

“经验转向”成功地将技术哲学的焦点集中在技术自身。它既在分析哲学中又在大陆哲学中展开自身。一方面，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分析哲学家猛烈出场——快速扩展，通过进一步分析技术活动和人工物的本质和结构，进一步分析工程科学的本质和结构形成了与科学哲学平行的领域（皮特，1995；卡洛斯和梅耶斯，2000）。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元堪的兴起，科学哲学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指向大陆哲学的技术哲学受到了面向技术与社会关系路径的影响（拉图尔，1994；比亚克，1995）。在这些路径中，技术与社会的交织特性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技术哲学贴近技术现象的方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伊德，1990；芬伯格，1999）。

“经验转向”有其价值。因为它倾向于放弃批判性，放弃隐含在古典立场背后的活动精神。对现实技术和它们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关注最终导致了“描述主义者”的路径（拉特和罗伯特，2000）。STS和指向大陆技术哲学的经验开始被批判，因为它们放弃了过多的规范分析——而安德鲁·芬伯格的作品是很少的例外。一方面，聚焦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经验研究有时候成为目标，而不是朝向回答更广、更规范的问题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社会的交织特性使得对技术很难做出批判。如果社会，包括其规范框架，都是技术的一种产品，那么就伦理学在此中似乎就没有可为的空间。

伦理转向

在21世纪的前十年，来自经验转向的“描述主义者”羽翼渐丰，实际上它们是技术研究伦理维度的凸显。一个广泛的伦理分支领域出现了，包括纳米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生物技术伦理、工程设计伦理等等。技术研究的伦理维度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经验转向的结果。技术的伦理反思并非批判“技术”——经典技术哲学家经常这样做，他们认为技术对人性构成潜在威胁——而是指出现实的技术和技术发展。这一发展最好的例子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荷兰，三所技术大学的哲学系开始合作组成伦理与技术中心，其中大多数的荷兰技术哲学家都参与其中。

这一发展中令人感兴趣是更多的哲学家开始对把技术作为分析哲学的主题感兴趣。不过，尽管这一发展易导致对于“经验转向”中所获得的东西的遗忘，更主要是对技术哲学与STS密切关系的遗忘。尽管它的焦点在于现实技术而不是“大写的技术”，新技术方面的伦理兴趣却通常是从伦理理论、框架和原则开始，而不是来自技术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论，这也包含了技术与道德互相交织的特性。

例如，从富有STS特色的技术哲学看，集中在例如隐私、安全和自治领域的技术的伦理分析遗忘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价值的意义与在技术使用中对技术做出评估交织在一起。隐私、安全和自治的重要性和意义是由特殊的方式形成，其中技术赋予这些价值。从这一观点的经验哲学角度看，伦理学不能采取外部的立场，它应该从以前给予规范和价值的术语评估技术。伦理学应该意识到它自身也是技术产品之一。

将技术与道德之间密切关系加以考虑是复杂的事情。毕竟混淆技术与道德的界限似乎使得技术的伦理评估变得不太可能。如果我们需要分析伦理框架，我们要把伦理作为技术的产品，我们应该借助它们来评估伦理，我们越来越成为技术的奴隶。伦理反思的整体似乎具备了向技术说“不”的可能性。然而STS混淆了人性与技术的界限。伦理学难道不应该作为界限的捍卫者，保护技术过深地侵入人性领域吗？或者我们难道必须仅仅接受经验转向的主要教训是如果无法在人性与技术之间划分界限，技术与伦理毫无关系是否可能？

当然那不是经验转向试图完成的东西。放弃伦理学在技术领域之外的的外部优先权，并非意味着我们应将伦理学一起放弃。在社会和个体层面上，技术与人性密切的交织关系应该被看作是对这些交织赋予责任的动机，以及给予它们可希望的动机。并非让伦理学成为界限捍卫者，这一捍卫者决定了允许技术对象进入人类对象世界的深度，而是应该指向人与技术之间的交互质量。这不是意味着每一种交互形式都是值得期待的，我们也不应该简单地随意发展技术。但是这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存有这样的想法，道德和技术在规范反思中密切交织在一起。而且，在我看来，这些是哲学与技术伦理学面对的挑战。如何整合规范反思与经验路径？或者换句话说，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之后如何产生更多转向？（拉图尔，1992）

伦理转向之后的更多转向

为了第三个转向，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条是描述性路径，另一条是规范性路径。首先，需要进一步浓缩技术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过去几十年来，更多人重视物理性方面的伦理维度——这开始于兰登.维纳的《人工物是否有政治？》（维纳，1983）和拉图尔的《物质在何处迷失？》（拉图尔，1992）以及阿尔伯特.伯格曼的《物质文化的伦理意义》（伯格曼，1995）。最近，一些关于技术的伦理意义点考虑开始进一步推进这一讨论。（弗劳瑞地,桑德斯，2004,伊利斯，梅耶斯，2009；维贝克即将出版[①]，2011）。对技术伦理和政治意义的研究将是经验－哲学分析的丰富硕果，能够扩展技术哲学和伦理、社会和政治哲学的界限。

其次，需要进一步发展规范－伦理路径，它们并非聚焦分析技术的伦理维度，而是在于做技术伦理学。这样的双向转向的技术伦理学不能在技术评估中生存，至少不是在传统的语词意义上，评估需要基于被评估对象外部的基础。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出发点，一个更好的描述伦理学的概念是技术伴随（technology accompaniment），这一概念来自比利时哲学家吉尔伯特·霍特斯（霍特斯，1996）。这样一个伴随伦理学的关键问题不是我们应该在人与技术之间什么地方划出界限，而是我们如何在人与技术之间构建起相关性界限，事实上这总是人类生存的中心特质。我们需要不仅仅关注技术是否在道德上能够被接受的问题，而是直接指向与技术相伴随的我们的生活质量。

这样一个伴随技术的伦理学同时复兴了早期技术哲学中参与性的东西。因为它扎根于经验和伦理转向，伴随伦理学不但介入人自身，人需要保护自己被技术侵入，而且如何与技术共同舞动。其核心目标是伴随技术的发展、使用和社会体现。

伴随技术发展需要设计者的整体介入，寻求伦理反思的应用点，参与设计中技术的社会效应。并非将自身置于技术领域之外，这类伦理学参与到技术发展中。而且技术的伴随性使用和社会体现需要装置使用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充分的理解、参与和评估技术对于生活质量影响的框架。通过参与技术的社会体现，伴随伦理学也参与这样的方式，使用者帮助技术融入生活，在社会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帮助形成技术的地位。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劝说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领域。该领域由以特殊的方刺激人去行动的技术组成，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福德风（FoodPhone）。这是斯坦福大学发明的说服性技术。这类电话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刺激肥胖人士减肥。它要求使用者利用电话的照相功能对一天的食物照相。当他们把这些图片传给某一机构，他们就会接收到他们摄入的卡路里的数字。同时，他们能够计算整日他们消耗了多少卡路里。通过这种方式，电话帮助人们得到他们饮食行为的反馈以及对于他们体重的影响。

同时，这些劝说性效应也会识别人、食物与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一代福德风主要是对健康饮食模式产生预期效应，下一代福德风能够让吃东西成为压力性事件。此外，它能够刺激人们通过饮食模式来解释他们的健康，但却忽略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如锻炼的重要性。最后，对所有消费的饮食进行照相能够准确识别相应的社会关系。在伴随伦理学中，技术性劝说效应应在关于劝说技术的伦理决策中、设计中和社会嵌入中予以考虑,而非使用前给予规范，这种“行动”伦理学类型将关于技术的社会作用的整体研究和它们作用的伦理分析结合在一起。

将经验和伦理转向整合在一起，这在现实技术发展语境中变得越发重要。最近，人与技术的关系的通常结构是使用的结构。正如唐·伊德所给予的解释。这样使用的结构具有很多变量，从具身技术和阅读技术到作为我们体验背景与它们交互作用的转变。在信息技术中当前的发展导致了所谓的智慧环境，而这远离了伊德所提到的人－技术关系的框架。这样的环境，劝说性技术属于的环境，超越了伊德所说的“背景关系”。因为与我们行为产生积极的交互作用，它们通常不被我们所注意。不同于“使用”这些技术，我们“沉浸”于其中。在伊德眼界中，超越了技术具身化的是我们与它们融合，就如大脑移植、精神病用药、基因组学等当前“人类技术学”。在他们的物理和心理存在层次上，越来越难在人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

因为这样的技术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好的生活”、“作为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产生重要影响，伦理学即伴随这些技术需要在伦理与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例如前植入式诊断能够减轻疼痛，因为严重的疾病可以在症状期之前被诊断出来。同时，这些技术的存在能够影响社会规范，人们越来越需要对有着严重疾病的孩子的出生负责，这总是唐氏综合症孩子的父母所碰到的事情。深度脑刺激（DBS）——在脑的深部植入电极——在特殊的领域修改脑部活动，帮助减轻例如帕金森病人的症状，这些能够对病人的人格产生较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能够导致人们产生不同的观点，做出不同的选择，而这些是这样的技术产生之前所完全不同的。这些不仅仅是边际效应。深度脑刺激技术的使用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选择成为不同的人，这主要靠物质性来干扰他们的自由和意向性。

因此，为了发展、提高和使用类似前植入诊断技术、深度脑刺激技术，我们不能仅仅应用所谓的前伦理标准，更需要调查这些技术对于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两类人类学技术的例子显示出对技术好的伦理讨论应该将技术与哲学人类学的分析交织在一起，将技术与对人类主体性的影响的哲学人类学分析交织在一起。考虑这样的问题成为了对当前发展技术承担责任，主要问题不是这些技术道德上可接受度。而是我们想在做出怎样的人。

这些问题似乎有些傲慢，难道它不是一种过分自信的表现吗？这种思考使得我们如我们所喜欢的那样修补人性。但是事实上，询问这样的问题仅仅是让我们对技术承担责任。它不是拒绝询问非伦理的问题，因为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伦理权力的重要地位。技术发展自主前进，因此伦理学家要对这些发展采取必要的指导，并非询问治过动症的药、羊水检查、修复技术和深度脑刺激是否在伦理上是可接受，它更多地开始思考如何将这类技术嵌入社会。只有当理解了人类存在、社会和文化的中介特性才能够去做，只有当发现了与中介关系的伦理关系时才能够去做。例如，整合经验转向与伦理转向。

这种转向是主要的挑战，因为它对于例如伦理理论、哲学人类学、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等多重哲学分支具有重要的意义。伦理理论需要找寻到将技术的道德意义概念化的方式，将道德框架和技术发展交织特性概念化的方式——字面上看是整合技术与人的交织关系。政治哲学需要发现一种方式去处理技术对美好生活所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以及我们需要对提出的美好生活的问题进行公共讨论。毕竟这可以还原到私人领域。还有形而上学应该发展理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新的方式。现象学的非现代主义者的指向和显示主体与客体在杂交式的形而上学中交织在一起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已经做了重要工作，但是它们现在也触及到尽头。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方式，去谈论主体和技术对象，无需求助于现代主义者在功能对象世界中的自主主体，无需使得理解技术影响人类主体性变得不大可能，无需使得理解人类如何对技术尽责变得不可能，这些会成为令人激动的前景。

参考文献：

Achterhuis, H.2001. American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 The Empirical Turn (trans. R. Creas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ijker, W.E.1995. Of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and London:MIT Press.

Borgmann, A.1995.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in: Technology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 Feenberg and A. Hannay, eds., ,Bloomington/Minne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85-93.

Feenberg, A.1999. QuestioningTechnology. London: Routledge. Floridi, L. en J.W. Sanders. 2004. On the Morality of Artificial Agents. Minds andMachines 14:3, pp. 349-379.

Hottois, G. 1996. Symbool en techniek. Kampen / Kapellen: Kok Agora / Pelckmans.

Illies, C.F.R.,Meijers, A.W.M. 2009. Artefacts without agency. The Monist, 92(3), 420-440.

Kroes, P. andMeijers, A. (eds.) 2000a.The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msterdam:JAI.

Latour, B.1992. 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Easing Science Studies into theNon-Modern World. I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 Ernan McMullin, ed. pp.272-292. Notre Dame: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1994. ‘On Technical Mediation -- Philosophy, Sociology, Genealogy’. In: Common Knowledge 3, 29-64.

Light, Andrewand David Roberts, ‘Toward New Foundations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Mitchamand Wittgenstein on Descriptions’. In: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9(2000): 125-147.

Mitcham, C.1994.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 The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Chicago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Verbeek, P.P.2005.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Verbeek, P.P.(forthcoming,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注：和前面的文章发表在一起发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