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领域中的物转向及其本质[①]
 
                         杨庆峰  闫宏秀
 
  摘要：物转向是当前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伦理学中“物伦理学”、符号学中的物体语义学、分析哲学语境中的人工物研究等等都是这一动向的展现。但是物转向的实质却不相同。在科学技术哲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其摆脱先验研究路向，关注经验研究；在伦理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物的伦理性；在生存哲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开始摆脱理性传统，关注身体研究。现象学的物转向意味着摆脱先验意识，关注语境。物转向可以看做是对传统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回应。
  关键词：物   现象学   科学哲学   技术哲学

 拙文发表在《哲学分析》2011年第一期

 
     哲学史上“存在与思维”是基本的二元对立范畴。在物的存在维度上，这一对范畴具体化为“物质与精神”或“物质与意识”；在人的生存角度而言，这一对范畴又具体化为“肉体与灵魂”或者“身体与心灵”。从柏拉图开始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均贬斥前者而弘扬后者，“物”始终被隐藏着。一直到现象学，“物”受到的关注逐渐表现出来的。1900年，现象学家胡塞尔提出了“回到事物自身”这一口号；随后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对“物”曾进行过多次讨论。60年代罗兰.巴尔特、鲍德里亚等人关注着物意义的阐释。90年代唐.伊德提出了“后现象学”这一口号，21世纪荷兰学者维贝克提的“物伦理学”更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研究。那么如何看待哲学领域中的“物转向”现象？

                        关注事物：现代哲学的趋向
    可以说，在物的理论上，存在着认知传统向现象学生存论传统的转变。[②]这一“转变”使得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住西方哲学关注物的特征和动向。在海德格尔之前，物分析均基于“物之属性”展开，也就是物分析的认知传统；在海德格尔之后，物分析均基于“生存论”展开，即生存论传统的形成。有意思的是，现代技术哲学比其他领域如认识论、形而上学有效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因此，我们需要从海德格尔的物分析开始。
    海德格尔对“物”（thing）的关注是非常显著的，在《存在与时间》（1927）、《什么是物》（1931）和《技术的追问》（1950）、《物》（1950）等作品中都体现出他对于“物”的关注。“物”成为众多物追问的基础。《存在与时间》中的“锤子”、“话筒”、《技术的追问》中的“圣杯”、《筑.居.思》中的“桥”、《物》中的“壶”等等都是海德格尔所钟爱之物。早期他的物分析开启的是此在生存论的视野，“用具”（Zeug）基于此在之“上手与在手”区别，上手之物乃在手之物的基础。晚期他的物分析则超越了此在生存论，而是将更宏大的“天地神人”之四方整体带了出来。追问模式是“X是物吗？”。无论怎样不同，在他的分析中，关注物的有用性[功能]成为最主要的特征。
海德格尔之后，对物分析开始出现了分歧，唐.伊德、格瑞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拉图尔（Bruno Latour）、维贝克（P.P. Verbeek）等人从不同角度延续了物分析。
    伊德，后现象学流派的开拓者。“回到事物自身”成为国际技术哲学的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伊德通过“后现象学”这一口号所表明的是自身回到事物自身。postphenomenology:Essays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1993）和Bodies in Technology（2002）确立了其后现象学的思想，在这些著作中，后现象学将自身对物的关注表现出来。随即他开始把这一思想向世界推广，2004年、2007年唐.伊德两次来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以《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2008）为名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真正将伊德的“回到事物自身”原则确立了起来，而且首次让中国学者所知晓他的后现象学思想。这期间2006年他的学生伊万.森林格（Evan Selinger）编了Postphenomenology，这部书将世界范围内关于后现象学的看法整合起来。可以说，后现象学所表现的最大趋势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开始贯穿到物中。伊德的物分析主要是基于意向性概念进行的。他所分析的物如眼镜、温度计、ATM机以及冰箱。这种分析的结果直接产生了技术现象学最重要的成果：中介性意向以及各种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样式。[③]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在人与非人因素之间做出了区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遵循“思想与物”对立的传统，没有遵循自然物与人工物区分的传统。他的物是与人相区别，而不是对立。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称性原则的指导下，人与非人的因素都成为了行动者。
    格瑞汉姆.哈曼毫无疑问是海德格尔物分析的最直接的继承者，他从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进入到物的分析中。他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关于技术的解释学式的现象学来说，要解答物具体意义的问题，这（工具分析）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出发点。”[④]
    维贝克出对于技术哲学中的物的理解遵循着西方的传统，即认为自然物与人工物之间存在着区别。《物何为：对技术、行动体和设计的哲学反思》的出版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这本书被看作是对物进行追问的集中表现。“他通过追问恰当的问题实现了这一点：人工物在技术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物对于我们有着怎样的影响？他们应该怎样被设计？”[⑤]他对于物的关注则是受到后现象学传统的影响。我们知道荷兰在国际技术哲学界掀起了一股经验转向的潮流，表现在技术哲学领域内注重经验研究。在此传统影响下，维贝克也开始了他的个人转向，从先验取向（transcendental orientation）转为语境取向(contextual orientation)，运用他自己的术语，即物性转向（thingly turn）。
   在语境取向中，他逐渐开始关注物的道德性问题。他认为伦理学应该扩展到物上。“物，在伦理学核心应该拥有一席之地。在技术文化时代做伦理学意味着我们承认物，象人一样，属于道德共同体。物可以携带道德性，因为他们有助于形成人类自身的行为以及解释现实。道德决定并非由自主的主体做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化环境也共同形成了决定的产生。”[⑥]可以说他的观点是对传统伦理学的一种反对，19世纪的伦理学的核心观念是只有人才有道德。“作出这种分离的人，忘记了只有人才能够有宗教，禽兽没有宗教，也说不上有法律和道德。……须知只有人有宗教、法律和道德。也只有因为人是能思维的存在，他才有宗教、法律和道德。”[⑦]维贝克提出的关于物的道德问题让我们很容易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关联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伦理学应该扩展到非人的环境、自然之上，特别是动物伦理学更是明确提出要将伦理学扩展到动物身上。可以说，维贝克的观点与动物伦理学理论的一致之处在于要求将传统的伦理关怀扩展到非人的对象上，如自然物、物、动物。[⑧]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之前的物分析其实质是属性分析；海德格尔所开启的物分析其实质是有用性[功能]分析并开启生存论视域和超越论视域；可以说，在上述两个阶段其连贯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两种物分析范式——属性范式和功能范式——之间的变迁。但是，海德格尔之后诸如伊德、维贝克等人的物之分析却无法上升到此维度。他们的物分析其实质至多是物分析的经验性、语境化表达。

                关注物：物转向的指向
     那么，物转向的所指究竟为何？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海德格尔关注锤子、圣杯、壶和农鞋；唐.伊德关注眼镜、温度计；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为他们的所指一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物分析最终指向的是此在以及超越境遇；对于伊德来说，就完全不同了，物分析最终所指为人、技术与世界的关系变更样式。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物分析。
    我们首先需要对“物”之概念本身给予了解。表达“物”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哲学通常用objet来表达事物或物。如罗兰.巴尔特的《物体语义学》和鲍德里亚的《物体系》中的“物”皆为object。但在德国哲学中，我们看到“物”的德语是Ding或Sach的翻译，这个词英文译作thing。整个近代哲学都基于思维与物的对立。“这种思维与事情（Sache）的对立是近代哲学兴趣的转折点。”[⑨]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这一区别来自康德，“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划分，康德基于对道德自我的分析，依然确认了这个划分，人（Person）和物（Sache）之间的划分。依照康德，人和物都是res[拉：事物]（最宽泛意义上的东西），都是具有实存、实有着的东西（Dinge）。”[⑩]这二者的含义是不同的。根据《海德格尔辞典》，作为事物的物不同于事实的物。“Ding,’thing’,is distinct from Sach,’thing,’(subject-)matter,affair.Sache,like the Latin res,originally denoted a legal case or a matter of concern,while Ding was the ‘court’or’assembly’before which a case was discussed(D,166ff./174f).”。[11]根据解释论的观点，“事物（Sache）这一概念首先由与其相对的概念——人——来标识。物与人，这一对立的意义最初存在于人对物的明显的优越性之中。”[12]这个概念与罗马的法律中的res存在的相似之处是指法律事实或者关心的事务，当然“物（sache）这个概念比罗马的法律概念res（物）反映更多的内容。”[13]而“物”（Ding）则是指使得事件被讨论的场所。“事物一词与古德语‘Ding’相关，不仅表达物质化的对象，还有“汇集地点’或者‘导致汇集的某物’”。[14]
    如果说，普遍哲学中的物与思维对立。在技术哲学领域，物更多的是人工物或技术物（arefacts）。那么，在技术哲学传统中，“技术物”或“人工物”是否有着相同的限定呢？我们发现情况完全相反。
    技术哲学传统中的存在人工物与自然物的区分。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提出来的三个床中木匠的床即是人工物的例子。“柏拉图以床为例，提出床的三个含义“一个是理念上的床，具有本质意义；一个是木匠造的具体特殊的床，是本质意义上的床的影像；还有一个是画家画的床，它是床的影像的模仿。”[15]亚里士多德从物存在原因角度给出了人工物与自然物的区别。“凡存在的事物有的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的则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床、衣服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在它们各自的名称规定范围内，亦即在它们是技术制品范围内说，都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变化的冲动力的。”[16]“技术物”或“人工物”恰恰意味着人与物的相融而非对立。在这里，人的目的、需求成为技术物、人工物存在的原因。从他们这里，逐渐生发出一种抑物的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西方哲学家认为技术物具有较低的本体论地位，一些哲学家走得过远甚至宣称真实意义上‘船、房屋、锤子’等等这样的人工物不存在。”[17]
   从上述概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哲学的物分析基于“人（事情）与物”的对立；所以在重人抑物的传统中“物”被遗忘，以至于淡出。只有随着对传统哲学批判的加强，“物”的维度才开始被关注起来。如伦理学扩展到“物”之上；对“身体”维度的关注等等都是被抑物重新受到关注的过程。技术哲学中的物分析则基于“自然物与人工物”的对立，这充分表明技术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联与冲突。从关联角度看，无论是自然物还是人工物，都基于非人的物；从冲突来看，人与物的对立在技术物”或“人工物”消解并表现为人与物的相容。

      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中的物转向
    物转向并非仅仅限制在技术哲学中，而是在其他哲学分支中都有所体现。如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伦理学等。甚至无视物的分析哲学也开始关注物。
   分析哲学对于物的研究主要表现从技术本体论角度对技术物（artifacts）的研究。这主要从Techne电子期刊2009年春季曾经刊发过一组文章可以看出来。这组文章主题是“分析的形而上学中的人工物”（Artifacts in Analytic Metaphysics）。Wybo Houkes、Pieter E. Vermaas等多人发表了不同的文章。[18]在“分析形而上学中的人工物：导论”中，作者Wyhbo Houbkes描述了分析哲学领域内人工物研究的状况。他认为分析哲学中有两种分析技术物的视角。其一是分离视角（detached way）；其二是包含视角（involved way）。二者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关于人工物的分离视角与包含视角内在地有联系的。”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形而上学占主导地位、非专业性和功能聚焦。”他提到诸如David Wiggins、Lynne Ruder Baker, Van Inwagen和Dipert,R.R等分析哲学家，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对技术本体论的问题做出了探讨。这一文章和其他文章将分析哲学中对于人工物的关注给予了粗线条的描述。这无论对于技术哲学还是分析哲学领域来说都是新的，很少为学者所关注到。特别是在国内技术哲学界对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和技术工具论等问题研究争论较多的时候，技术本体论问题一直因为若干原因沉寂着，有待于挖掘。
    科学哲学对于物的研究更多体现在伊德、维贝克等人的研究中。这取决于科学哲学自身的传统。一般说来，科学解释的传统基于“理论”而形成，更准确地说是基于科学语言形成。如卡尔纳普、波普尔等传统科学哲学家对于理论和命题的关注；后来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展开的批判也是基于理论的传统来实现自身。这无疑证实了“科学解释传统的基点是理论”这一观点。其实质是科学解释传统将自身确立在科学语言之上。这一传统也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随后所发生的事情正逐渐改变着旧的科学解释传统，也恰恰是在这种转折点的描述中隐含着新的科学解释方向。这就是逐渐摆脱语言和理论的束缚。它从三个不同的维度表现了出来。第一个维度是科学自身的趋势；第二个维度科学哲学的外部的某些变化加强了这一趋势的发展。第三个维度则科学哲学内部所出现的一种趋势。
    科学内部趋势，也就是科学家自身所意识到的变化。怀特海是最明显的代表。他明确地将科学所研究的东西确定为“对象”（object）。他指出，“科学的目的是要探索统治各种事件——对象被发现处在事件里——中对象表现的规律。对于这种目的来说，我们主要可以集中于两类对象，即我所谓的物质的物理对象和科学对象。”[19]如果我们认为他所说的“对象”是与主体无涉的存在物，那么我们就错误了。怀特海明确地指出，对象是“在感觉—意识中显露的存在物”，当然对意识—感觉的起源问题我们一无所知。他指出，“换言之，被作为根据的东西是：感觉—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感觉—意识。”这完全符合现象学原则，因为按照胡塞尔现象学的观点，“但是，意向性这个词表示的因此正是意识的这种一般的根本性质——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总是作为在自身中担当起它的我思对象的我思。”[20]如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怀特海而言，对象是在感觉--意识中被构成的。
    科学哲学外部主要是源自现象学传统且对科学意义的追问或者科学起源的追问。如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海德格尔的现成之物理论以及伽达默尔的科学世界观念都是这种逻辑的最好表现。尽管提出了生活世界的理论，但是胡塞尔基本上还是将注意力放在先验意识上，所以在他那里这种外部的变化并不明显。从海德格尔开始，这种变化的迹象变得显著起来，开始扣问科学哲学的传统。海德格尔现象学对理论地位的反思导致了理论从“原初性”的规定中分离了出来，并且摆正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从根源摆脱传统的束缚，意指为理论重新奠定基础。这种做法开始取消了语言和理论的原初地位，颠覆了科学哲学原有的出发点——理论，将理论的源泉给予揭示。
科学哲学内部，即指科学哲学家关注点的一种变化。由伊德所掀起的后现象学为科学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向：对于科学研究过程中工具的关注。[21]还有拉图尔所开启的对于网络问题的研究中，将物的问题导引了出来。技术哲学中的趋势也是明显的，如P.P.维贝克构建起物的体系，他的“物何为”就是如此表现。

                          物转向的实质
    整个科学技术哲学届已经历众多转向，就科学哲学而言，存在着语言学转向、历史转向、社会学转向等动向；就技术哲学而言，存在着先验转向、经验转向。如何理解这种物转向呢？在科学技术哲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其摆脱先验研究路向，关注经验研究；在伦理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物的伦理性。在生存哲学中，物转向意味着开始摆脱理性传统，关注身体研究。
    关于技术的理解上，存在着三种立场：内在主义（Internalist）、外在主义（Externalist）和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内在主义则强调从技术发明者、工程师等角度探讨技术，也就是米切姆所说的的工程主义；外在主义将技术与社会看作是两个分离的系统，这一立场所关注的问题如技术接受问题、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如米切姆所说的人文主义。第三种立场即语境主义，即,调技术仅仅在某个语境中才是他们所是的东西。可以说，我们上述提到的现象学家都倾向于语境主义。那么，我们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物转向所涉及的若干人物中，在什么程度上他们属于语境主义者？当海德格尔指出锤子、农鞋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是其本身时，当他指出我们只有在用中才达到与这些用具的始源关系，我们可以初步断定他属于先验的语境主义者。“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的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的越始源，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作为用具来照面。”[22]“田间的农妇穿着鞋，只有在这里，鞋才存在。农妇在劳动时对鞋想的越少，看的越少，对它们的意识越模糊，它们的存在也就益发真实。”[23]这些都说明了以“操劳寻视”方式表现的先验语境主义。不同于海德格尔，维贝克与芬伯格、卡普兰等人直接就表达了自身与语境主义的关系，他们都对技术的语境化解释非常器重。“我们需要一种关于技术的语境化解释，它严肃地对待这样一个事实：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影响是由历史发展、物质化环境和伦理的、审美的意义共同形成。事实上，这种语境论形成了我在‘物可以做什么’书中发展出来的后现象学路径的核心。”[24]如此，可以看出，他们基于使用语境中阐述着技术。这一语境不仅成为经典现象学家进行物分析的特征，更成为后来学者进行分析的前提，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伽达默尔、布尔迪厄等人在使用语境的基础上将游戏的因素给予突出。“现象学生存论的传统对“使用”所做出的突破在于将使用的功利主义色彩给予摈弃，而是将隐含在其中的游戏、玩耍等因素给予充分地发挥。”[25]
     那么现代技术哲学中的“物转向”其实质如何看待？事实上，以物为转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现象实际上是技术哲学领域内经验转向的纵深表现。我们知道，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开始于20世纪末。“1998年荷兰代夫特大学P.克罗斯和A.梅莱斯提出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研究纲领。”[26]即便是后现象学以物为对象，他们所指物多为人工物（artifact）或者技术物体（Technological Object）。只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哲学中的“物转向”更多的是表现为以物为对象，诸如科学研究中关注非语言的因素，如工具、仪器等；如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中，采取的对称性原则中对非人的因素（nonhuman）。很大程度上，这种转向带有科学的色彩。所以说，物转向是技术哲学研究经验转向的纵深发展。
那么如何理解科学哲学中的物转向？传统的科学解释只关注理论和系统命题，而这些东西最后被还原为语言层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在科学哲学中有着怎样的一段辉煌的历史。如今，到了该走出阴影的时候了。21世纪的科学解释应该有一种超然的视野，关注到所发生的悄然迹象：物转向（thingly turn）或物质化转向（material turn）。[27]然而，我们看到，西方思想家，如唐.伊德、维贝克等所提出的“物转向”其含义需要给予批判对待。我们需要意识到，唐.伊德为我们所呈现出的工具化维度或者物的维度使得我们逐渐看到物取代了理论；Davis Baird给我们揭示出thing knowledge这种知识形态，使得物开始进入到科学解释的方方面面。这也许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种存在于科学解释上的变化。
    最终，如果摆脱各个学科的局限，我们会发现物转向有着其深远的背景，它基于“人—物”的对立，是对以人核心的传统的反叛。所以就可以理解物伦理学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对传统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学的反对。这种反叛在于重新弘扬物因素。如果这种趋势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可以断定：我们对物转向的理解应该放置在更宏大的背景上看待：这就是科学解释已经开始关注其中非语言因素作用，物转向只是一个开端，更细致的非语言因素，如科学图像、科学工具等亟待进一步地挖掘。
 
 
                   




[②] 杨庆峰.有用与无用：事物意义的逻辑基础[J].南京社会科学.2009（4）：38-42.
[③] P.P. Verbeek给出伊德的四种关系的描述，如体现关系、解释学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具体见Peter-Paul Verbeek, What Things Do: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gency, and Desig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24-127.
[④] Andrew feenberg.. Peter-Paul Verbeek:Review of What Things Do. hum stud(2009)32:226
[⑤]David M.Kaplan.What Things Still Don’t do.hum stud(2009)32:229-240
[⑥] Evan Selinger (Editor).2006.Postphenomenology: A Critical Companion to Ihd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127.
[⑦]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8页、39页。
[⑧]与他相似的还有Lucas D. Introna，他在 Ethics and the Speaking of Things中探讨物的伦理学的可能性。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6, No. 4, 25-46 (2009)
[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7页。
[⑩] 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11] Michael Inwood,A Heidegger Dictionary,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9,199-200.)。
[12] 林治贤编，伽达默尔选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
[13] 林治贤编，伽达默尔选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95页。
[14] P.P. Verbeek.Let’s Make Things Better:A Reply To My Readers. .hum stud(2009)32:260
[15] 王德伟，人工物引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16]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3页。
[17] Lynne Rudder Baker. The ontology of artifacts.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Volume 7, Issue 2 June 2004 , 104.
[18] Special Issue: Artefacts in Analytic Metaphysics.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SPT/v13n2/
[19] 怀特海，自然的概念，张桂权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20] 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张宪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21]杨庆峰，伊德工具实在论的理论内涵及悖论分析，东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81页
[23]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第253页
[24] P.P. Verbeek.Let’s Make Things Better:A Reply To My Readers. .hum stud(2009)32:252-253.
[25] 杨庆峰.有用与无用：事物意义的逻辑基础[J].南京社会科学.2009（4）：39
[26]王德伟，人工物引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7]物转向，thingly turn，并不是由伊德提出来的，而是P.P.Verbeek，他提出thingly turn(What Things Do: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Agency,And Design,2000),但是，有时候，他又使用material turn（Postphenomenology:A Critical Companion To Ihde,2006）。可以看出，后一个概念主要受到唐.伊德的影响，伊德曾提出过“物质化的解释学之概念”，material hermeneutics(2003)。